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世界查明的语言一共有5651种，此外还有一部分不被视为独立语言的方言。我国的56个民族中回族和满族一般和汉族一样通用汉语，其他53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31个民族拥有自己的书面文字。社科院编纂的《中国语言地图》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区、粤语区、吴语区、客语区、闽语区、湘语区、赣语区、晋语区、徽语区、平话区十大方言区。
受地理阻隔、人口迁徙等因素影响使各方言区内部也存在语言差异。官话区是汉语方言区中分布地域最广的，如今大约73%的汉族人口使用的是官话方言。所谓官话方言是指古代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方言向各地扩散形成的：长江以北除山西外的汉族聚居区、长江下游镇江、南京北部及皖南部分沿江地带、除东南角以外的湖北大部、西南地区的汉族聚居区大多属于官话区的范畴。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也形成了一些与主要官话区域相隔绝的官话方言岛：海南岛崖县、儋县的“军话”，福建南平城关的“土官话”，长乐洋屿的“京都话”等都属于这种例子。目前全国使用汉语官话方言人口在7亿以上，不过各地的官话方言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官话方言又可以具体细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如今的四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西南官话分为川黔、湖广、川西、云南、桂柳6片。这6片方言区又细分为22小片方言区。这22个小片方言区的存在是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见证。如今的直辖市重庆在历史上与四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重庆和四川使用的其实是同一种方言。如今的四川省约有8341万人口，如果将重庆市的三千多万人口也计算在内，那么整个四川方言区的总人口当在1亿人以上。
四川方言区这上亿人口中几乎99%以上的都是由外地迁入的，事实上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大省。1929年一位普通的四川农民燕道诚偶然间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后来经过发掘与考证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古遗址终于得见天日。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远古时期的事实上在远古时代的四川地区一直存在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并存的古蜀文明。
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写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就是关于古蜀国早期历史的叙述。古蜀国主要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境内。当时在四川盆地东部（今重庆市）有一个和古蜀国一样历史悠久的古国——巴国。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当时江南地区由于存在吴、越两个国家，所以被称为吴越之地。四川盆地由于存在巴、蜀两个国家而被称为巴蜀之地。尽管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今天川渝地区的人90%以上都不是古蜀人、古巴人的直系后代，而是在后来的历次人口迁徙中来到这片土地生息繁衍的。战国时期秦灭巴蜀后迁入四川的秦人与土生土长的蜀人、巴人日渐融合。在此之后四川又先后历经了多次移民高潮。
东汉末年益州作为远离中原战乱之地的大州先是吸引了身为汉室宗亲的刘焉、刘璋父子率部入蜀。建安十九年（2）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了益州，刘备部下的十万士民也随之进入蜀中。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三次变乱均引起了中原百姓为躲避战祸而大规模南迁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四川也和江南地区一样成为接纳中原移民的一个重要地区。
不过真正奠定今天川渝地区人口结构的还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名为“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徙。两次“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些外省移民成为了今天大多数四川人的祖先。我们今天的四川方言、川剧、川菜都是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李白、苏轼所品尝到的古川菜和我们今天的川菜完全不是一回事。
今天的四川方言也和李白、苏轼时代蜀中的方言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今天川渝地区的人口结构就是由这两次湖广填四川所奠定的。两宋时期四川的税收收入有时竟达到朝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北宋的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诞生于巴蜀地区。当时巴蜀地区的繁荣富庶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巴蜀地区的人口超过了1300万，甚至有人认为可能达到了400万户2000万人。
然而南宋末年四川成为抗蒙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蒙古大汗蒙哥就死于今天重庆市合川区的钓鱼城下。宋、蒙双方围绕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1227年-1279年）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四川人口锐减，在长期的战乱中四川几乎化为一片焦土。蒙古人仅在成都一地就屠杀了120万到140万人。在经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四川人口由原来的1300万下降到只有60万到80万之间。
元朝统治期间四川的人口和经济一直没有恢复，税收收入在全国处于倒数。元朝末年爆发了红巾军起义，当时南方地区陆续出现了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几路反元义军势力。在这一过程中湖广随州随县（今湖北省随县）人明玉珍占据巴蜀，建立了定都重庆的大夏政权。明玉珍建立大夏国后陆续从江汉、岭南迁入人口，从而使蜀地的人烟得到补充。
明太祖朱元璋灭大夏国之后仍继续执行大夏国时期的移民填川政策。元末明初这场人口迁徙后来一般被总结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一时期进入四川的移民主要来自当时的湖广行省（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而湖广地区的人口则主要从江西地区得到补充。《人民日报》曾撰文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祖籍在江西吉安卢陵。
经过明玉珍和朱元璋的大力移民之后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已上升到146万，再经过整个有明一代的持续发展之后明末的四川人口已达400万左右。然而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再次经历了一场浩劫：1639年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入川，1644年张献忠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在张献忠势力、明朝政府军以及后来的清军对四川地区的反复争夺中四川人口经历了一次锐减。
