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讲到查理一世在不借助议会的情况下,尚能维持统治。参见:从英国内战到“光荣革命”(一)
内战
想筹钱,又不想召开议会,查理一世只能在国王特权的范围内动脑筋。其中一个主意就是征收“船税”(ship money)。英国有一项古老的法律,全国都应该承担舰队的维持费用。但是,长期以来的惯例是,只有沿海各郡交纳这笔费用,内陆各郡是不用交的。而且即便在抵御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伊丽莎白一世也没有破例。如果查理一世和议会关系友好的话,这本不是什么问题。
约翰·汉普登
向全国征收船税,激怒了议会派。前议员汉普登拒不从命,坚持认为任何税收必须得到议会批准,结果财产被扣押,身陷囹圄。在这场标志性事件中,法官判决王室获胜,议会派深受刺激,并重提《权力请愿书》的口号。他们发现,如果单单局限在法律问题上,还不足以激发全国人民的热情。于是,他们试图通过煽动宗教情绪来动员英国人。不过,真正的转折点来自苏格兰。苏格兰本是斯图亚特王室的龙兴之地。谁也没料到,苏格兰成为反对查理一世政府的急先锋。这要从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说起。我们知道,宗教问题宜静不宜动,查理国王却想统一不列颠全岛的宗教仪式,让苏格兰人采用英格兰人的《祈祷书》(p.611)。他还颁布法案,企图剥夺苏格兰贵族自宗教改革以来得到的教会土地。(p.611)为了扶植苏格兰主教,英国政府还对宗教法做出新解释,其中强化了国王的地位。这一系列做法“同苏格兰上层阶级的物质利益、各个阶级的宗教信仰和苏格兰民族的独立精神发生了冲突。”(p.612)苏格兰的民族领袖们暗示国人,查理一世的最终意图是强迫他们重新皈依天主教。这无疑激起了苏格兰人的怒火。1637年7月,苏格兰民众开始挑战国王和主教的权威。情况是这样的:苏格兰政教上层人士齐聚爱丁堡的教堂,朗读新版的《祈祷书》,结果,整个仪式演变成一场大骚乱。苏格兰人迫使查理一世收回了新的《祈祷书》,放弃最初的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1638年,苏格兰人自发建立了宗教会议,并决定废除主教制度。至此,国王的权威扫地无疑。查理国王命令苏格兰解散宗教会议,出乎意料的是,苏格兰宗教会议拒绝解散,并决定成为常设机构。丘吉尔说,“人们一直把这一行动同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抗拒国王意志的行为相提并论。而且,它们都导致了处死国王的严重结局。”(p.615)
查理一世将此举视为苏格兰人的叛乱,并有意镇压。不过,在开战之前,双方进行了一场和谈,试图通过召开宗教会议、议会会议的方式化解矛盾。1639年6月,查理虽然如期召开了宗教会议,但拒绝承认苏格兰宗教会议之前通过的条例。而在8月底召开的苏格兰议会上,双方也没有达成一致。然而,苏格兰议会在解散之前选出了享有全权的代表委员会,它实际上成为苏格兰政府。(p.617)一场战争不可避免。此时,真正的问题来了。
“同苏格兰人开战,钱从哪里来?没有议会,如何筹集到军费?”在温特沃思等谋臣的建议下,查理一世决定召集议会。于是,“在经过近十一年的个人专制之后,查理国王发出召集议会的令状。议会同国王进行的举世闻名的斗争,从此揭开了序幕。”(p.618)1640年,新议会成立伊始,便重提1629年的问题。前议会派领袖皮姆(John Pym)东山再起,并成为新议会的核心人物(事实上,他成为英格兰正在勃兴的议会运动和清教徒运动的纽带)。同时代的克拉伦登评价皮姆,“他看出了政府的错误,并且知道如何使这些错误显得更加严重。”(p.619)查理一世没有料到,自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数日之后,他轻率地解散了议会,然而,打开的盒子不可能再合上。后来,史家把这届短命的议会,称为“短期议会”。
