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德智库评论】阳谋——美苏文化冷战，苏联何以落败？
美苏争霸是近代世界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竞争，两个体量巨大的国家在各领域展开一系列较量，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无不涉及，其范围之广泛、程度之激烈、影响之深远，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双边或多边对抗。即使这场争霸战已经落下帷幕，以苏联解体、美国获胜而告终，但这段历史所展现或隐藏的人类社会本质与发展规律，却仍然能够引发各领域专家学者持续不衰的兴趣。
相对于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炮火连天、剑拔弩张、谍影重重，文化战不见硝烟，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美苏两国均对此极为重视，双方都以志在必得的信心，投入了大量资源，在文化产业链的各个领域展开寸步不让的博弈与竞争。而二战之后大众文艺的兴起，又使得文化产品遍布整个社会，广为人知。须知作品从不撒谎，在文艺形式之下，思想内涵、动机背景尽在其中，只需透过现象看本质，各国的文化战略便是昭然若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冷战并无阴谋，所有的都是“阳谋”。
鉴古知今。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拓展与加深，文化较量也已经摆在我们中国面前，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机遇、新挑战，直面应对是唯一选择，躲避是不可能的。分析美苏文化冷战，反思各自文化政策的成败得失，也可以成为有助于我们看清当前局势，找准发展路径的有效手段之一。
管控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管控
普京曾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此言或不为虚，然而，当好莱坞大片、欧美流行音乐、牛仔裤、可口可乐在苏联大行其道，无孔不入，而苏联的画报杂志在美国冷冷清清、乏人问津，美苏争霸就是大局已定，胜负已分。
之所以会有这种结果，一个常见解释是苏联有严厉的文化管控制度，但结果却是民意可疏不可堵，当局越是压制民众接触西方文化，越是导致民意激烈反弹，反倒促使西方的一切都在苏联快速蔓延，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是“短波收音机”——
二战之后，短波收音机的普及，使得苏联民众越来越方便地收听外国的广播，这也成了西方势力渗透苏联的绝佳工具：最多的时候，有60多家外国电台同时向苏联投放广播节目。面对这种形势，苏联采取了干扰政策，并且不断改进干扰技术，以至于苏联自己的广播节目收听效果也受到一定影响。在一些边远地区，往往是外国电台的收听效果好于苏联电台，加之苏联严格的信息等级制度，在突发新闻的实时播报方面往往落后于外国电台。凡此种种原因，都导致外国广播节目在苏联屡禁不绝，甚至成为许多苏联听众的主要信息来源，日积月累，以至于苏联的宣传机制彻底失灵，在争霸战中败下阵来。
以上说法不无道理，但必须指出的是，苏联固然管控严厉，但美国在文化领域也有管控制度，甚至管控的严格程度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最后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管控有无，而是具体的管控模式与方法。
苏联的管理体系，是设立一个总管机构文化部，下设不同的分部，分管各种文化事务的不同方向——这种制度设计看似有条理，但文艺作品往往具备高度综合性，例如电影，兼具思想性、政治性、文学性、视觉性、时间性、环境性等等各方面要素，因此，作品必然要送到若干部门候审，而在不同的分部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又等级森严，形成极其混乱的官僚体系，结果往往是一部影片送审之后，收到的反馈意见不但多如牛毛，而且相互矛盾，充满悖论，根本无法执行，最终结果自然是毁灭性的：影片被毁、制作人被毁、创作氛围被毁，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局面，最终导致整个苏联都被毁，全盘皆输。
美国的管理体系是典型的寡头制。还以电影为例，好莱坞的资源，都掌握在如环球、时代华纳、派拉蒙、迪斯尼等几大巨头手中。而巨头们的管控方法，是严密控制电影制作的几个关键节点，亦即：剧本、导演、制作、发行，这些务必由巨头公司亲自把关，而与主题没有紧密关联的辅助工作，如画面技术处理等等，则可外包给大大小小的制作公司，以降低成本。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既维持了影片根本原则的统一，又存在有限竞争，彼此之间的一致诉求，使得寡头之间必须保持互动，而有限的竞争也敦促几个巨头公司必须不断更新业务与管理水平，推出更有竞争力的影片。
两种管理体系PK，最后的结果说明了一切。
“寓教于乐”者生，“好为人师”者死
