■丁家桐
书籍是没有生命，也没有情感的。读过的书，读不懂的书，束之高阁是正常现象。只是，有故事的书不一样，它会变得既有生命，又有情感。它会被你刻意地放在身边，触手可及的地方，风晨雨夕，为你解忧解惑，如晤故人。也许不幸它丢失了，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它却始终生根在你的记忆里，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说几本书吧。
长篇小说《牛虻》，英国作家伏尼契的作品，写的是笔名牛虻的革命者，在19世纪意大利革命中浪漫而激情的悲壮故事。获书的年月是1949年的岁末，参加工作不久，某日熄灯哨吹过，有人悄悄喊我去参加一个会。那时候苏南解放不久，党团组织均未公开。老同志告诉我，我的入团请求被批准了，夜里宣誓。她又指着一个与会的高高大大的北方青年说，这是上面指定的介绍人。介绍人叫汪允熙吧，热情而老练，过去从未接触过。介绍人知道我，说我喜欢文学，便从布包里抽出一本旧书《牛虻》，说是见面礼。建国初年人员流动频繁，不久，介绍人便去抗美援朝了。匆匆岁月，抗美功成，但汪君何处？人海茫茫，再无消息。《牛虻》伴我近，革命加恋爱的血与火的故事烂熟于心，经历“文革”动乱，这本书今已遍寻无着了。
第二部书便是《鲁迅全集》。上世纪50年代进入教坛，深知积学不丰，名难副实，于是计划每周买一本书，精研细读，充实自己。只是余钱有限，一周一书只能买点薄薄的册子，买不起鸿篇巨著。某日见新版《鲁迅全集》上架，洋洋大观，成套出售，痴心仰望，逡巡不已。教场街头古旧书店一位店员，枯黄瘦削，蓝布中山装上戴两只黑色大袖套，为人和善，知道我的心思，为我从回收的旧书中，凑齐一套《全集》；但精装简装不一，而且已有若干批注印记。他答应可以打折，还可以分期付款卖给我。我于惊喜中又有点犹疑，他却耐心告我：真正的读书人，是只注意内容，不讲求外表的。这位大哥的点拨与关切使我振奋，于是那两年精读迅翁杂文并诞生两篇论文成果，陆续面世。兴奋之余，携杂志去书店拜访大哥，想说点感谢之类的话，意外的是，店已改装，大哥已不知去向。惭愧的是，至今尚不明这位大哥的名姓，只是有时翻阅《全集》时，脑海里便泛起那黄瘦而和善的面庞。
再有一本书，便是《罗亭》了。“文革”降临，满街红绿走旌旗，造反派到处查书，往日读书藏书、清高自许的人，心惊胆战。某日，戴红袖章的人光临寒舍查书，查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罗亭》。年纪大一点的说：这是苏修的书，要没收；我说作者是旧俄时代的人，那时还没有苏联；年轻的说：书里的人物不是姓罗吗，和“彭陆罗杨”里那个姓罗的关系，要仔细查查。哭笑不得，无意辩白，于是《罗亭》等一批书被带走了。天翻地覆，书籍重归，但《罗亭》不见了。风晨月夕，一个没落的贵族，一个思想激进而行为怯懦的知识者，一个历史悲剧形象，经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权当罗亭姓罗吧，罗兄罗兄，你在哪里？
还有一部《论语别裁》，的书于70岁那一年。那一年参编一套丛书，结识了少年才俊常君再盛，书便是常君的祝寿礼品。书籍来往，起先并不在意，后来细读，才明白这是南怀瑾先生的讲课记录，约70万字，才明白这是大陆“批林批孔”时代的另外一种声音。渐渐地，我熟悉了另一个孔夫子。读书是要悟的，我终于明白：历朝历代、古今中外所阐述的孔夫子是不一样的，时代的追求、社会的需要、集团的利益、学派的影响，烙印处处都在。古为今用，人为我用，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法则。孔夫子也无可奈何。常君惠我，是希望我晚年眼界放宽一点，再放宽一点。心有灵犀，彼此终结忘年交，成为可以说说真心话的朋友，人生难得。于是，这本书放在身边，朝夕相晤，成为良师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