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一文中，据“对话”者说，曾在撰文建议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却受到很多人的“尖锐指责”。但他又说，“现在一些民族同志也意识到，这个东西固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带来某些优惠、好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带来特殊防范”。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些民族同志现在同意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
说起身份证上的“民族”，笔者就想起与加拿大原住民的交流。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号称“第一民族”。这里的“民族”就是Nation，而很多学者忌讳此词建议改用“族群”这一概念，但印第安人却是绝对拒绝“族群”概念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拥有特殊的身份证。凭着这个身份证，他们在联邦和各自居住的省份享有广泛的特殊服务。更让印第安人感到自豪的是，凭着这个身份证，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国界，与美国的印第安人自由来往。毫无疑问，这样的身份证，对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来说，意味着加拿大两级政府对其特殊地位和权利的承认，也象征着他们在北美大陆上所拥有的特殊尊严和权利。
在卢旺达，我们则看到了在身份证上标注“民族”的另一种极端。当年，外来殖民者将卢旺达人划分为胡图、图西和特瓦3个不同的民族，并将其标注在每个人的身份证上。独立以后的卢旺达继续沿用这一办法。然而，长期的历史积怨和现实政治的博弈，使这种“强化民族”的做法演变成1994年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作为反省大屠杀的一个重要措施，劫后的卢旺达在身份证上取消了“民族”一栏，将全体国民通称为“卢旺达人”，开始致力于新的国民建构。通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卢旺达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民族和解、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从中外各国的实践来看，身份证上的“民族”所展现的实际上是国家的理念和意志。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民族识别，并在身份证上注明民族身份的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各民族，尤其是广大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保证他们真正当家作主。这些措施在激发各民族的革命和建设热情，提高他们对祖国的认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近些年来，我们的“民族”身份却因外部环境改变而增加了不同的意味。借反恐名义，发生对特定民族群体拒载、拒住的现象，这些现象严重违反我们的民族理念和政策，却未能得到及时而应有的惩处。在一些地方，这种“身份”有时又变成某些人侵蚀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一种途径，比如冒充少数民族学生去享受高考等方面的一些“优惠”，严重影响民族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各种情况表明，身份证上的“民族”似乎已经变味。有鉴于此，在身份证上取消“民族”一栏似乎未尝不可。其实，身份证上的“民族”，说到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如果真的要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是否意味着对国家意志及其执行力遭到削弱的某种默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