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读书经历，给我印象深刻，影响深远的当属《文史知识》了。是她引领我循序渐进地接触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她指示我读书治学的终南捷径，是她引导我升入经、史、子、集的国学殿堂。如果说我现在对于国学方面的知识略知一二的话，那应归功于《文史知识》的滋养。
我是1991年参加工作的，教书、读书的时间迄今也已有二十六个年头了。开始在一所农村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在繁重的教学之余，我也想学习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想对经、史、子、集方面的东西多了解一点。可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奢望，无书可看，无报可读，只能是抱住教材和教参，终日相顾无言，视野狭隘，面目可憎，日复一日。
事有转机，次年的春夏之交，校门口来了一位卖废旧书籍的。走近一看，发现一本破旧泛黄的《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摆放在地上的编织袋上。我拾起来看看封面，见上面赫然竖列有这样几条：《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周一良；《谈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曹道衡；《“八王之乱”始末》——杨耀坤；《怎样读<文心雕龙>》——牟世金；《麈尾与魏晋名士清谈》——白化文；《漫话<伽蓝记> 卧游洛阳城》——谭家健。看到这些，我的眼睛一亮，毫不犹豫地掏出两元钱买下了这本定价只有0.35元的小册子。如获至宝，心中暗喜！
说实在的，这本小册子办得真是太好了，设置的栏目紧扣文史，讲解知识；作者皆系大家，文章又极专业。栏目有“治学之道”“文学史百题”“怎样读”“文史书目答问”“文史工具书介绍”“诗文欣赏”“名篇今译”“文化史知识”“成语典故”“人物春秋”“文史古迹”“书画欣赏”等，内容十分丰富多彩，形式长短不拘，图文并茂，集可读性、知识性、学术性于一炉。沉浸其中真可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这对于一个热爱文史的我来说，确乎是久旱逢甘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里我特别要感激的是《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这一期的《文史知识》向我展开了经、史、子、集方面的新窗口，这一期的《文史知识》奠定了我后来热爱并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史方面学习的基础，说得冠冕一点，这一期的《文史知识》引领我走进了国学的殿堂。
面对这一册内容丰富而厚重的《文史知识》，我这个文史爱好者激动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反复阅读，较短的内容，我用笔记本抄录；较长的内容，我精读摘录；特别是书中的引文部分，我先抄录下来，然后切实地加以背诵，觉得这样才算是真正读书。通过这种较为笨拙的学习方法，在不知不觉中，我积累了一点魏晋南北朝文史方面的小知识，也使我对于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文史有个基本的框架，同时，这也给我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裨益。
学生喜欢听我讲课，主要是觉得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老师很博学。如，在讲课时，我喜欢说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的《世说新语》，说一说魏晋名士的风流故事；分析课文或指导写作时，我喜欢说《文心雕龙》，引一引其中精美句子等。但我自己丝毫没有飘飘然的感觉，反而觉得自己知之甚少，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确实给了我知识的储备，性情的陶冶，甚至于文化气质的奠定，我因此迷恋上了今之所谓“国学”。
，我考取了湖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记得在古籍研究所面试时，由一老一少两位先生主持，老者发问，少者笔录。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殊荣和温暖，因为整个面试过程是在宽松的气氛下进行的。老者问：“十三经指哪些书？分别由某代某人注疏？”“二十四史分别指哪些书？分别由某代某人撰写？”“何谓百衲本？”等。我根据自己的积累一一作答。
当老先生又问道：“你对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比较有兴趣？这一时段的文献书目你知道多少？”听到这个问题后，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比较热爱的历史时段。在文学方面主要的文献书目有：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南朝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南朝梁钟嵘著《诗品》等；在史学方面主要的文献书目有：晋陈寿著《三国志》、唐房玄龄著《晋书》、唐李延寿著《南史》《北史》、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
我接着又补充说：“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学术界所称誉的著名学者及其著作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等。”老先生满意地说：“有点国学基础。”此时我才听说“国学”这一词汇，心想我所读的《文史知识》或许离“国学”不远了吧！
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进入湖北大学古籍所读书，也得知面试我的那位仁慈的长者，就是著名的辞书学家、文献学家朱祖延老先生，那位年轻的先生就是后来教我清代学术史的温显贵教授。
