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故事，一般都讲究一个来龙去脉，长篇小说如此，短篇亦不例外，即便截取生活的片段，一般也会有清晰的交代。《聊斋》中的小说，打斗交代得很清楚，即便不在开头及过程中，在文末也会进行补充说明。而《王者》这篇小说则有些例外，它所写的王者，不是鬼狐，似神非神，文中有着诸多的悬疑，不少问号知道最后也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读者看到最后，仍会情不自禁的思考阅读过程中的疑惑，也正是在这思考和回味中认识小说的主旨，感受作者谋篇布局的功夫和匠心。
小说一开头即直接点出了饷金丢失之事，有些类似于公案小说的镜头，同时也在读者脑海中打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人干的？这个问号一下子便揪住了读者的好奇心理，将会忍不住迫不及待的读下去，到后文寻找答案。可行文中蒲松龄一直从负责解银的州佐的角度来写，那么谜底自然不会轻易揭晓，而是随着其所见所闻的人与事儿去逐步发现。六十万的饷金丢失，非同小可，巡抚责成州佐寻找，从而在丢银之处有了瞽者的现身，他的出现露出了本案的一线曙光，“但从我去，当自知”，算命先生有不少的瞎子，所以在有的小说中瞎子往往是有特别的本事的，这里，特意指出引路的是一个瞎子，可谓大胆奇幻之笔。不要小看了瞎子的作用，因为后来他们再次派人来找国，根本找不到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瞎子的指点，州佐根本找不到这里。
在瞎子的指引下，州佐来到了一处所在，“忽睹城郭，居人辐辏”。那么问题来了，瞎子是谁？他如何知道饷金就在此处？更奇怪的是，他将州佐引至此处后，自己却扬长而去。继而又不能不疑惑：深山之中，为何会有城郭人烟？住的都是些什么人？饷金到底在不在这里？州佐在瞎子指引下找到了高门，在高门中州佐又见到了什么呢？“历阶而入，见壁上挂人皮数张，五官俱备，腥气流熏”，真是恐怖，读者不禁暗暗替州佐的性命担忧了，同时也会更加的好奇，此间的主人，到底是谁？
主人很快就出现了，州佐很快就受到了王者的召见，案子应该会水落石出了吧？蒲松龄并不这么处理，从王者与州佐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确定，饷金即系其所劫，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何要劫饷金？他送给州佐一个巨函，就是一个大盒子，信誓旦旦的保证，“以此复之，可保无恙”，那这个大盒子里又是什么呢，会有这么的魔力？这又是一串的问号。报名的承诺是很快得到了确认，州佐回去之后，向巡抚交出大盒子，巡抚还没拆完包装，就吓得面如灰土，立即命令放了本来要下令治罪的州佐，而从别处又挪出银钱押解完事。而此时巨函里到底是什么，仍是一个谜，谜底直到巡抚死后，家人拿到大盒子里的书信，才搞清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盒子里装的，乃是从巡抚爱妾头上剪去的头发。这头发乃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剪去的，既然剪头发如此容易，要杀他也是易如反掌，难怪巡抚会吓得屁滚尿流了，不敢再追究下去了。至此，小说在悠悠余韵中结束。可以说，这篇小说乃是由一连串的悬念组成的，令人目不暇接，它深深的抓住读者的心理，其吸引人的程度不让今天的悬疑小说。
可是，直到最后，也并非所有的谜底都被解开，有不少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如深山之中怎么会有城郭？瞎子究竟是什么人？王者又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王者是如何劫去饷金的？再进一步，他们劫去饷金又是做什么用的？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无从探究了。这悬疑无疑加强了读者的兴趣，使得这篇小说别具魅力。
但是，蒲松龄也并非一味的故弄玄虚，他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志怪录奇，而于劫金之外，赋予小说一定的社会意义：巡抚乃是一个贪官污吏，王者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劫匪，而是一个痛恨贪官，嫉恶如仇的人物。他的劫饷金，乃是对巡抚贪污行为的惩治。那么，州佐在山中所见到的人皮，也许正是其所惩治的贪官污吏。蒲松龄通过在最后信函中的寥寥数语，一下子改变了小说的境界，于奇幻之外，另加入了刺贪刺虐的背景，也一下了提升了王者的形象，使他成为贪官的死敌、正义的化身，给人以警醒，而这，正是蒲松龄一贯的痛恨贪官的思想及警世的用意是一致的，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利用悬疑，在志怪小说中并不少见，不少小说到最后也是有很多问题都不明不白，比如《集异记》中的大部分故事。但它们大多都仅仅只限于志怪，未免没多少回味。《王者》则不然，它的悬疑其实是故意留下的，瞎子、王者这样的人物，就应该神龙见首不见尾，交代的太清楚了，反而破坏了那种神秘的感觉，特别是又加入了反贪官的思想，使得其背景更加复杂。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可忽视，即山中人的衣冠问题。作者处于清朝，所写的也是清初时事，可是，山中的人物，却是“衣冠汉制”，也就是说王者等人仍穿汉族的衣饰，这里边，无疑和蒲松龄的思想有关。当时文字狱虽尚未大盛，可满汉矛盾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清政府的剃发令曾经引发了嘉定三屠这样的惨剧，而蒲松龄仍在在小说中却仍描写“衣冠汉制”的人物，可见他是多么的胆大，同时也显露出作为汉族士人的作者心中无疑有着对满清的一种不承认态度，虽然这未免有附会臆测的嫌疑。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最后还有必要再说一下王者的身份问题，因为这确实很吸引人，有人（比如马瑞芳）就曾推责，小说可能写的乃是起义者的事迹。但与其这么说，毋宁说是坚持反清复明的抗清志士也许更恰当一些。只是如果这样推断的话，与其反贪官的主旨反而有了偏差。王者的形象，不宜坐实，应该理解为蒲松龄虚构的理想人物。正是出于对人家贪官污吏的痛恨，所以才会希望他们受到应有的惩治，如果没有执法如山的上司高官的话，那么只有寻求这样的世外高人了。蒲松龄将其所居之地可以描写成城郭衙署的模样，也正是希望可以有这样一个可以投诉的地方来惩治人间的贪官污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