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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粟裕的背后（74）
前面我们花了好几节讲了第5次反围剿前的军事形势，在中央红军方面，以博古、李德的实际负责人全面推行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这是红军面临的最大危险，因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最为致命的。
而就外部环境来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在一旁虎视眈眈，然而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经过4次围剿的失败，蒋介石的个人威望降到了极点，在此情况下，蒋介痛定思痛，创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围剿部队的军官，经过3期的训练，国民党的协同作战意识、机动能力等大幅加强。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连同围剿鄂豫皖等其他根据地的兵力，总共加起来有100万之多。而且在这年秋天，国民政府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的军火陆续到达，国民党军部队尤其是嫡系部队的装备焕然一新，对红军的武器装备形成压倒性优势。
最为关键的是，对于第5次围剿，蒋介石采取了新的战术，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依托碉堡进行持久战，企图和红军拼消耗，将红军困死、耗死。这一点在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发布的《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中体现最为明显：
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故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吾将士忍性坚心，以完成此革命最后之任务。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强不息，则天下事无不成功之理也。
蒋介石提出的愚公移山，是号召蒋军将士疆场效命，挖掉蒋家王朝面前的中共和中国工农红军这两座大山。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蒋介石要部下学愚公，不求几口吞下苏区，只求三里一进，五里一推，构筑碉堡与军队齐头并进，进一步守一步，逐日蚕食掉苏区。如果按照每日前进2里计算，一年内就可以吃掉中央苏区。
那么碉堡政策是谁提出来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朱德的好友兼同学金汉鼎。
金汉鼎，1891年生，云南省江川县下海浒庄人，字铸九。1909年9月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朱德、唐淮源等同学，并共同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和朱德分道扬镳。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金汉鼎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6师师长，第12师师长，后兼任湘、闽、赣三省“剿共”副总指挥（总指挥鲁涤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率领34旅和36旅由瑞金进犯汀州、上杭等革命根据地。
早在井冈山时期，鲁涤平就组织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会剿，当时金汉鼎就提出碉堡政策，金汉鼎的意见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这一战法是针对红军没有重武器，攻坚能力弱而提出来的。金汉鼎为什么能提出这一战法呢？
因为金汉鼎是云南人，云南山多，山多土匪就多，在清朝时期，朝廷经常派兵剿灭山中的土匪，土匪们利用地形在关键的隘口上建立防御工事，也就是碉堡，而当时清军以冷兵器为主，根本没有重武器，结果对这些碉堡毫无办法。
后来围剿的清军也想明白了，为何一定要把土匪剿灭呢？留着土匪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就是“匪在我亦在”的思想，这就好比警察的存在是以小偷的存在为前提一样，小偷没有，警察也就没有什么用了。虽然不把土匪剿灭，但是也不能让土匪壮大，于是清军就以碉堡为界限，碉堡外是清军的地盘，碉堡内是土匪的地盘，双方和平相处。
金汉鼎提出这一战法的目的是不想攻打红军，当然这也是朱德做工作的结果，按照金汉鼎的设想，国民党军和红军和平共处得了，这样对蒋介石有一个交代，对朱德也有一个交代，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战法。
不过鲁涤平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认为对红军不必小题大作，另外鲁涤平还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要修筑大量的碉堡，这钱谁出，即使是中央给钱，这么浩大的工程实施起来也非常麻烦，而且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完全没有必要。
作为三省“剿匪”副总指挥，只要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金汉鼎定要避免主力决战，屡屡如此。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不想和红军打仗，何况蒋介石呢！蒋介石见他剿共不力，便降他为第35旅旅长，后来干脆解除其军中职务，让他去了全国禁烟委员会。云南盛产烟草，这位滇军将领最终被蒋介石弄成了禁烟将军。