根据清政府在1668年的统计：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人丁7万人，而一些州县的户口只剩战前的10%或20%，四川全省剩余人口约为60万人。清政府在坐稳江山后深感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却没足够的人口耕耘，与此同时其它地区却因为从美洲传入的甘薯、土豆等高产作物供养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于是在清政府的主导下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开始进行。
由于迁入四川地区的移民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所以这次人口迁徙被称为湖广填四川。与此同时湖广填四川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长期以来流传的一种说法叫“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从明朝中期开始就有很多四川人说自己的祖籍是湖北麻城。清初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奏章上对康熙说："四川很多明朝遗民都说自己祖籍是孝感麻城，但我也不敢随便相信这种无法考证之事”。
四川泸州的《王氏族谱》序言就写道：“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人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庐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事实上当时入川的移民大多和王家一样在族谱中提到了“湖北麻城孝感乡”这一地名。
然而今天湖北境内的孝感是一个地级市，麻城则是一个县级市。今天的麻城并没孝感乡这一地名。1997年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就考证后认为入川移民口中的麻城孝感乡实际上是今天的黄安县城关镇一带，后来四川学者陈世松、麻城地方学者凌礼潮等人也都持与葛剑雄先生一致的观点。如今麻城建有一个移民公园，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
然而今天的麻城只是一个人口不到120万的县级市。尽管不知道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移民入川时期麻城的人口数据，但历史上麻城从未做过州府之地，所以麻城的人口不可能太多。孝感乡只是当时麻城下辖的一个乡，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口从麻城孝感乡迁入四川呢？也许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湖北麻城可能是当时入川移民集中停留的一个重要中转站，而不是大多数入川移民的祖籍地。
古代的识字率并不高，而背井离乡讨生活的移民大多出自中下阶层，所以普遍并不识字，也就没办法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祖籍。几代人之后往往就忘记了自己真正的祖源地。然而人普遍又有一种恋乡情结，所以人往往对自己家是来自何方这个问题天生感兴趣。后代总想弄清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于是就由后代中识文断字之人为记录自家历史而编修族谱。
编修族谱其实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不像今天的我们可以上网查资料，他们所依据的都是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家族记忆。然而这时真正最早的祖籍地可能已无法考证，所以往往就只有把还能考证到的祖先在迁徙过程中的第一个落脚地当成是自家的祖籍地。湖北麻城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有着入川移民集体记忆的一个中转站而被入川移民记载在自家的族谱中。
与入川移民以湖北麻城为祖籍地类似的还有“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等各种说法。据清末《成都通览》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当然《成都通览》所记载的只是成都一地的人口格局。
不过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并非只有湖广人来到了四川。成都的人口中只有25%左右是由湖广地区迁来，从其他地区迁来的人口加起来其实远比从湖广迁入的人口要多得多。只是由于在所有迁入四川的移民中以来自湖广地区的最多，所以才把这次人口迁徙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既然来自湖广地区的人都占不到当时迁徙入川的总人口的半数，那么来自湖北麻城一地的移民数量自然也就更少了。
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进入四川地区的并非只有湖广人，而湖广地区也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湖北省。行省制度起源于元代：元代在全国设有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10个行省。元朝以及明初的湖广行省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省区的大部分地区，后来明朝把广东、广西从湖广行省中划出成为单独的省级行政区。
清康熙三年（1664年）又将沿袭自明代的湖广行省拆分为湖北省和湖南省。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一词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的“湖广”一次包括今天的湖北和湖南。来自湖广地区的人并没占到当时迁徙入川的总人口的半数，那么来自如今湖北省的人就更不可能占到半数以上。四川和湖北有历史渊源不假，但如今的四川话并非是完全由湖北话演变而来。
事实上“湖北话”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是不存在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湖北话”一词是指湖北地区的方言，然而湖北地区实际上就并没统一的方言。如今和重庆市交界的鄂西地区使用的是和四川方言类似的西南官话，与安徽交界的地区使用的是江淮官话，与江西接壤的地区使用的是赣方言，所以严格意义上作为语言学概念的“湖北话”是不存在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湖北话”其实涵盖湖北地区所有方言的一种统称。
事实上四川也并非只有一种方言：四川境内有三十多个客家人聚居地形成的客家“方言岛”，此外四川还有大约90万人使用的“永州腔” （通称“老湖广话”）。除了川西少数民族语言区之外四川省和重庆市绝大部分地区使用的语言多属于四川方言、客家方言、老湖广话这三种。由于这其中四川方言的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所以一般将其称之为“四川话”，但其实并非所有四川人都说“四川话”。
湖北麻城的确是各地移民入川前的一个重要落脚地，如今四川方言的形成也的确和湖北有渊源，但如果把四川话理解为由湖北话演变而来未免以偏概全。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江西、江浙、云贵、两广等地均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涌入四川近几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的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所说的话都带有湖广、江西等多种口音。今天的四川话实际上更多是各地方言的一种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