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魅力本身值得男性文人珍视，他们首先肯定了文字流传下来的价值，接下来又按照“立言不朽”的逻辑肯定了文学创作在女性生命价值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然彼富贵寿考者，卒与草木同腐，而贫病蚤死者若徐援，幸有所遗之诗，庶几窃附于《末吉》《汝坟》之义，论世之君子当不以此而易彼也。则吾之悲其亦藉以少好也夫！（沈大成《南楼吟稿序》）
音徽往矣，遗编尚存，可不死矣。（葛宜《玉窗遗稿》朱尔迈行略）呜呼！人传矣，诗云何哉！第一诗传人者，未必其人果传；而以人传诗者，未有其诗不传．．．．．．吉光片羽，言皆心声，益信其人传，其诗固亦传者也，则人与诗并堪千古也可。（朱智《吟翠楼诗稿序》）夫诗以言志，才华其发也，性情其真也。以药雪之丰于才而啬于遇，本诸性而见诸言，宜欢愉之词少，而抑郁之词多也。所谓可以怨者，此殆是与？然而徒怨之谓也。．．．．然其人传矣，其诗传矣，药雪可无憾焉！（未尚宾《味梅吟草序》）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文中写到，“中国文化的明显特点则是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正确认识”探寻人生的意义是每个中国人都需要回答自己的问题。王芭孙在为妻子曹贞秀的别集《写韵轩小稿》所作序言中提到妻子在学习写诗之后，“墨琴亦自乐之，无倦色，以其自喜文字之间，自幸得托于山人。”作为旁观者的丈夫似乎内心也认为，妻子在“困苦中日不暇给”的家务生活中操持忙碌，远不如舞文弄墨有意义，甚至因此而更加肯定这段婚姻。
因此，纵然是妻子出于女德的顾虑，秉承“内言不出于捆”的戒条，不欲多事吟咏或将文字外传，但将家中女性的文学创作刊刻出来却成为清代士大夫表达哀思的寄托，内心深处也依然认定这是让亡人行迹不朽的方式：吉光片弱，辑人岂求世知？予求此者，盖不忍辑人之淑慧能文，竞以夭折某种泯灭而无传也，亦借以写予哀于万一也。（查为仁《芸书阁剩稿序》）余恐其日久散伏，今将付诸梓人，是岂碧岑本心哉！特予不忍（上契下心）然于碧岑之零爱津墨也。（吾学海《小维摩诗稿后序》）
数十年后、历经太平天国战火将外曾祖母鲍氏三姐妹的别集合刻的戴和甫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女性文学创作对于家族的价值：外曾王母之诗名载于郡邑志，列于《京江者旧集》，其所谓诗已采入《国朝闺秀集》及诸选本，故不必藉原刻稿以传；然吉光片弱，流在人间，得诸岭表，未始非鬼神吁护之灵以致之。而外王父读书未显达，诸舅不幸皆中年卒，汝当募手民重刊之，以贻何氏子孙，伴知宝贵。（戴和甫《京江鲍氏三女史诗钞合刻序》）
正是出于对文字的责任感，清代男性文人主动编撰的闺秀诗话就有十多种，但内容却多为辑录，评语寥寥，于女性诗学建树有限。余叨居清圈，职在编摩，敢分耳笔之余闲，这续矶囊之剩慕。第念门承笃学，家有传书。（蔡殿齐《国朝闺阁诗钞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