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爱花的国度，对此，先秦诗歌也早有描述：《诗经》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之美也象征情感的热烈；《离骚》有“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屈原人格操守寄托其中。因为爱花，就有了百花园，就有了各色花卉的争奇斗艳。可没有哪种花总能独领风骚，专美于世。直到唐代，才有牡丹独占鳌头，一举赢得了“国色天香”的殊荣。此语出自中唐诗人李正封的《牡丹诗》:“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花香色美，举世无双。
红牡丹
从某种意义上说，牡丹就是大唐培育出的文化之花、民族之花。牡丹之于唐人，有如樱花之于日本人，各自的民族精神、时代气息都借助于人们对花之所爱转移并寄托到花身之上，使花卉变成了一种象征之物。爱花赏花，也不只是某一群体的共同嗜好，而是成为了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花开之时，身临其境，则欣喜若狂；倘若缺席此次狂欢，则是怅然若失。略有不同的是，唐人爱牡丹，爱得更深沉，更含蓄内敛些。唐人赏花，更注重观照，更注重人与花的对话交流，并从中发掘诗意。刘禹锡是中唐时期一位具有高度政治热情和强烈参政意识的诗人，他的《赏牡丹》别具一格：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无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黄牡丹
按照绝句的章法，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分别担负“起”和“承”的责任。刘禹锡将牡丹与文人雅士爱赏之花做比较，以凸显牡丹的卓尔不群、超凡脱俗。首句中出场的是与牡丹同属同科的芍药，她花姿摇曳，气度不凡，自是可爱。然而，在牡丹面前，她就相形见绌了：艳丽妖娆有余，却格调不足——花儿需要什么样的格调？在诗人看来，当然是需要大唐的格调。大唐的格调体现在花上就是，既富丽雍容，又大气磅礴；傲然于世，绝不以媚态取容于人——唯有牡丹方具如此品格。
白牡丹
次句中，比较对象换成了芙蕖。这种花有许多名字，如《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中的“芰荷”“芙蓉”，南朝乐府“江南可采莲，莲花过人头”中的“莲花”，是诗人们钟爱之物。屈原爱她，周敦颐爱她，皆是因为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洁身自爱。但是，也许是芙蕖的天性和周边环境的缘故，造成了她与观赏者的心理与空间的距离，让人可敬而不可亲。大唐之花，该是花高香远，洁净高雅而风情万种，催人联想起唐人海纳百川、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怀……前两句只字不提牡丹，字里行间却暗示了牡丹的品格——富艳、高格、纯净、深情，这也不正是大唐的风格、大唐的气质吗？
紫牡丹
从章法看，前两句只是以对比做铺垫，第三句才笔锋陡转，一言以蔽牡丹的好处。刘禹锡先是用了一个表数量范围的副词“唯”，使牡丹从百花中脱颖而出，具有了独特性和独占性；一个形容词定语“真”，则表示与众花相比，牡丹才是真正的“国色”！国色是什么？一国最美丽之女子，具有倾国倾城之美。唯有牡丹，才有如此之美；唯有牡丹，才能彰显大唐的气质与魅力。牡丹也绝非浪得虚名，你看她的花姿花容吧：虽为灌木，却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生意盎然，绽放的花朵更是色泽纯正，形态高雅：紫色的富贵，红色的兴旺，黄色的热烈、白色的纯粹……大唐需要这样一种花，牡丹匹配了大唐的时代精神。
牡丹含苞待放
正因为牡丹是深深扎根于大唐土壤的国花，是唐人司空见惯的花卉，诗人也就不必为她做工笔细描了，于是，刘禹锡从容地收结全篇，至于花的风姿神韵，留足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尾句的关键词是“动”字。花开时节，已是三春，桃李杏梨等花已次第开过。此时已是落英满地，春意阑珊。习惯了春之暄妍热闹的唐人，怎能耐住这般沉寂，他们期盼着，静候着，终于迎来了第一朵牡丹的怒放。人们激动，人们感动，如痴如醉；万人空巷，人流涌动，汇入花海……
牡丹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