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是王献之艺术最热忱的崇拜者之一，他认为他平生只见到了三件王献之的真迹作品。这其中的两件，传承线索是很模糊的。一件是直到九世纪，才被归名于王献之的作品；另一件则最早是由米芾亲自认定为王献之的作品。而此外被米芾称为『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的第三件作品，传承线索则很可靠，这就是《十二月帖》。
王羲之 得示帖
褚遂良 枯树赋 局部
米芾所见到的这件作品的手稿，四角都嵌有唐代书法鉴赏家褚遂良的印识，他自己还书写了标题：『大令十二月帖』。这卷作品历经晚唐和宋初几次重要的收藏，最终在一零八四年被米芾获得，成为他的最珍视的三件收藏之一，一一零四年他又将其镌刻成碑。其拓件被编入曹之格一二六八年编辑的《宝晋斋法帖》，并成为该法帖集的核心作品。而米芾的三列跋记也被刻入碑版，附在该作品的后面，其记曰：『右襄阳米芾家藏法书。经梁唐御府历代赏鉴之家传。』
褚遂良 孟法师碑 局部
《戏鸿堂法帖》《黄庭经》后的董其昌题跋
这件作品和羊欣『神秘』草书在用笔上颇有相似之处，看上去都显得无拘无束，这一点前文已有所关注。可惜，羊欣的书迹没有拓版、拓片存世，只留有手书版。而另一方面，对王献之风格发展的梳理也可以从研究理论文献中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中得到启示。
王羲之 平安帖
王献之廿九日帖
王献之的学生及追随者羊欣以他那句著名的结论最早描述了王羲之与王献之书风之间的区别，即：『王献之……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之后的艺术批评家们进一步详释了王氏父子的这种风格比较。王羲之的风格被誉为『古』，而王献之的书法则尊为『今体』。前者是『质』『工夫』和对『规矩』的遵从，后者则是与之相对比的『妍』『秀媚』。
董其昌《戏鸿堂法帖》的第一件作品：王羲之《黄庭经》
王献之 洛神赋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王献之与羊欣的今体在文人圈里要比王羲之的书风更流行，可到了五世纪中叶，这种趋势有所转变，从这时开始，王羲之的风格比他儿子的风格更被视为是一种典范。而最早强烈支持王羲之的评论家是虞龢，四七零年，他向皇帝上了著名的《论书表》。早期评论家所涉及的多为用来书写信件的、笔迹连贯的行书与草书。如果想从视觉效果上理解这些评论家在描述『二王』之间不同时、头脑中的观念，我们可以参看《丧乱帖》和《十二月帖》。用这两件作品做比较是很恰当的，因为它们都是行书写就的书信。王献之的书迹在字体结构上确实缺乏『骨力』，在笔画的运写上也很少显示出所谓的『工夫』和对『规矩』的恪守，但在书迹的流动间，却颇具『妍』和『秀媚』的意味。
追寻帖
米芾《箧中帖》
王献之书迹不同于其父的独特之处，还以『自然』『天然』『天真』这些术语来描述。这些概念不仅对书法理论，对普遍的艺术理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天然』是道家哲学的基础概念，这个术语经常出现在六朝时期的文献中。与『天然』常相关联的是自由、流畅无碍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