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学
当时，我上的是镇上的一所小学，离家有二三里路。每天我都是自己步行去学校，因为同村的小孩都在村里上。有段时间，我还上过“夜校”，就是晚上去上自习。当时街上没有路灯，黑咕隆咚，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打着手电筒走夜路，很是吓人。那时，一段路，在我心里分了三段，刚出家门的一段，离家近，有村里人，不怕；拐过弯，看到学校时，不怕；只有镇上的一段小黑胡同，每次通过，我都会高度紧张，屏住呼吸，生怕有人会窜出来“截路”。每每通过之后，都会大舒口气，庆幸一番。
学校教室里，大家都是用的煤油灯，好一点的是汽油灯，戴玻璃罩，可以调火的那种。现在想想，那种线头捻子和煤油、汽油混合燃烧的味道，还是那么的清晰可闻。伴着微弱的灯光和升起的缕缕黑烟，一个小人跪在椅子上，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的情景，定格成生命中一幅美丽的画卷。。。。
有次，爷爷带回家一盏马灯，带封闭玻璃罩的那种，在那个年代，绝对算的上豪华版了。我曾拿着去夜校炫耀过。
我们学校的校舍只有两三间屋，很简陋，由于桌椅板凳不够，我们都是三个人一张课桌，所以每个人只能把右胳膊放在桌上。班里有个同学，是个左撇子，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放左手在桌上，这样就会与其他人的胳膊“打架”。每次同学就会“举报”，老师会拿个教鞭抽打他，逼着他改右手，生生地把左撇子改掉了。放学后，最刺激的游戏是打坷垃仗（用土块作子弹，对打），两拨同学，划开界限，准备好子弹，分立两侧，一声令下，群起攻之，直打的满头疙瘩，遍身泥土，也不在意。
我曾经和两个很奇特的女孩同过桌，她们用现在的词，绝对能称得上“奇葩”。一个是俊女孩，长得很清秀，很有性格，也很有“功夫”。她能连着打一百个“旁练”（双手着地空翻），后来我去城里上学后，给同学讲这事，同学一个也没信的。但事实的确如此。我一个也翻不了，但她翻起来就象走路一样轻松。其实这是事出有因的，我们老家是个杂技之乡，有个村子，大部分人都练杂技，现在山东省杂技团的主要班底，就是我们那的，曾经夺得过杂技项目世界金小丑大奖。这个女同学是杂技之乡的孩子，这个自然不在话下。更吓人的，是她的性格。有一阵子，也不知因为啥事，她赌气玩自残，说不想活了，谁给她纸团，她都会嚼吧嚼吧生吞下去，看的人目瞪口呆。
还有一个丑女孩同桌，头发总是蓬乱，衣服总是破旧，人很邋遢，这还不要紧，关键她脚上长了“六指”，夏天穿凉鞋，露出来，挺吓人的。她的父亲是三乡五里很有名的一个跑江湖耍气功的“把式”，我看过他的表演，最后一个节目通常是，找一个人用汽（猎）枪，开枪打他的肚子，绝对的刺激、吓人。通常是他摆几个pose，发好功，迎接汽枪，象个雕塑。砰的一声枪响，雕塑倒地，被冲击波击倒，但几分钟后，他会拍拍土爬起来，拱手作揖，安然无恙。我相信气功，但更相信枪。之所以表演这么刺激的节目，更多的还是为了生计。
那个年代，流行看画书（小人书），但在农村，画书很稀少。有次，也许是我帮助过这个丑女孩什么，她竟然答应送我一本非常好看的画书《画皮》，这是份大礼，把我激动的不行。后来让我放秋假时作为礼物，送给弟弟了。
那个年代，体罚是家常便饭，天经地义，没人提过异议。我在班上属于听话、学习好的，所以挨鞭的时候不多。只有一次，大约上二、三年级，我们四五个学习比较好的孩子去野地里玩，时间没把握好，迟到了。我们的女老师，姓刁，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叫到讲台，让我们伸出左手，逐一鞭打，我们的小手立马肿了，其中也包括刁老师自己的孩子。后来换的男老师，体罚力度更大了。女老师用教鞭，男老师则用板凳腿。班里有个孩子特别调皮，挨板凳腿最多，记得最多的一次能打上百下，屁股肿老高。老师一般不会亲自动手，而是让班长执行，或者两个受罚的孩子对着打，这样拉仇恨，往往一个比一个更狠。体罚，也算是“算你狠”了。
上学时，还发生过一件与“守纪”、“诚信”有关的事。有一天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乡村的土路变得泥泞不堪。奶奶对我说，下这么大的雨，没法去上学，就不用去了。我坚持认为，老师没有通知，必须得去。任凭奶奶好说歹说，我都听不进去，一门心思要去上学，奶奶拗不过我，只好由着我。我披着雨衣，穿着胶鞋，顶着风雨，踩着坑洼泥泞的土路，步行了两三里路，按时赶到了学校，鞋子和衣服全湿透了。到校后，却发现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原来同学们都知道这样的大雨不会上课，因而都没有来。正当我孤伶伶地站在教室门口时，住在隔壁的刁老师发现了我，一面为我来上学而惊讶，一面为我的守时守纪所感动，马上把我喊到她家，把我淋湿的衣服换下来，换上了她儿子的衣服，并留我在她家吃了午饭，并且第二天在全体小朋友面前表扬了我。那时，我觉得好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