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讲到查理一世在不借助议会的情况下，尚能维持统治。参见：从英国内战到“光荣革命”（一）
内战
想筹钱，又不想召开议会，查理一世只能在国王特权的范围内动脑筋。其中一个主意就是征收“船税”（ship money）。英国有一项古老的法律，全国都应该承担舰队的维持费用。但是，长期以来的惯例是，只有沿海各郡交纳这笔费用，内陆各郡是不用交的。而且即便在抵御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伊丽莎白一世也没有破例。如果查理一世和议会关系友好的话，这本不是什么问题。
约翰·汉普登
向全国征收船税，激怒了议会派。前议员汉普登拒不从命，坚持认为任何税收必须得到议会批准，结果财产被扣押，身陷囹圄。在这场标志性事件中，法官判决王室获胜，议会派深受刺激，并重提《权力请愿书》的口号。他们发现，如果单单局限在法律问题上，还不足以激发全国人民的热情。于是，他们试图通过煽动宗教情绪来动员英国人。不过，真正的转折点来自苏格兰。苏格兰本是斯图亚特王室的龙兴之地。谁也没料到，苏格兰成为反对查理一世政府的急先锋。这要从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说起。我们知道，宗教问题宜静不宜动，查理国王却想统一不列颠全岛的宗教仪式，让苏格兰人采用英格兰人的《祈祷书》（p.611）。他还颁布法案，企图剥夺苏格兰贵族自宗教改革以来得到的教会土地。（p.611）为了扶植苏格兰主教，英国政府还对宗教法做出新解释，其中强化了国王的地位。这一系列做法“同苏格兰上层阶级的物质利益、各个阶级的宗教信仰和苏格兰民族的独立精神发生了冲突。”（p.612）苏格兰的民族领袖们暗示国人，查理一世的最终意图是强迫他们重新皈依天主教。这无疑激起了苏格兰人的怒火。1637年7月，苏格兰民众开始挑战国王和主教的权威。情况是这样的：苏格兰政教上层人士齐聚爱丁堡的教堂，朗读新版的《祈祷书》，结果，整个仪式演变成一场大骚乱。苏格兰人迫使查理一世收回了新的《祈祷书》，放弃最初的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1638年，苏格兰人自发建立了宗教会议，并决定废除主教制度。至此，国王的权威扫地无疑。查理国王命令苏格兰解散宗教会议，出乎意料的是，苏格兰宗教会议拒绝解散，并决定成为常设机构。丘吉尔说，“人们一直把这一行动同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抗拒国王意志的行为相提并论。而且，它们都导致了处死国王的严重结局。”（p.615）
查理一世将此举视为苏格兰人的叛乱，并有意镇压。不过，在开战之前，双方进行了一场和谈，试图通过召开宗教会议、议会会议的方式化解矛盾。1639年6月，查理虽然如期召开了宗教会议，但拒绝承认苏格兰宗教会议之前通过的条例。而在8月底召开的苏格兰议会上，双方也没有达成一致。然而，苏格兰议会在解散之前选出了享有全权的代表委员会，它实际上成为苏格兰政府。（p.617）一场战争不可避免。此时，真正的问题来了。
“同苏格兰人开战，钱从哪里来？没有议会，如何筹集到军费？”在温特沃思等谋臣的建议下，查理一世决定召集议会。于是，“在经过近十一年的个人专制之后，查理国王发出召集议会的令状。议会同国王进行的举世闻名的斗争，从此揭开了序幕。”（p.618）1640年，新议会成立伊始，便重提1629年的问题。前议会派领袖皮姆（John Pym）东山再起，并成为新议会的核心人物（事实上，他成为英格兰正在勃兴的议会运动和清教徒运动的纽带）。同时代的克拉伦登评价皮姆，“他看出了政府的错误，并且知道如何使这些错误显得更加严重。”（p.619）查理一世没有料到，自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数日之后，他轻率地解散了议会，然而，打开的盒子不可能再合上。后来，史家把这届短命的议会，称为“短期议会”。
