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人民在赶走日本侵略者后因为战火和天灾的原因又陷入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这时候全国共有19个省份受灾，灾民总数高达几千万，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一直被视为“鱼米之乡”的湖南，受灾灾民达到了700万人以上。
因旱灾从1945年一直持续到了1946年，湖南灾民70%左右无粮可食，剩下的也不过仅仅只能以稀粥勉强度日，掘食草根、树皮，泥土成为了灾区饥民极为普遍的“食物”。
根据1946年4月11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表的中国灾情报告》显示，在湖南“二千三百万人中, 估计已有七百万人嗷嗷待哺或不久于人世。有数百万人日食草根树皮, 甚至沙土。据联总职员目击之报告, 当地植物已被当地人民及前往汉口途中的难民, 咬嚼一空, 寸草不剩。”
许多灾民因食无可食，最终倒在了逃难的路上。在湖南受灾最为严重的衡阳，可以说是饿殍遍地，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倒毙的灾民。许多灾民因饥饿难捱，选择了自杀了断。在这样的饥荒面前，就连一般的小地主也在劫难逃。在南县昭明乡一户地主因饥饿选择了投水自尽。而普通百姓更是只能在灾荒面前无奈的举家饿死，汉寿县钟且清一家5口，饿死3人，只有两个孩子被过路人带走，生死未知。
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拉加迪亚在给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饥荒情形之严重，难以形容，实属凄惨之至。”
但“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时的国民政府官员们面对天天死去的饥民，却玩起了“左手救灾，右手造灾”的把戏。贪腐挪用救灾款项，乘机大发灾难财成为了普遍现象，不少地方官员甚至“闻灾而喜。”
在争夺救灾物资的同时，国民政府派系之间也借着救灾争夺民意，将救灾视为了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筹码，彼此相互掣肘扯皮。
1946年1月《北方杂志》上刊文指出“最伤心的是目下湘省灾情这么严重，居然还有人拿灾民来作政治斗争的对象，而这种事实又没有哪一个报纸敢于登载。在衡阳，党、团和帮派，向来是鼎足而立的，过去选举参议员时已经大打出手，而这次急赈队到了衡阳，如果是党员组成的急赈队，团员纠集灾民去包围; 如果是团员组成的急赈队，党员或帮会纠集灾民去包围，总而言之，目的都是使对方无法展开急赈工作，而让工作落到他们自己手里。等到这些工作完全吸到他们手里，这事情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