所以说，红军在国民党军初期的围剿中能够取胜，朱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鲁涤平在全省“清剿”会议结束后，便将金汉鼎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这条建议理所当然地没有引起蒋的重视。蒋介石和鲁涤平的想法一样：朱毛红军那点儿力量可以一扫而光，不需碉堡政策那样费时费力。
事实证明，认识的无知、思想的局限以及骄傲的情绪是失败的根源。孙子兵法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取胜的关键，而蒋介石对红军的认知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
但是国民党军中不乏能人，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中的一个能人显现出来了，他就是张张辉瓒手下的十八师52旅旅长戴岳。关于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他和张辉瓒不对付，俗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何况戴岳遇到的是猪一样脑子的上级张辉瓒，结果第52旅全军覆没，戴岳侥幸逃脱。
这时的戴岳如果不好好表现一下，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他不甘心呀。他亲自带兵和红军作战过，知道红军的强项是机动伏击，攻坚能力差，他非常赞同金汉鼎的碉堡策略。于是他逃回来花了2天时间，洋洋洒洒写了一份报告：《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
这份报告既是对自己失败原因的辩解，也对如何“剿匪”谈了自己的看法，因为都是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这份报告全是干货，其中特别提出了要实施碉堡政策，他在这份报告中提出：
“凡重要的地点，不能不驻兵，而又无多兵可分派，就选择一个良好的地势，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数兵守之，并督率附近各村组织联村自卫，使良民或反共的民众得到相当的保障，坚决地反共，使红军不能击破，并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红军，同时可以阻绝红军的交通和活动，逐渐把苏区缩小。”
这份报告一直呈到了何应钦那儿，此时何应钦正在筹划第二次“围剿”，看完后大加赏识，亲写序言，将戴岳的意见书印成小册子，大量发给“围剿”部队。何应钦在序言中说：“此书乃戴旅长岳本其平日剿匪清乡之经验汇集而成，知己知彼，洞中窍要，可作剿匪部队之参考。我党政军各界同志，允宜人手一册，细心研究，应时运用，于剿匪前途，当映有裨益。”
要说何应钦对戴岳的碉堡政策有多欣赏也是扯淡，如果欣赏第二次围剿就大范围运用了。何应钦这么做的根本原因是：戴岳是何应钦的人，而且何应钦是贵州的，戴岳是湖南的，在国民党政府中，湖南和贵州算同乡。
在任何军队中，老乡关系、同学关系和战友关系是最主要的三大关系圈。通常情况下，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老乡关系，第二位是同学关系，第三位才是战友关系。当然最紧密的关系是亲戚关系，不过这种关系毕竟小众。
在何应钦的运作下，全旅被消灭后只身逃脱的国军少将旅长戴岳，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写了一份报告后竟官升一职，1931年1月代理南昌警备司令，1935年4月10日升任陆军中将。
国民党军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虽然失败了，但是参战的国民党军将领都发现碉堡战术非常管用，往往国民党军设置了碉堡，红军就不攻打，一旦脱离了碉堡，红军就发动进攻，碉堡也成为国民党军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在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情况下，碉堡战术渐渐成为国民党军的共识。
1933年6月8日至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柳维垣等人在会上提出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终于为蒋介石所采纳，并由会议“决定其原则”。会后南昌行营第一厅专设第六课，由柳维垣负责，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
碉堡战术并不是多么高明的战术，这一战术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常用战术，但后来随着武器装备威力的增大，这一战术在欧洲渐渐被淘汰。
因为红军没有重武器，所以碉堡战术非常管用，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碉堡战术对国民党军的指挥要求大大降低了，国民党军每到一个地方就修筑碉堡，然后依托碉堡进行防御，等待红军主动进攻，这种战术几乎不需要什么协同作战，各部队按部就班修碉堡就行。
据国民党编年史《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34年1月1日，仅在江西完成的碉堡就达2900座。密密麻麻的碉堡逐渐向中央苏区内延伸，红军的处境日渐艰难。
（天择杂谈原创：本文在史实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些文学手法，未完待续）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曾在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