皮姆召集议会的路子走不通,政府的强硬派人士(如斯特拉福德伯爵,即温特沃思)仍然力主镇压苏格兰。一次擦枪走火,让苏格兰人长驱直入,国王的军队惨败。值得一提的是,国王本想激发英国人的爱国热情,结果发现贵族和议会派对此冷淡,并把这次失败作为强迫国王重开议会的机会。在贵族会议的建议下,查理一世不得已重新召开议会。新议会对国王很不友好。丘吉尔说,“在‘短期议会’的四百九十三名议员中,有二百九十四名再次当选,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新当选者几乎全是反政府的人。着名的反对派候选人无一落选。议会中支持国王的人则不到三分之一。”(p.622)查理一世召开议会的本意是对付苏格兰人。结果,英格兰议会同苏格兰的各种势力联合起来,将矛头对准了查理国王和他的大臣。在这些大臣中,斯特拉福德(温特沃思)首当其冲。议员们的要求是,先泄愤,再拨款。权臣斯特拉福德掌握了皮姆等议员同苏格兰侵略军联系的充分证据,只要国王签发令状,显然可以把他们定为叛国罪。皮姆先发制人,在下院的支持下,在上议院弹劾斯特拉福德。国王的心腹大臣不久一一被弹劾。这次的主动权掌握在下院手里。下议院多数议员要求废除主教制度,苏格兰人与此相配合,企图建立长老会制度。然后,查理一世认为“从十二使徒开始世代相传的主教制度同基督教信仰是不可分割的。英国的主教制度始于圣奥古斯丁时代,亨利八世同罗马天主教的决裂也没有打破这个传统。因此,查理国王坚决要保留任命主教的传统权利。在这场宗教斗争中,对立双方都是新教徒,他们的分歧在于教会的统治方法。”(p.625)议会打算弹劾斯特拉福德,可是要证明他有叛国通敌的死罪则是不可能的。在审讯期间,此人做了出色的辩护,也逐渐得到许多上议员的同情。但是,为了置其于死地,皮姆和其他议员放弃了审讯程序,通过议会法案的途径给他定罪,判处其死刑。(这个举动开始引发议会派的分裂)在斯特拉福德受审和被处以死刑之后,查理做出了其他许多让步。《三年法案》规定至少三年召集一次议会,必要时可以撇开国王召集议会。该法案彻底结束了查理一世的个人专制。此外,他还同意另一项措施,“防止本届国会不合时宜地解散”,如果它自己同意解散则另当别论。这条法律实际上规定了这届议会应该长期存在。因此,这届议会也被称为“长期议会”。议会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法案,从根本上动摇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制度。此时,形势开始逆转。孤立无援的查理一世逐渐得到国人的同情。“英格兰人不管对宗教和立宪问题采取哪种立场,均不愿为供养苏格兰侵略军而交税。苏格兰的长老会教派对于大多数英格兰人没有多少吸引力。”(p.633)在1641年底,下议院发生分化,尽管皮姆及其追随者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反对派开始出现。上议院的多数议员站在了国王一边。皮姆和汉普登等议会派提出《特别抗议书》,要求限制主教的权力,力求议会完全控制宫廷大臣。这是对王权的全面挑战。此时,从前反对国王的人,开始同皮姆为敌,如迪格比父子、威廉主教、福尔克兰、科尔佩珀以及爱德华·海德(即后来的克拉伦登)。海德说,“现在的目标是保持安定,如果特别抗议书得到批准,尤其是公诸于世,目前的争端会更加激烈。”(p.634)
一年以前议会开会时,支持国王的议员不足三分之一,而此时《抗议书》仅以十一票的多数通过。(p.634)换句话说,形势开始变得对查理一时有利。然而,急不可耐的查理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在邀请皮姆担任财政大臣未遂后,查理突然改变初衷,决定以严重的叛国罪名法办他的五名主要敌人。(p.636)这个激烈行动是在王后的督促下做出的。1642年1月4日,查理率领一支卫队,来下议院抓人。他要求下议院交出皮姆、汉普登、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斯特罗德五位有罪的议员。由于提前听到风声,五位议员早已逃走,被伦敦市民兵和法官保护起来。之后,伦敦民众怒不可遏,愤怒的人群自发涌上街头。惊吓之余,查理带着朝臣离开首都,直到受审和就刑之时才重返伦敦。1642年初,查理一世退到约克,组建起军队。此时,英格兰出现了两个统治中心。皮姆、清教徒和国会的残余部分以国王的名义在伦敦实施统治;国王也得到一批政治精英的拥护,成为实权国王。两个中心为内战做着最后的准备。1642年6月1日,议会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枢密院成员、各大臣应由议会任命;议会应该完全控制民兵和平定爱尔兰所需的军队;以何种教派为国教也应该由议会做出决定。