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列强的殖民模式已不可持续，于是列强对第三世界的策略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直接的经济政治控制，转为以文化渗透和文化围剿的方式，达到思想控制的效果，使被渗透国家心甘情愿沦为西方跟随者，这种控制方式被称作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殖民主义的本质是话语权争夺，第三世界的小国弱国自然是落尽下风，而苏联自称文化大国，固然没有落到文化殖民地的惨景，却也不能赢得文化战。
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1956年，美苏两国在出版物方面达成一致，分别出版发行了杂志《美国画报》（American Illustrated）（面向苏联）和《苏联》（USSR）（面向美国，后改称《苏维埃生活》（Soviet Life）），这一博弈的结果，是《苏联》销量惨淡，而《美国画报》却大受欢迎，甚至在黑市上卖出高价。
正如前文所言，决定文化战胜败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美苏在文化领域正面交锋的表现，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结局。
印刷制作精美的画报，苏联不在话下，但是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争夺不力，技术再高，也无用武之地。甚至更有过之，技术基础成了美国文化的助推器。
苏联的技术基础足以令世人惊叹，不但高精尖技术世界一流，而且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科技普及程度，苏联民众可以自己搭建演播室，利用闲置的战时使用过的发射塔，进行电视节目播放——然而正如苏联一贯的套路：当各地方演播室已成燎原之势，苏联最高层才意识到必须进行集中化的建设和管理，而刻板僵硬的审查与控制，不但没能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反倒更激发了民众对“自由”的向往之心，并不得不落得最终崩盘的结局。
正如印加帝国的道路，铺路技术很高，却没有马匹，也没有轮子，没有轮子自然也没有车，最终只为马背上的西班牙殖民者长驱直入提供了方便——基础设施出众而文化话语权不足，最后只能落得“路也是给别人铺的，桥也是为别人修的”。
比较美苏双方的文化产品，能得到更多启示。
在“带节奏”方面，双方的表现是一致的，也就是都在利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渗透意识形态的内容。但具体表现和最后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比较起来，以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
1．牛角尖中的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争，是美苏争霸的关键焦点，但美苏两国的策略却相当不同。
苏联将自己定义为“世界上第一个非资本主义模式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国家”，而他们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文化”或“苏联文化”充满教育性、动员性、鼓舞性，如同一种需要灌输给所有受众的标准答案，并且万变不离其宗，几乎每件作品的主题都是歌颂社会主义以及批判资本主义，这样做的结果很糟糕：不但作品内容高度同质化，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而且等于是将除了“资”、“社”之争以外的其它所有文艺创作领域拱手让出。
与之相对，西方国家文化产品的题材要丰富得多，不拘泥于社会制度优劣之争。例如发行于1939年的好莱坞大片《乱世佳人》，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人物角色个性鲜明，优点缺点都十分突出，女主角斯嘉丽“美丽”、“狡黠”、“任性”、“敢爱敢恨”、“永不屈服”等特质，乍一看与意识形态无关，但是魅力十足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使得影片广受欢迎，迅速风靡世界，当仁不让地将同时代充满煽动性的纳粹影片挤出了电影院，也牢固地树立起了“美国文化”的形象。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强调“自由”“即兴”的爵士音乐、“爱与和平”的嬉皮士文化，等等，综合这些文化产品的特征，可以表述为：一定不能歌颂或肯定苏联体制，但对美国体制也不一定是歌颂态度，甚至可以批判——毫无疑问，与苏联模式的文化产品对照，美国文化更加开放、包容、接地气，更加有吸引力，“带节奏”的效果也更好。
2．反大众文化与伪大众文化。
苏联的文化制度带有“反大众文化”特质：将文化产品定义为教育性的，动员性的，鼓舞性的，也就是将文化产品的受众定义为需要教育、动员、鼓舞的人群。
尽管苏联为这一目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在苏联政治体制遭遇危机的时候，全国上下却都无动于衷，极少有人站出来维护苏联体制。由此可见苏联文化政策之失败：没有起到任何教育、动员、守卫的作用。