皮姆召集议会的路子走不通，政府的强硬派人士（如斯特拉福德伯爵，即温特沃思）仍然力主镇压苏格兰。一次擦枪走火，让苏格兰人长驱直入，国王的军队惨败。值得一提的是，国王本想激发英国人的爱国热情，结果发现贵族和议会派对此冷淡，并把这次失败作为强迫国王重开议会的机会。在贵族会议的建议下，查理一世不得已重新召开议会。新议会对国王很不友好。丘吉尔说，“在‘短期议会’的四百九十三名议员中，有二百九十四名再次当选，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新当选者几乎全是反政府的人。着名的反对派候选人无一落选。议会中支持国王的人则不到三分之一。”（p.622）查理一世召开议会的本意是对付苏格兰人。结果，英格兰议会同苏格兰的各种势力联合起来，将矛头对准了查理国王和他的大臣。在这些大臣中，斯特拉福德（温特沃思）首当其冲。议员们的要求是，先泄愤，再拨款。权臣斯特拉福德掌握了皮姆等议员同苏格兰侵略军联系的充分证据，只要国王签发令状，显然可以把他们定为叛国罪。皮姆先发制人，在下院的支持下，在上议院弹劾斯特拉福德。国王的心腹大臣不久一一被弹劾。这次的主动权掌握在下院手里。下议院多数议员要求废除主教制度，苏格兰人与此相配合，企图建立长老会制度。然后，查理一世认为“从十二使徒开始世代相传的主教制度同基督教信仰是不可分割的。英国的主教制度始于圣奥古斯丁时代，亨利八世同罗马天主教的决裂也没有打破这个传统。因此，查理国王坚决要保留任命主教的传统权利。在这场宗教斗争中，对立双方都是新教徒，他们的分歧在于教会的统治方法。”（p.625）议会打算弹劾斯特拉福德，可是要证明他有叛国通敌的死罪则是不可能的。在审讯期间，此人做了出色的辩护，也逐渐得到许多上议员的同情。但是，为了置其于死地，皮姆和其他议员放弃了审讯程序，通过议会法案的途径给他定罪，判处其死刑。（这个举动开始引发议会派的分裂）在斯特拉福德受审和被处以死刑之后，查理做出了其他许多让步。《三年法案》规定至少三年召集一次议会，必要时可以撇开国王召集议会。该法案彻底结束了查理一世的个人专制。此外，他还同意另一项措施，“防止本届国会不合时宜地解散”，如果它自己同意解散则另当别论。这条法律实际上规定了这届议会应该长期存在。因此，这届议会也被称为“长期议会”。议会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法案，从根本上动摇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制度。此时，形势开始逆转。孤立无援的查理一世逐渐得到国人的同情。“英格兰人不管对宗教和立宪问题采取哪种立场，均不愿为供养苏格兰侵略军而交税。苏格兰的长老会教派对于大多数英格兰人没有多少吸引力。”（p.633）在1641年底，下议院发生分化，尽管皮姆及其追随者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反对派开始出现。上议院的多数议员站在了国王一边。皮姆和汉普登等议会派提出《特别抗议书》，要求限制主教的权力，力求议会完全控制宫廷大臣。这是对王权的全面挑战。此时，从前反对国王的人，开始同皮姆为敌，如迪格比父子、威廉主教、福尔克兰、科尔佩珀以及爱德华·海德（即后来的克拉伦登）。海德说，“现在的目标是保持安定，如果特别抗议书得到批准，尤其是公诸于世，目前的争端会更加激烈。”（p.634）
一年以前议会开会时，支持国王的议员不足三分之一，而此时《抗议书》仅以十一票的多数通过。（p.634）换句话说，形势开始变得对查理一时有利。然而，急不可耐的查理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在邀请皮姆担任财政大臣未遂后，查理突然改变初衷，决定以严重的叛国罪名法办他的五名主要敌人。（p.636）这个激烈行动是在王后的督促下做出的。1642年1月4日，查理率领一支卫队，来下议院抓人。他要求下议院交出皮姆、汉普登、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斯特罗德五位有罪的议员。由于提前听到风声，五位议员早已逃走，被伦敦市民兵和法官保护起来。之后，伦敦民众怒不可遏，愤怒的人群自发涌上街头。惊吓之余，查理带着朝臣离开首都，直到受审和就刑之时才重返伦敦。1642年初，查理一世退到约克，组建起军队。此时，英格兰出现了两个统治中心。皮姆、清教徒和国会的残余部分以国王的名义在伦敦实施统治；国王也得到一批政治精英的拥护，成为实权国王。两个中心为内战做着最后的准备。1642年6月1日，议会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枢密院成员、各大臣应由议会任命；议会应该完全控制民兵和平定爱尔兰所需的军队；以何种教派为国教也应该由议会做出决定。