简言之,国王应该交出一切政教大权。”(p.638)从双方的人员构成看,大部分贵族逐渐加入保皇党,商人则普遍站在议会派一边;当然,也有许多贵族支持皮姆,许多自治市拥护国王。各郡的绅士和自由民也分成两派,离伦敦较近的人一般支持议会派,而北部和西部地区则多半支持保皇派。两派都以国王的名义进行斗争,也都承认议会制度。如历史学家兰克所言,“一方维护有君主存在的议会制,另一方拥护有君主存在的君主制。”(p.639)就像前文提到了,这是一场争夺主导权的战争,不分出胜负,是不会结束的。1643年初,战火遍及各地。一开始,保皇党人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他们受过击剑训练,娴于狩猎,并且得到欧洲王室的支援。议会派的军事素质低劣,但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一股狂热情绪,弥补了纪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不足。下议员克伦威尔上校建立并训练了东部各郡联盟的骑兵,开始崛起。
克伦威尔为了扭转战局,皮姆等人寻求苏格兰人的援助,用重金买通了一支苏格兰军队,以便把战争进行到底。9月25日,皮姆领导议会同苏格兰人签订《神圣盟约》。同年12月,皮姆患病去世。值得注意的是,查理一世从来没有解散议会,尽管这个议会正在同他作战。因为那样做,无异于否定他在1641年批准并使之永远有效的议会法案,而这也会造成支持者的分裂。因此,“他宣布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经不是自由的议会,并号召从那里逃出去的议员组成新议会。于是, 83名上院议员和175名下院议员于1644年1月22日奉召在牛津开会。”(p.650)然而,这一优势被苏格兰军队进入英格兰所抵消。讽刺的是,六年前,查理极力把英格兰的礼拜仪式强加给苏格兰。此刻,苏格兰人却企图以武力铲除主教制度,把长老会制度强加给英格兰。(p.651)苏格兰军队控制住保皇派的北方各郡后,便来伦敦催款,并提了三点要求:第一,在英格兰各地推行长老会制度;第二,根据《神圣盟约》的规定建立“两国委员会”,以便参预英格兰的统治,决定其军事行动和基本政策;第三,维持君主制度。设立“两国委员会”的要求被上议院抵制,宗教方面的要求遭到克伦威尔一派的抵制。克伦威尔主张除了天主教和英国主教派之外,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任何信仰。(p.653)在保皇派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议会派和苏格兰人搁置争议。事后看,君主制和英国国教之所以能够恢复,在于圣公会和长老派联合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独立派。(p.653)
最终,保皇派和议会派迎来了决战时刻,马斯顿荒野之战。这是英国内战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场决斗。是役,克伦威尔和他的铁甲军大胜。这一战果提升了克伦威尔的政治地位。在克伦威尔的坚持下,议会军队被要求以“新模范军”为样板进行改编。此外,克伦威尔在下院的盟友提出一个法定,“上下两院的议员都不能担任军职。”然而,面对不利战局,军中人心不稳,上议院破例对克伦威尔委以军职。1645年6月,他受命为骑兵司令,成为在军内和国会均任要职的唯一人物。从此,他成为这两个方面的统治者。(p.659)顺便说一句,法国革命伊始,柏克便断言,法国的激进革命者不久会臣服于军中的寡头,这种判断力也许正是源自英国内战的教训。英国民众要求结束这场内战,在这种压力下,保皇派和议会派进行了一场和谈。但是,议会派和查理国王在主教制度和兵权的问题上拒绝让步,谈判破裂。1645年6月14日,双方进行了最后的较量,即内斯比之役。是役,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大胜,内战大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