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看来，商鞅变法重农抑商似乎是限制商业发展仅仅重视农业生产，以备军资，这种说法对一半错一半，秦民实行耕战国策，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变法前秦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却被很多人忽略了。尤其是少梁之战后，及秦孝公继位前夕的秦魏大战，秦国献公重伤不治，孝公可谓接了个烂摊子。献公继位后，也曾实行新政稳定了秦国长期混乱的局势但河西之地以被魏国夺走，作为秦国当时唯一一块可直接用于耕作的地方被占领，献公在位20余年，年年于魏交战，几乎可以形容为死缠烂打，也幸亏秦人厚重坚韧，否则国家早在其实便已结束，当时秦国内部贵族势力又有异动，民众也多有逃亡。在此之时，谁可快速凝聚国力。对于秦国来说谁便可成功，而其他学说都无法做到，最直接的论述便是卫鞅三说孝公。但就重农抑商政策来说，是其凝聚国力在经济上最佳体现，当时秦无大商，国内周转财货皆为六国商贾，其对于商品周转并非仅限于普通商业周转，而是高价贩卖战备物资及生活物资，无论是秦国官府和民众都被其大肆讹诈，加之秦国土地不是在贵族手中无法发挥地利就是尚未开垦的荒地。有借于此，商鞅制定重农抑商的政策。
根本在于商鞅准确的把握了秦国当时的国情，制定了有助于秦国经济发展凝聚国力的政策。首先重农，废井田开阡陌，收贵族土地，实行虚封制（在土地私有制情况下避免土地兼并）以保证地利最大限度为国家所用，，这比之前地利被贵族完全掌握使得国弊民乏有了巨大进步。对于大众来说，人们分得了土地，成为新国人，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军功爵制作为保证），凝聚人心及个人的努力不为贵族独吞除国税虚封贵族的地税生下的均为个人所得，多产粮食还可挣爵位。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民众真正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不在是农奴而被剥夺一生，最起码有了自己的合法诉求。
就抑商来说，就前文所讲，商人当时与间谍难以区分，无事时谋求财货，有事时谋取战争暴利且为本国通风报信，秦国变法之时刚刚结束少梁之战不久，商人趁机大发横财，为恢复秦国经济，商鞅将本身生产力低下的秦国的商人禁止从商，六国商人其税倍之，切严密监控。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策，商鞅变法使得咸阳不久成为当时几大商业都会之一（临淄，邯郸，大梁，陈城，等），若向后世简单理解的那般，咸阳会是都市吗？此外，咸阳此后商贾云集，若秦国果真抑商，这些商贾从何而来，为何经商至此，若无利可图，何必争相入秦。此外，变法之时统一货币，度量衡，迁都渭水，兴修水利等等举措都是发展经济的举措，所以重农抑商仅是初期及必要时期稳定经济的举措，并非一成不变，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商人吕不韦，堪舆家蔡泽（经济学家）都曾为相，包括西汉经济副相张苍亦为秦国故人，西汉时期为抑制商旅与贵族地主兼并土地，同样与秦相同打开杀戒。但不同的是，秦国所收的效果是统一以后土地为地方贵族所兼并，这至少说明秦国统一后土改并未进行到底，而为六国反秦势力留有祸根。商人此时，并未大举兼并土地。而汉朝除了地方贵族兼并土地外，又有分封诸王划归土地，以及富商巨贾。终两汉之世，都为得到解决，包括王莽改制和光武帝度田的失败，最终由于诸多元素的激发酿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使得国家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