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
人啊,活着时受了再多的苦,到了快死的时候也会想个法子来宽慰自己。
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一个人对世界基本的图像就是在童年时建立起来的,哲理故事,以后长大成人和历经后逐渐老去,所能做的只是对这基本图像做一些局部修改,而它的根本是无法改动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另一些人会修改的少一些。
写长篇小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年甚至几年都不能完成,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笔下人物的和出现变化时,他自己的和可能也在变化,所以事先的构想在写作的过程中会被突然抛弃,另外的新构想出现了,写长篇小说就和一样,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我喜欢,不喜欢工作,所以我现在更喜欢写作长篇小说。
那些热衷于描述自己隐私的,其实不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分泌。一个作家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当他离世而去后,我想水至说得好,“我们应该从他身上看到还在的人。”
我觉得作家和批评家是有很大区别的,批评家就是在面对作家时,仍然想方设法找到他们作品中的破绽。作家不一样,作家总是更热情地去发现同行的优秀品质,尤其是自身欠缺的品质。所以同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在作家那里会获得毫无保留的尊敬,可能只是几个精彩的篇段感动了他,也已经足够了。在批评家那里,即使是最慷慨的赞扬都是有保留的,批评家总是更多地去关注那些不足之处,事实是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都是有缺陷的,所以批评家总是理直气壮。
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我觉得当一个人物的内心风平浪静时,是可以进行心理描写的,可是当他的内心兵慌马乱时,心理描写难啊,难于上青天。问题的是内心平静时总是不需要去描写,需要描写的总是那些动荡不安的心理,狂喜、狂怒、狂悲、狂暴、狂热、狂呼、狂妄,狂惊、狂吓、狂怕,还有其它所有的狂某某,不管写上多少字都没用,即便有本事将所有的细微都罗列出来,也没本事表达它们间的瞬息万变。
当我虚构的人物越来越真实的时候,我开始去怀疑我的现实是不是正在被虚构。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是可以替代的。
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他告诫我们,“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都是一个心眼,她认准的事谁也不能让她变。
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了,可他说的话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脑袋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
可是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这样的老人在乡间实在难以遇上,也许是困苦的损坏了他们的记忆,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讷,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去。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仿佛是道听途说般地只记得零星几点,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用一、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
那件绸衣我往身上一穿就赶紧脱了下来,那个难受啊,滑溜溜的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
“老子就是啃你家祖坟里的烂骨头,也不会向你要饭。”
抬担架的都猫着腰,跑到我们近前找一块空地,喊一、二、三,喊到三时将担架一翻,倒垃圾似的将伤号扔到地上就不管了。
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
啊,性子上来了什么事都干,什么话都说。
“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
“你千万别糊涂,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