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是四川成都平原一带的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该文化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的三星堆，该地处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而得名。现在考古发掘确认:这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剥蚀坍塌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遗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的。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大型遗址群，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和两个器物坑等重要文化遗迹。该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与河姆渡等文化遗址一样，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因此又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遗址最早在1929年就曾发现大批精美玉石器，在1986年发掘的两座大型祭祀坑中又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引起了世界轰动，被誉为我国“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ー。三星堆遗址存在于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中，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朝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朝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外，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先进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三星堆的三个土堆很可能是人工夯筑的祭坛，当时盛行诸神崇拜并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神崇拜。如此大量的充当商品流通媒介货币的海贝、象征财富的象牙等等的出现，都表明了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具有较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地位。一句话，古蜀国的源头及其中心，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证。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以及这里众多青铜文物的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文化的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治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宗教史。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必须改变，比如: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是从商朝算起，也就是3000多年，河南安阳出土的中国最重的青铜器一一司母戊铜方鼎是最典型的代表。
然而三星雄一千多件的青铜文物，其数量和高超的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年，这里就已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不仅如此，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自。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1993年5月，三星堆部分文物首次到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随后相继到法国、英国、丹麦、日本、美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观者如潮。因而，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三星堆遗址文化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的瓶形杯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的器物，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这里出土的玉石器则以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
这么大件的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此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有工具类的文物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实在耐人琢磨。玉琮玉璧、玉璋，这三件法宝用它们奇异的震撼力，为古蜀人营造了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中，青铜文明的自身文化特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影响范围也超出了传统的古蜀国分布的成都平原，扩散到陕南地区和江汉平原等地。同时，青铜文明也受到了中原夏商文明及长江中游地区、陕南地区文明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古蜀文明强烈内聚和外衍的两面性。出色的青铜铸造工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让人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神奇、最令人惊叹的，便是众多青铜像了。这些青铜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既有夸张的造型，又有优美细腻的写真，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神秘群体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它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
除了这些青铜像外，还有许多用于祭祀的尊，以及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着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三星堆文物中出土了六棵青铜神树，复原后此树高达3.95米，集我国神话传说中“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除此之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鸟及鸟形器，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青铜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另一件的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融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慑人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青铜太阳轮形器恐怕是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具神秘性的一件，有人认为它是“表现太阳崇拜观念的一种装饰器物”，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盾的装饰物，还有人说它是一种舞蹈仪式进行时的法器。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及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了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中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另外，这里还出土有金面罩与金杖。三星堆的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用黄金为青铜头像装点的“皮肤”。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的身份，就跟那些用铜作为整个人的脸面的头像一样，这种用黄金来表现的皮肤，可能是要说明这个铜人头像具有不同于其他头像的特殊身分。这里还发现一支金杖，它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这根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蜀王的权杖；另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古蜀政治领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标志，象征古蜀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树同义，均为古蜀人的图腾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