简言之，国王应该交出一切政教大权。”（p.638）从双方的人员构成看，大部分贵族逐渐加入保皇党，商人则普遍站在议会派一边；当然，也有许多贵族支持皮姆，许多自治市拥护国王。各郡的绅士和自由民也分成两派，离伦敦较近的人一般支持议会派，而北部和西部地区则多半支持保皇派。两派都以国王的名义进行斗争，也都承认议会制度。如历史学家兰克所言，“一方维护有君主存在的议会制，另一方拥护有君主存在的君主制。”（p.639）就像前文提到了，这是一场争夺主导权的战争，不分出胜负，是不会结束的。1643年初，战火遍及各地。一开始，保皇党人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他们受过击剑训练，娴于狩猎，并且得到欧洲王室的支援。议会派的军事素质低劣，但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一股狂热情绪，弥补了纪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不足。下议员克伦威尔上校建立并训练了东部各郡联盟的骑兵，开始崛起。
克伦威尔为了扭转战局，皮姆等人寻求苏格兰人的援助，用重金买通了一支苏格兰军队，以便把战争进行到底。9月25日，皮姆领导议会同苏格兰人签订《神圣盟约》。同年12月，皮姆患病去世。值得注意的是，查理一世从来没有解散议会，尽管这个议会正在同他作战。因为那样做，无异于否定他在1641年批准并使之永远有效的议会法案，而这也会造成支持者的分裂。因此，“他宣布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经不是自由的议会，并号召从那里逃出去的议员组成新议会。于是， 83名上院议员和175名下院议员于1644年1月22日奉召在牛津开会。”（p.650）然而，这一优势被苏格兰军队进入英格兰所抵消。讽刺的是，六年前，查理极力把英格兰的礼拜仪式强加给苏格兰。此刻，苏格兰人却企图以武力铲除主教制度，把长老会制度强加给英格兰。（p.651）苏格兰军队控制住保皇派的北方各郡后，便来伦敦催款，并提了三点要求：第一，在英格兰各地推行长老会制度；第二，根据《神圣盟约》的规定建立“两国委员会”，以便参预英格兰的统治，决定其军事行动和基本政策；第三，维持君主制度。设立“两国委员会”的要求被上议院抵制，宗教方面的要求遭到克伦威尔一派的抵制。克伦威尔主张除了天主教和英国主教派之外，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任何信仰。（p.653）在保皇派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议会派和苏格兰人搁置争议。事后看，君主制和英国国教之所以能够恢复，在于圣公会和长老派联合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独立派。（p.653）
最终，保皇派和议会派迎来了决战时刻，马斯顿荒野之战。这是英国内战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场决斗。是役，克伦威尔和他的铁甲军大胜。这一战果提升了克伦威尔的政治地位。在克伦威尔的坚持下，议会军队被要求以“新模范军”为样板进行改编。此外，克伦威尔在下院的盟友提出一个法定，“上下两院的议员都不能担任军职。”然而，面对不利战局，军中人心不稳，上议院破例对克伦威尔委以军职。1645年6月，他受命为骑兵司令，成为在军内和国会均任要职的唯一人物。从此，他成为这两个方面的统治者。（p.659）顺便说一句，法国革命伊始，柏克便断言，法国的激进革命者不久会臣服于军中的寡头，这种判断力也许正是源自英国内战的教训。英国民众要求结束这场内战，在这种压力下，保皇派和议会派进行了一场和谈。但是，议会派和查理国王在主教制度和兵权的问题上拒绝让步，谈判破裂。1645年6月14日，双方进行了最后的较量，即内斯比之役。是役，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大胜，内战大局已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