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中国大陆统计部门的人口数据显示为13.9538亿、中国香港地区的人口统计数据为748.25万、中国澳门地区的人口统计数据为65.6万、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统计数据为2358万人。目前全世界一共有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俄罗斯、尼日利亚、日本、墨西哥、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等13个人口上亿的国家。这其中只有印度的人口规模大体上与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相当，排名世界第三的美国只有3.3亿人口，连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还不到。那么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人类的远古文明中除古希腊是海洋商业文明之外，绝大多数远古文明都是农耕文明，所以这些文明大多兴起于水源充沛的大河冲击平原，因为农业生产离不开充足的水源作为支撑。而中华文明兴起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冲击平原可谓得天独厚——相比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种四周多沙漠和古希腊的多山地形而言：能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冲击平原这样大面积的冲击平原相提并论的只有印度的印度河、恒河冲击平原，这两大冲击平原是当时难得的适宜农耕之地，因此孕育了大量人口。在持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时代我国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家庭伦理风俗——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可谓根深蒂固。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古代中国的国情密不可分：一个农业国家需要充足的壮劳力维持生产，只有多生育人口才能维持家庭生计，进而实现老有所依的目标，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多子多福的观念。与此同时朝廷的日常行政运作以及应对战事也必须消耗大量钱粮，因此朝廷会千方百计出台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人们生育：越王勾践对大龄男女的父母征收重税、秦献公嬴师隰废除活人殉葬制度无不是出于充实国家人口的目的。
中国的这种地理结构和农业社会形态还使中国人很早就催生出大一统思想意识。相比西方政治版图长期的四分五裂状态而言：中国在绝大部分时期都得以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中国人的这种大一统思维其实由来已久——尽管缔造中华大一统帝国的人是秦始皇嬴政，然而在此之前战国七雄连年征战、诸子百家纵横争辩所要解决的就是将天下定于一的问题。正因为大一统思想是华夏民族早就孕育出来的全民共识，所以秦始皇嬴政可以较为顺利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废分封行郡县并统一帝国的文字、货币、度量衡，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从此以后中华大地各地区之间就形成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联系。秦王朝在30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内缔造了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高度统一的共同体。秦朝之后的历代王朝在秦朝的疆域基础之上不断向四周扩张并最终形成今天的中国版图。在秦朝建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除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两宋共计600多年时间之外这片土地都保持着统一的状态。相比欧洲长期以来的小国林立状态而言：我国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领土大国。尽管人口不一定和领土呈正比，但不能否认庞大的领土是孕育庞大人口规模的基础：没充足的土地资源作为依托就无法供养庞大的人口。当今世界的确有像加拿大这样的地广人稀的国家，可话说回来像科威特、卡塔尔这种国土面积有限的国家是绝不可能发展成为人口大国的。
中国的大一统政体不仅使国家得以保持庞大的疆域，同时也使国家在生产力上保持相对的高效率。在古代的农耕社会水利设施无疑是对农业生产极其重要的，而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上就能充分体现大一统帝国与封建采邑制国家的效率差距。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使帝国得以供养更多人口。大一统帝国的高效率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在商业活动上同样能体现大一统帝国的高效：大一统的古代中国尽管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然而却构建了庞大的商业贸易网——这一贸易网络不仅涵盖了帝国的疆域，甚至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延伸到帝国疆域之外。反观欧洲和中东在统一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时代是可以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然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采邑制国家显然就无法参与如此广袤范围内的贸易运作了。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无论是在农业生产或是商业活动上都能创造出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利润，从而得以供养更为庞大规模的人口。中国这种高效的大一统体系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即使是异族入主中原也必须接纳这一体系。历史上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开放包容特性使匈奴、鲜卑、契丹、党项等民族相继被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些民族的加入进一步充实了中国人口。
独特的地理结构、农业社会以及延续上千年的大一统政体为中国的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历朝历代的战争则成为了中国人口增长的制约因素：秦末农民战争、汉武帝伐匈奴、两汉之交的战乱、汉末三国混战、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隋末暴政、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变......在这一次次战乱中人口大量凋敝：秦末汉初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70%；汉武帝伐匈奴的战争导致人口减少50%；两汉之交的战争造成了65%的人口损失率；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期的战争更是使人口损失率达到了95%，一时间中华大地出现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西晋八王之乱导致了38%的人口损失率；五胡乱华以及后来的南北朝割据混战造成了60%的人口损失率；隋末的战乱使中国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少到公元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高达73%；安史之乱使中国人口由公元755年的5292万人口减少到760年的1699万，损失率高达68%。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动乱之所以动辄使人口减少过半除了直接死亡的人口之外还有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口成为了脱离国家户籍统计的流民。在经历一次次动乱之后中国人口在明代首次突破1亿：明初人口约为6500万~8000万人之间，然而到万历年间就已增长到1.97亿，即使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仍有上亿人口。进入清代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速进一步加快，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全国人口已达到5.83亿，这还是在经历了惨烈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之后的数字。这也就是说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然而在明清以来的六百余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此前数千年的积累：之前数千年间中国人口缓慢增长到1亿，然而自明清以来的六百余年间中国人口由1亿翻了十几倍。在这六百余年间明末清初的战乱、清末的动乱、惨烈的抗日战争均曾导致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减少，那么为什么在经历一系列动乱后中国人口仍在这六百余年间呈现如此急速的增长呢？
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以及此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推动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尽管此后中国的明、清两朝日益走向闭关锁国，但中国还是在大航海时代中有所收获。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而言：来自美洲新大陆的农作物的引入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这也恰恰是导致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一大重要因素：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辣椒、南瓜、番茄等近30种作物都是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至清末之间传入我国的。玉米、番薯、马铃薯都是耐旱、耐贫瘠的高产作物，于是这些作物就在一般的粮食作物难以生存的贫瘠土壤上大量种植。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单位面积的耕地实现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足以供养相对更多的人口。进入清代以后随着耕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就使这些高产作物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清朝的疆域是不是比此前的朝代大的问题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些争议，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清朝对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度是超过了此前历代王朝的。东北、新疆、西藏等地的确不是清朝最早纳入版图的，但在此之前的历代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度如何呢？事实上在清军入关之前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随着清代的闯关东、走西口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原来很多未开垦的荒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发。雍正继位后甚至把开荒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因此清代的耕地面积比起此前的朝代其实是有较大规模的扩张的。
如果说明清时代是中国人口急速增长的一个高峰，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又一个高峰：明清以来六百余年的人口增长超过了此前数千年的积累，而在这六百余年中绝大多数人口增长又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为5.3亿人，而如今的中国人口比这翻了可不止一倍。这首先是因为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长期的动乱，而和平安定的环境恰恰是人口增长的基础。事实上清朝的人口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增长到4亿——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四万万同胞”这一说法的出处。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四万万同胞的说法就没变过，当然由于长期的战乱实际上无法确切统计人口，所谓四万万同胞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然而根据新中国在195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四万万同胞这一估计其实差得并不算离谱。这么说来长达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没什么人口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动乱使人口大量死亡从而抵销掉了增长的部分，所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后所创造的安定和平环境的出现就使中国人口开始呈加速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医疗技术的稳步提升也使婴儿夭折的现象越来越少，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在一起促成了中国人口的大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