反思失败原因，恐怕苏联审查制度的责任无法推脱，在层层审查之下，文艺作品必须打造成符合各种管理委员会要求的标准答案，艺术价值与愉悦大众的功能都已荡然无存。
然而，打造文化产品“标准样板”的设计，与文艺本质是完全相悖的。古人云：“文似看山不喜平”，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创始人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的本质在于“陌生化”，亦即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由此造成理解与感受上的陌生感，从而变习见为新异，化腐朽为神奇，传递鲜活的感受，制造令人震惊的效果，也就是俗语说的“距离产生美”：只有够“传奇”、不合常理，甚至对寻常伦理、道德观念、法律法规构成挑战的题材，才有“讲故事”的价值，而最大公约数的衣食住行流水账，“完全正常/正确的生活”，其艺术价值或美学价值也就几乎为零。
苏联并不缺真知灼见的美学理论，却在实践中背道而驰，造出了许多既“反大众”又“非精英”的文化产品，难怪落得宣传与市场的双输局面。
与苏联不同，美国一直声称美国文化是“大众文化”，而实际上，美国文化产品对受众群体的态度是既“迎合”又“带节奏”，力求产生最大化的市场效应，同时又能达到文化渗透的效果。如已成美国文化符号之一的爵士乐，起源于黑人族群，又融合不同的音乐和文化，演化出了各种不同的分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广受市场欢迎。在爵士乐的宣传推广方面，对其的描述刻意强调即兴、自由、创意、个性等特征，又强调“这些也是美国精神特征”，由此，爵士乐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软实力的元素之一。
美苏综合对照，美国文化产品颇有几分“寓教于乐”的意思，最终效果也明显强于生硬灌输、“好为人师”的苏式产品，但必须要注意的是，美国力推的产品，其实也不是真的大众文化，而是“伪大众文化”。因为整个文化产业链的操盘手，仍是产业寡头，本质上仍然是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为了迎合市场，形式上可以采取一些弱势群体如黑人族裔的艺术要素，但骨子里依然是充满种族歧视。例如，黑人演唱的爵士乐流行多年，唱片封面上甚至不能印有黑人歌唱家的肖像，甚至直到今天，现代音乐史教材中仍然难觅黑人艺术家踪影。成功的黑人艺术家，甚至会遭受常人难以想象的攻击，甚至莫须有的诬陷。正如迈克尔·杰克逊愤怒的指控：“他们是撒谎者，历史书也是谎言满布。你必须知道，所有的流行音乐，从爵士到摇滚到hip-hop，然后是舞曲，这些都是黑人创造的，但这被挤到了史书的角落里去，你从来没见过一个黑人出现在它的封面上，你只会看到猫王，看到滚石乐队，可谁才是真正的先驱？”
未完成的命题：何为红色文化？
苏联已经倒下，然而直到末了，也未能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苏联文化？是在苏联存在期间所展示的，还是另有内涵，只是苏联体制未能很好地发展？
综合对比美苏双方的文化战略，苏联的一大特质是赋予文化产品极强的“教育”功能，而美国模式首先强调的目标则是“娱乐”。
历史已经证明，是美国模式击败了苏联模式，然而，这是否能够证明美国模式的无懈可击？再，苏联模式之败，是败于文化体制的根本定位偏误，还是管理体系混乱、执行力不足等技术性问题导致的后果？
以上问题，必有答案，答案也许并不唯一，但却一定是清晰、通透、有解释力的。
追寻答案的过程，也必定不会简单。
殷鉴不远。
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也有一个术语：红色文化。
艺术作品的形式背后，总是有鲜明的目的指向性。红色文化，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自从有了无产阶级，就有了无产阶级的表达，也就有了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理念，是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成立以来的一个世纪，从中国到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百年风云激荡，一百年沧海桑田，红色文化始终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有起、有落，有百家争鸣，也有傲视天下，有贴身博弈，也有韬光养晦……文化战，不见硝烟，却绝不是一团浆糊，如若贴近、细察，就会发现——时代脉搏、世情百态、天下大势，尽在其中。
红色文化是政治的，也是学术的，更是民族的、历史的、世界的。
红色文化发展过程的跌宕起伏，就是中国发展之路峰回路转的真实反映。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作为见证者与传承者，就在此时此刻，打开尘封、记录历史、总结理论、厘清来路、探索前程，都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当前，从舆论环境到学术领域，红色文化都遭到了不应有的冷遇，这是很遗憾的。
那么，这个空白，就由我们来填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