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可可这一时期的人们愿意把一切都展示给别人看，而且格外注意自己的模样、行为，因而许多贵族府邸、市民寓所中都装满镜子，好方便他们随时审视自己，而且他们还极其热爱写信，但信中的内容只是他想让别人看到的姿态，还有成千上万的回忆录，本身就带着想要流传后世的姿态，竭尽全力打造自己的形象。
与法国人不同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表现出一种内敛的倾向，以谦虚为美德，并不提倡宣扬自己，穿衣打扮就应该符合规矩，不应僭越。这种严格的等级观，在服装上表现极为清晰，因而其美丽并非自由发挥创作而得，而是规范的，僵硬的，皇后专属的那些服装首饰，大概就是后宫女子最向往的美丽装束了。身体束缚与思想束缚服饰的繁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具有阶级差异，只有不需要劳动，坐拥财富而又时间充裕的上层阶级才有能力驱使劳动人民为他们创造精细、重工、华美的服饰。服饰中最奢华的材料，最高超的工艺，都体现在这些上层阶级的服饰中这些人群在清朝的代表是皇室和官僚。
在法国则是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而女性又是这些人群中更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她们在性别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被认为是不适宜运动、劳作的（显然在底层群众中并非如此），在男权为主的社会中，她们扮演着愉悦男性的角色。高发髻、高跟鞋、紧身胸衣和庞大的裙撑导致女性行走困难，限制女性的行为举止，使女性看起来更温柔优雅，端庄美丽，洛可可时期的女性虽然有引领潮流，参与沙龙，讨论时事的自主性和先进性，但仍然是依附于男性的角色，没有男性的认可，她们的美丽、知性、优雅都不能被承认。或者说，她们的美丽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被认可的能力，她会因为外表的美丽受人夸赞。
如果她再有些思想那就锦上添花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用穿着束缚女性行动或许是一个全世界男人通用的手段，在以前的威尼斯，丈夫们希望妻子穿上高跟鞋后步履蹒跚、行动不便，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自己的妻子与其他男人偷情的机会。同样的，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妃嫔和土耳其的宫廷女奴隶都穿着很高的鞋子，可能不仅仅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而是为了防止她们从宫中出逃。从一开始男女共同穿用高跟鞋，到启蒙思想广泛影响下，男性放弃穿着高跟鞋，再到女性自觉穿着高跟鞋打造优美身姿，福柯在书中写道，人类对身体进行了规训与惩罚，以最高限度来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身体。
这种规训与惩罚不仅需要通过现存的各种社会机制来实施，更需要人自觉地对自己的身体、穿着和举止进行约束。这是女性自主对女性形象进行塑造的一种手段，类似的行为还有紧身胸衣、裹小脚，虽然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已经被抛弃，但束腰托胸的塑形内衣、高跟鞋现在仍然使用广泛，且已经成为代表女性的一种文化符号。时代的总的文化，总是最鲜明地反映在人们对两性关系的看法以及调节两性关系的法律上。君主专制主义文化在两性领域反映为风流多情，反映为宣布女性在一切领域都是主宰，反映为无条件地崇拜女性。如果说法国女性用紧身胸衣和高跟鞋打造的美好身体曲线是一种女性性征的刻意凸显。
是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身体控制，是性意识的体现，那么满族女性宽松的服装会有所不同吗？相比之下，二者均属封建君主制的体制下，男权为主的社会环境是一样的，满族女性服装上并未通过紧或者露的方式来体现性，一是由于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都受主导的汉文化影响，有意将性意识遮掩不谈，以控制女性、压抑女性的含蓄内敛感为美，可以说，历朝中，男权对女权的压制越强，其服装越趋于保守；二是从思想上，民间对女子的教育是以歪曲的“三从四德”思想为主，更有休妻的“七出”之罪，完全是对男性利益的维护，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含义已不需言表。从这一层面看，男权环境下，两国女性均属弱势群体。
其生存依赖男性，穿着打扮也以愉悦男性为主。在沙龙活动的流行下，法国女性确实接收到一些启蒙思想，然而对于女性来讲，沙龙是一所非正式的大学——在那里她们能够交流思想，学习同时代最好的思想，接受和给予批评，阅读自己的作品或聆听别人的作品，总之，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追求高等教育的一些形态。她们追求的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些形态罢了，这些思想虽然有一丝闪光，使这些沙龙女主人们有了更多的知识，但还不足以让她们冲破当时的社会状况，达到男女平等的地位，那平等的错觉只是男人为表绅士而做出的姿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