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张爱玲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男人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妻子哀求道：“走到哪儿去呢？”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
这剧情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中国式的苦涩的幽默，很愉快，很悲哀，有烦恼，有吵闹，都也是愉快的烦恼和吵闹，是热热闹闹的普通人的戏。
张爱玲
张爱玲说，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但接下来更大的问题是向何处去？一样是走，走到风地里，接近日月山川是走，走到楼上也是走，怎么走呢？出路在哪里？
对于“娜拉”的出走，鲁迅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19，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说易卜生的这部话剧使“娜拉出走”这个话题成为当时人们讨论的社会问题，但易卜生并未给出答案。
《玩偶之家》剧照
易卜生这部剧上演于19世纪下半期，当时的许多女性将娜拉的出走当成女性意识上的觉醒，在那个对女性封建保守的年代，她们没有选择自由生活的权利，婚前受父母庇护，婚后从属于丈夫，没有的独立的人格，亦没有经济自由。
但觉醒了怎么办？因循守旧太痛苦，离家出走充满凶险，但她们终于醒过来了，渴望获得自由和尊严，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但他也认为，即使尚未寻到出路，梦总还是要做的。
在1943-1945年，是张爱玲文学创作最为风光璀璨的两年，她结识了同样在上海滩被读者追捧的另一位女作家苏青，那个时候的苏青既是畅销书作家，也是杂志创办人，事业上颇有成就。
苏青当时已离婚，单身带着几个孩子，虽然辛苦，但生活过得不差。
张爱玲或许曾和苏青讨论过关于“娜拉”的问题，因为她从苏青身上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不必回去，也未必堕落。
张爱玲和苏青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写她有段时间听说苏青与她离了婚的丈夫言归于好了，她甚是担心。在张爱玲看来，苏青离婚不是小孩子赌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跑出来，在人间走了一遭，自己觉得无聊，又回去了，这样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苏青是接受不了的。”
当然，张爱玲也不能接受，虽然她们性格不同，但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上，俩人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否则互相欣赏不来，也做不了朋友。
还好，这不过是谣言。
不过从这儿也大致能看出张爱玲自己对“娜拉”出走的态度，她并没有鲁迅那样悲观。但她也承认这是一条不太好走的路，因此她和苏青一样，都有非常明显的“世俗的进取心”，不至于陷入二选一的悲惨境地，起码在乱世中，她们尚能多少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时，距离鲁迅关于“娜拉”的演讲已过了，以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的女性，不仅仅有了女性觉醒的意识，更为自身的自由权而努力。当然，首先是通过工作获得一定的经济权。
她们谋生，也谋爱，让恋爱、婚姻成为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不爱了，也可以自由放弃，不必别人来裁决自己的命运。
当然张爱玲和苏青都是幸运的，她们有一技之长，离开家庭庇护也能自己养活自己。
张爱玲
张爱玲常常对世事有相当敏感透彻的洞察力，在她的眼里，困扰出走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女性，对于养家糊口的男性来说，同样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发生在女性身上更具“叛逆性”。
而鲁迅的视野更宽广，他以“出走”这个话题来透视社会问题。在一个处于变革的年代，被禁锢的人们要冲破旧的牢笼，革除陈腐的观念，解放思想和个性，在中国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由内而外的巨大改变。
然而改变总是很难。鲁迅认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但改变总是要来，就像鞭子总要来一样。但是从那里来，怎样来，鲁迅当时也并不能确切地知道。
鲁迅画像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写道：
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里面熟睡了很多人，不久就要闷死，然而这时从熟睡中死去的，并不会感到多少痛苦，但是你现在呐喊几声，把他们都叫醒，让他们清醒过来，在没有出路的绝望状态下痛苦地死去，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基于对中国现状的深刻了解，鲁迅是清醒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必做无谓的牺牲。“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所以任何事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了“出走”的意识，就是一种进步，但也要认识到，这是一场“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无论是“娜拉”的出走，还是喊妻儿“上楼去”的男人，他们都在反抗他们的处境。
苏青小说《结婚十年》附照
张爱玲说：“即使不过是从后楼走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
相比鲁迅和张爱玲，苏青是用实际行动反抗了，她是彻底从旧式家庭出走了，并且用自己的努力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但苏青还有梦，譬如，倘若有一个理想的爱人，也是可以考虑的。但这种考虑和以前顺从的处境应该不同，但愿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