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从保险角度论及911事件 /
2001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这一意外事件改变了全球的方方面面，也给投资人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无法预测又造成巨大后果的意外事件。巴菲特在当年的致股东信里从这件事对公司经营的三项原则的影响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黑天鹅事件的看法与应对策略。
当产物意外险公司以浮存金成本来判定公司的好坏时，很少有公司的成绩可以令人感到满意。而有趣的是，不像一些产业普遍存在的现象，规模或品牌并非保险公司获利的关键，事实上许多最大最有名的保险公司其成绩表现大多平平，这个行业最要紧的是承保的纪律原则。真正成功的公司必须坚守以下三项重要原则。
它们只接受能够妥善衡量的风险（也就是谨守自己的能力范围），在谨慎评估所有相关因素，包含最微小的损失可能在内，然后得出获利的期望值。这些公司从来不以市场占有率为意，同时在看到同业为抢夺客户而杀价竞争或提供不合理的理赔条件时，也不会跃跃欲试。
要严格限制承接的业务内容，以确保公司不会因为单一意外及其连带事件而累积理赔损失，导致公司的清偿能力发生疑虑，同时不遗余力地寻找任何看似不相关的风险间，彼此可能的潜在关联。
它们避免涉入可能引发道德风险的业务，不管其费率多么诱人，不要妄想在坏人身上占到任何便宜。大部分的客户其诚信都值得信赖，所以不必要与有道德疑虑的人打交道，事后证明通常其成本远比想象中的高。
“9·11事件”的发生证明在通用再保，我们对于第一条与第二条的执行力相当差。在设定费率及评估累计的可能风险，我们不是忽略就是低估了大规模恐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那是一项相当要紧的承保因素，偏偏我们竟把它给忽略了。
举例来说，产险在订定价格时，我们通常都会参酌过去的经验，只预期可能会遇到过去发生诸如飓风、火灾、爆炸及地震等灾害，不过谁也没有想到产险史上最大的理赔损失（再加上其他相关的业务中断理赔）与上述原因都没有任何关系。简言之，产险业的所有从业人员都犯下了最基本的承保错误，那就是过于注重过去的经验，而未顾及真正暴露的风险，其结果导致我们在承担庞大的恐怖分子活动风险的同时，却没有为此收取任何一分的保费。
经验，当然是承保大部分风险最有用的出发点，举例来说，保险公司在承保加州地震险时，绝对必须了解过去100年来，当地地震规模在里氏6级以上发生的次数。虽然这类信息无法明确地告诉你明年发生地震的确实几率，或者是可能发生的地点，但统计数字还是有其效用，尤其当像国家产险最近几年那样，承受整个州的地震险时更是如此。
不过在某些时候，运用过去的经验当作依据来订定保费价格，不但没有用，有时反而相当危险。举例来说，前几年股市正旺时，董事及经理人的责任险（D&O）实际上发生重大损失的几率少之又少，当股票价格上涨，很难找到适合的目标可以告，而此时做假账及管理舞弊通常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在此种情势下，业者在高上限D&O的经验肯定相当不错。
不过这（股市正旺的时候）正是风险可能暴露的时候。离谱的股票发行、盈余操控、连环信式的股票拉抬以及一些无聊的举动等行为大举出笼，然而等到股价暴跌时，所有的罪恶都一一浮现，总计超过数千亿美元的损失使得投资人一败涂地。而决定这些损失到底该由小额投资人或是大型保险公司来承担的陪审团，其打击保险公司所采用的证词是过去股票市场当红时所听不到的，只要出现一个大案子，就有可能导致以后的理赔损失大幅增加。因此，若D&O超额保险（保险业者及再保业者赔偿超过上限）的风险暴露，则其准确费率极有可能是现行依照经验所定保费的5倍以上。
保险业者往往会发现没有注意到新暴露风险的代价相当的高，而若是遇到恐怖活动这种情况，更可能造成保险公司实质上的破产。没有人知道今年在主要大都会发生核子爆炸的可能性（或甚至是连环爆炸，假若恐怖分子组织一旦有能力制造的话，铁定不会只有一颗），而也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确定，今年或明年，致命的生化武器被大量运用（比如说通过空调系统）进入办公大楼及工厂的几率有多高，诸如此类的攻击事件有可能造成天文数字的劳保理赔金额。
在这里我们确信：
这类震慑人心灾难的可能性，现在虽然很低，但绝非没有可能。
这种可能性，正以一种不规则且难以衡量的速度逐渐增加，仇视我们的敌人渐渐掌握伤害我们的信息及资源，我们的恐惧心理或许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化。但危险却依然存在，对抗恐怖活动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是让问题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下，对于铲除仇视我们的狂热分子绝无根治之道。
直到目前为止，保险及再保业者仍然不自知地承担以上这种无法预估风险的财务后果。
在最坏的状况下，有可能产生1兆美元的经济损失，整个保险产业将因此崩溃，除非经营者能够将恐怖攻击风险承担的上限大幅压低在一定的水准以下。我想只有美国政府本身有能力承受如此大的重击，如果政府不愿意积极地担下此重责大任，任由人民负担所有的风险，则只有等灾难真的发生之后，再由政府出面来收拾残局。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我不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就提出这项警讯。我的回答是，“我确实想到这点，但可惜的是，我并未将想法化为具体的行动，关于这点，我严重违反了诺亚的原则——能够准确预测下雨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去建方舟。我等于是让伯克希尔在相当危险的情况下经营，尤其是通用再保，而且我必须承认，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免费为大家承担无可预测的风险，所幸这种情况已随着时间慢慢减少。
在伯克希尔，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有强烈的意愿承担比其他业者更多的风险，即便是现在也是如此，前提是保费要合理。对于单一事件我们愿意承担最多20亿-25亿美元的可能损失。（就像是“9·11”那样的损失规模，只可惜那时我们没有收到一毛钱的保费。）
确实我们勇于承担巨额损失的意愿，使得我们的竞争优势大幅提高。伯克希尔拥有大量的流动资产、极高的非保险事业盈余、有利的租税架构以及愿意容忍盈余上下变动的优秀股东阵容，这种独特的组合，让我们可以承担远比其他竞争对手更高的潜在风险。长期而言，接受这类巨型风险肯定有利可图，虽然在某些年度的成绩可能惨不忍睹。
目前我们的底线是愿意承接恐怖分子攻击事件的保单，包含一些非相关事件极高的风险上限。但我们绝不愿意让伯克希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曝露于我们无法妥善处理的损失，我们会将整体的风险部位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不论外在的市场竞争状况如何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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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大家巴菲特（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