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威 夏欣 上海报道
“过去的前，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驱动力，之后开始明显消退。近中国经济主要靠地产和金融扩张拉动，现在已进入金融周期下半场紧缩期。”12月10日，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彭文生在光大证券度策略会上表示。
按上市公司市值来看，全球七大科技平台里，腾讯和阿里来自中国，其余全都是美国的，欧洲和日本已经被落下了。数字经济模式下的全球竞争新格局正在重塑。
数字经济影响未来经济发展
在彭文生看来，未来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将带来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也必将影响经济结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且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彭文生认为是“数字经济”。
什么是数字经济，研究文献并没有特别共识的定义，认可较高的是对数字经济的三重划分。第一层次即核心部分是信息和通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第二层次是狭义的数字经济，主要是数据和数据技术的应用带来新的商业模式，突出的是平台经济模式，比如电商、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介于平台模式和传统经济活动之间，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改造。但数字化涉及经济的各个层面，从制造业到传统门店，都有数字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第三层次的定义是广义数字经济，涉及到几乎所有经济活动。
“从宏观分析来讲，我们更关注狭义范围和广义范围的数字经济。广义范围涉及到数据应用对效率和结构的普遍性的影响。”彭文生强调，狭义范围更重要，比如平台经济，其商业模式有别于传统经济，对平台经济模式的理解对我们分析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至关重要。
怎样理解数字经济的影响？彭文生进一步解释，数字经济的研究文献把数据看成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劳动力、资本之外的生产要素。大家也注意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数据是新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经济增长有贡献，提高现有产品和服务生产的效率，也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参与产出的分配也就是收入分配，背后涉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各要素之间，尤其是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性，这会对收入分配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发展数字经济的差别是人口密度和劳动力成本
中国平台经济的数量在全球排第一位。根据的相关统计，10亿美元以上估值的全球平台有175个，其中有64个来自中国。
那么，中美两大数字经济体是不是一样的？当人们谈到数字经济时，马上会想到人工智能、机器替代、自动化等，很多人担心劳动者受损。彭文生认为，中美两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既有共性，也有重要差别。美国的数字经济偏向资本，是资本友好型。相较之下，中国的数字经济更偏向劳动型，即劳动友好型。两者的宏观含义非常不同。
彭文生指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机器替代人，普通劳动者在技术进步中受损，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之一、华裔候选人杨安泽据此提出“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主张。在中国虽然也有机器替代人的担忧，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外卖、快递、钟点工等创造的就业机会，而且这些工作带来的收入往往超过传统制造业。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对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尤其有帮助。全国经济普查显示，过去几年，中国的个体经营户快速增长，除了与登记制度改革有关，也和平台经济的发展相关。
什么原因导致中美两国行业集中度上升对应不同的要素分配格局？彭文生认为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需求端的规模经济（网络效应），中国人口数量大、人口密度高，使数字经济时代的网络效应带来的规模经济大，可以说人口总体规模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红利。中国大城市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网络效应大，比如在中国送外卖有规模效应，而在美国送外卖的收益和成本难以匹配。为什么在中国过去做不到，现在能做到，是因为数字技术。比如闪送，可以通过大数据实时跟踪信息，提高快递员的效率。
其次，从供给端来讲，中美两国的风险资本可以流动，但劳动力不能流动。美国劳动力成本贵，投资更多是替代劳动力的模式；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投向更多是与劳动力互补的模式。传统理论认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劳动者工资是降低的。很多人用这个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但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似乎对这样的经验关系提出挑战，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报酬是上升的，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使得同一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服务的客户增加。由此带来的劳动报酬上升，必然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转向新经济模式，传统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
总结中美两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差别，彭文生判断，主要在于人口密度和劳动力成本，这使得技术进步在美国更多是劳动替代型，在中国更多是劳动互补型。美国一些被替代的工作是常规的制造业流水线，中国更多是非常规工作，比如外卖员、快递员、送货员、专车司机等。
（编辑：夏欣 校对：颜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