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自学成才,著述数千万字,其著作中既有煌煌巨著,更有便于初学的小书,文字清新,眼界宏阔,随着国学热力渐增,近年更是成为“国学热”中的珍品,成为不少人亲近传统的门径。
作者:谭徐锋
学人的眼界是第一位的
钱先生的弟子孙国栋早年毕业于政治大学,有志于研究唐宋史,在香港新亚书院时曾追随钱先生左右,最后留下了细腻的回忆文字,钱先生的不少嘉言懿行由此得以记录,给我们透露出钱先生学问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孙国栋当时刚刚流落到香港,有幸进入钱穆等创办的新亚书院读书,书院刚刚草创,尽管设施简陋,但学风却颇为谨严。
最初,钱穆命孙国栋研读其著作《国史大纲》,面对孙的懈怠,钱穆显得格外生气:“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孙推托说“因为最近很忙。”钱穆怒斥他:“现代的学生,躲懒读书,常用最近‘很忙’为藉口,朱子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哪里能够闲闲散散地读书。我这所研究所是要找些能献身于学术的青年,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
这一当头棒喝,让孙国栋记忆犹新,内心暗地惊叹“这位老师真严,但我很佩服他。我觉得现代一般大学教授,只会阿谀学生,讨好学生,哪敢严正地申斥学生,像钱师这样的老师,实在难得”,所以此后的研读计划都尤其认真,也慢慢体会到钱穆的良苦用心。
作为导师,钱穆时常鼓励孙“为学必须奋勇,自力向前,尤贵坚忍沉着,专心致志”,呈现学术新境。
师生之间逐渐熟悉,谈话也益发有趣。某次在火车上,钱穆对孙国栋讲了他游南岳衡山的经历,其实这个故事钱先生在课堂上也讲过。在第一次南岳之行中,钱穆发现了一座很独特的寺院,庙宇森严,格局开阔,“使人起一种安详宁谧而和平清静的感觉”。不曾想,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的炮火把南岳的寺院近乎都毁坏了。抗战结束,钱穆重游南岳,原来的寺庙换了新的方丈,他围着寺院遍种夹竹桃。当时气候宜人,夹竹桃盛开,游人如织,无不称赞夹竹桃之美丽。
面对眼前的繁华,钱穆却心中一沉,“愀然不乐,觉得这寺院没有前途了”。他认为,“夹竹桃最高不过三丈,寿命最长不过三十年,则三十年后,此寺仍是一无所有。方丈是一寺的主持人,他应该为该寺院种松种柏。松柏寿可千年,高可千尺”,可怜这位自得其乐的新主持,为了眼前一时的繁华,放弃了看似更加迂阔的松柏种植计划,眼光如此短浅,寺庙的发展或许也前景堪忧。
此事钱穆不仅多次给新亚书院的学生提及,而且专门写进了其回忆录《师友杂忆》中。当时钱先生双目已经失明,他对此再三致意,无疑是想提醒世人,“风物长宜放眼量”,学人的眼界是第一位的,如此,未来的世界方是最值得期待的。
超越“小我”,成于众人
无独有偶,抗战期间,日军铁蹄踏破了民国知识界的学术计划,诸多大学被迫向西南、西北迁徙,连武汉大学也被迫西迁到四川嘉定。钱穆曾应邀在武汉大学讲学一月,广受好评,学生甚至打着火把赶路前往听讲,后来者往往一席难觅。
讲学期间,钱先生遇到两位很聪明的学生,劝他们留校做研究。第一位犹豫多时,说要去办一袜厂赚钱,钱穆见其意志不坚,必难有成,于是果断放弃。第二位就是严耕望,聪明而内敛,意志坚定,钱穆知他必然有成,留他继续研究,果然,严耕望后来完成了几部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巨著,享誉海内外。
在《湖上闲思录·无我与不朽》中,钱穆认为,“因为无我,所以才不朽”,提倡搁置小我,“凡属超我而存在,外于我而独立,不与我而俱尽的,那都是不朽”,中国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凡属德、功、言,都成为社群之共同的,超小我而独立存在,有其客观的发展。我们也可说,这正是死者的灵魂,在这上面依附存在而表现了”。他提示我们,成功不必在我,聚焦于众人之事,超越小我,人生庶几可以不朽。
文化顽童李敖读高二时,钱穆先生正在台湾讲学,通过徐复观先生之子徐武军的介绍,钱先生跟李敖做了一次谈话,钱先生的谦和给少年李敖印象很深。后来钱先生返回香港,李敖竟然去信质疑钱先生书中的疏漏,不曾想钱先生不仅不以为忤,还亲自回信,并赠书给李敖,以示激励与欣赏,其胸襟的磊落,让人感叹系之。
在那个花果飘零的时代,钱穆爱才之心流露无遗,让桀骜不驯的李敖也不由得拜服。尽管后来李敖更加简傲,对钱先生的评价趋于激烈,但钱先生对于具有向学之诚的青年人的扶持,却在后人的回忆中栩栩如生。身处风雨如晦的年景,他心中所思或许是将一己的学问幻化为无数年少身影前路上的灯火,期待更多后来者为故国招魂。
钱穆以其自身的表率与培育弟子的心得,为我们勾勒出一代国学大师的人生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学问、人生与家国也都危在旦夕。而当下我们的学问与人生,对外面临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冲击,对内则有学术传统与脉络的隐然断裂,所谓的象牙塔已经有些手足无措。如何平衡个中的问题、寻找自我的救赎之道,隐入历史深处的钱穆先生,其人生经历中的吉光片羽,或许值得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