回首当年，如果说我“有点国学基础”的话，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的沾溉。因为这一期的《文史知识》在尾页开列了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历史参考书目，我对此已烂熟于胸。后来，我才知道目录学在国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极为重要。前人关于目录学的论述，我已心领神会。诸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读研三年是我人生中永远不会再有的快乐时光，那主要是我能够自由而广泛地阅读或浏览湖大图书馆的藏书。当然，《文史知识》是我必读的参考书目。这里我要特别感激我的导师鲁毅先生，他知道我是从中学教师岗位上考过来的，文史基础薄弱，于是将自己珍藏的《文史知识》从1981年创刊直至2000年第12期，共计234期的电子文本慷慨相赠，要求我仔细阅读，认真做好阅读笔记，以期我夯实文史基本功，这里我要深深感激鲁师的良苦用心和授徒有方！在读研之前，我只精读过《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这一期，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懔尊师嘱！我一方面阅读这些电子文本，另一方面阅读学校图书馆刚到的新出版的散发着墨香的《文史知识》，新旧对接，电子版和纸质交互，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内心充满愉悦之情，甚至周身每个毛孔都为之畅快。
该写毕业论文了，我稍事调整了我的阅读范围，将兴趣和爱好聚焦，我选准了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作为主攻鹄的。我最初了解《昭明文选》这部国学名著还是通过《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记得该期杂志开辟有“文史书目答问”栏目，载有刘琳先生介绍《华阳国志》，沈玉成先生介绍《文选》这两篇文章。当时我在农村当民办教师，也没有条件阅读原著，但通过名家简介，从而获得对于整部名著的概要了解，甚至指示我将来读书治学之门径！记得沈先生开篇说：“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除了少数几部儒家经典以外，以一部书为学者们所研究而能成为一门学问，一般认为有两种：一种是‘红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红楼梦》；一种是‘选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文选》。”沈先生开宗明义，要言不烦，我当时既感到这部著作的伟大，也感到它的神秘。
现在我有了阅读条件，通过查找，我发现学校图书馆藏有三种版本的《文选》：一是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的《文选》（全三册），二是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1版的《六臣注文选》（全三册），三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文选》（全六册）。由于不能长时间借阅和各种版本不能同时借全的缘故，我便通过国学网站来学习和研究《文选》。如我将《文选》的赋体部分57篇下载下来，通过与原书核对、校勘，然后编辑、打印。这样下来我虽然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但也将所学的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知识派上用场，也渐渐领悟了前人治学的真谛，也为我的毕业论文写作储备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后来，我的毕业论文就以《李善〈文选注〉简论》为题，该文还获得湖北大学优秀硕士论文，湖北省优秀硕士论文称号。
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感谢《文史知识》，尤其是《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她为我的工作以及学业成长起到了极大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使我初步理解了从事学术研究要具备的专业素质。多年以后，我时常心存梦想，多么想从事学术研究啊，《文史知识》使我窥见了学术研究的堂奥！
“年光过眼如车毂，职事羁人似马衔。”而今，我已近知天命之年，依然默默耕耘在家乡县城的一所中学教学的岗位上。蠖居县城，几经搬迁，在我的藏书不多的书柜里依然存放着当年从地摊上买到的那本发黄的《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有时看到她，就拿下来，用手把她摩挲一下，平展其折痕皱襞，甚至嗅一嗅书卷气，然后放回原处。嘴里喃喃地说：“感激你，我的老朋友！是你使我的兴趣和爱好得以赓续不绝，是你激发了我对国学的满腔热忱！”有时，看着这本与其他书籍颜色极为不协调的《文史知识》，倒勾起我这个读书人兼教书人无穷的思绪。
教学余暇，我也写一写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史方面的小文章，目前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也已有40余篇。这点小成绩不能说明什么，只是对一位热爱国学的读书人的回报，也给予了读书人以充实感和满足感。这令我更加追忆乡间教书那段难忘的阅读《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的经历了，没有那段阅读经历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如何度过并走向何方？今生感念《文史知识》！
（作者单位：河南固始慈济高级中学）
（配图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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