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号在百讲看的点映。看完最大的感触是，在我们走进电影院的时候，都被那张马戏团式的海报给骗了。本以为这会是个很黄很暴力的喜剧片，但是它的有种与有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笑也笑了，哭也哭了，写个影评，留个纪念。
讲个笑话，你可别哭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它对人性的讽刺，这种沉重好几次让百讲里近两千人屏息。然后突然爆笑，然后又屏息，直到最后那一声枪响，和山坡上滚落的彩球。人性的剖析，放在任何一个社会条件下都成立，不过因为我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兴趣，所以不自觉地总是会往这个方向去联想。我觉得这电影很多地方都体现出来知识分子，农民与国家机器这三者的关系，而他们的关系颠来倒去，便左右了国家的命运，组成了我们20世纪的一出悲剧。
知识分子
这部电影最成功之处，便是刻画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群像。知识分子抱着改造农村的信念，下乡支教，这在民国时期，并不少见。其中尤为著名的，当属上世纪二三十年的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他们希冀改善农村落后的状况，尤其是落后的教育。五四以来，启蒙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的作用，他们踌躇满志，要改造这个旧国家，扫除依然桎梏人们的蒙昧。
“全国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二十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的老愚民。当今世界为民族智识的战场，以目不识丁的民族和饱受教育的民族相竞争，瞎子斗不过明眼人，这是何等显明的事理！”（晏阳初）
在轰轰烈烈的乡建运动中，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先后有600多个团体，在各地建设了1000多处试（实）验区。主人公们也许就是无数抱着理想投身农村的知识分子中的几个吧。
知识分子群像
然而如果都是热血沸腾无怨无悔的奉献者，这部片子估计要拍成《嫁给大山的女人》了。可惜并不是。在屋顶上的聚餐中，我们知道，这几位支教老师，都是“有污点”的。这里的污点，它的意指可不止吃回扣这种事情。这种污点，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知识分子与农民和国家机器的关系上。
知识分子与农民
对于农民，他们是有启蒙与帮扶的热情的。但是现实往往比热情更复杂。驴得水老师的工资，可不仅仅是花在了学校上；美国人的捐赠，每人每月可以分到两千法币，是他们工资的十倍。在帮助农民之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欺骗农民，利用农民，践踏农民。这些在他们对铜匠的所作所为中体现得不能更明显了。美国人的捐赠是一大笔钱，然而铜匠一直是被蒙在鼓里的，给他的报酬电影中没有明说是多少，估计也是少得可怜。这是物质上的剥削（可以这么说吧）。更要命的，其实还是尊严上的践踏：张一曼略施手段，便骗得了铜匠的惟命是从，而当铜匠为了她而不惜反抗自己妻子（妻子是农民本身恐惧的对象，大概是象征农民的懦弱与劣根吧）时，却得到张一曼一句“你就是个牲口”。
头发的落地标志着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决裂
自古以来，农民都是被固定在土地上，做牛做马的群体，除非日子完全过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做稳了奴隶”。而终有一天，他们发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他们的被欺骗被利用被践踏，作为小地主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负很大责任，而他们的觉醒，恰恰也是被知识分子所提醒——便再也不肯专心做奴隶了。
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这一刻便决定了。
知识分子与国家机器
特派员是政府的代表——这恐怕没人会反对。身份上，他就是政府权威的代言人，形象上，锃亮的大光头，紧身的制服，让人忍不住联想起蒋校长。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机器，是一种依赖的关系。这种依赖，在近代以来更大大加强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下，知识分子政治上构成了统治国家的文官集团，经济上是土地的主要拥有者，文化上是意识形态的掌控者——总而言之，就是国家的主人，区别只在于是大主人还是小主人。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军阀混战时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缺乏政治经济实力的小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大下降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不再需要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阐释——相对而言，枪杆子的粗细和列强的支持似乎更有力一些。把握政治权力的人，更多的是会用“good morning”跟你说再见的伪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却要依靠国家机器来保护。
热烈欢迎
电影中，老师们的工资要从国家拿，要虚报个“吕得水”来骗国家的经费，要小心翼翼防止被政府抓住把柄丢掉工作，一声枪响铁男便彻底怂了，就是这种依赖性的体现。用唯物主义一点的说法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或者小地主小资产阶级阶级）本身具有软弱性与依赖性。
现在，知识分子们已经两头欠账了。
农民：翻身做不了主人
特派员是个务实的人。他风尘仆仆两次来三民小学，费尽周折还挨驴踢，只是为了给教育部捞钱，让这架机器继续运转下去。大家可以细想一下，第一次来时，电影中是没有农民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互相忽悠一番，就把事儿办了（老师们假扮了一个“吕得水”，特派员吞了一大部分钱），铜匠拿了点报酬，便把自己卖了。看过一点民国历史的人都应该了解，农村和农民是蒋校长和他的党一直以来的盲点，大资本大买办和小地主小资产阶级一合计，事儿就齐了。至于被伤害和出卖的农民，who cares？
有人care。从特派员第二次来三民小学开始，特派员就不仅仅是蒋校长的国家机器的代言人了：他发现铜匠才是自己真正应该合作的伙伴。
这就是特派员第二次来三民小学的背景：时代变了，农民成了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国家机器的运转要依赖农民的同意。那么，拿什么来交换农民的同意呢？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当铜匠穿着貂走进教室的时候，整个百讲爆发出一阵大笑。接下来应该就是三方合伙骗老外的喜剧了吧。皆大欢喜。
但是很快，我们都被铜匠仇恨的眼神给吓坏了。时代真的变了，国家机器和农民（更全面地说，是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一商量，就把事情办了。无权者一旦突然间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其残酷与冷血是难以想象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断头台是如此，太平天国的烧杀抢掠是如此，而建国后的各种文斗武斗，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农民来说，其所受到的各种剥削与欺辱，更直接地来自于身边的小地主与小资产阶级，事到如今，还债的时候到了。
铜匠自始至终都是被利用的
在不能给农民多少实质好处的条件下，狠抓阶级斗争，就成了获取农民支持最简单有效的办法。知识分子的地位跌到了谷底：合法性不需要你们论证了，我们有一整套崭新的意识形态；经济上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依附更深了，单位即国家，一切衣食住行都逃不出国家的掌控；政治上，领导阶级已经换人了，又有革命性又有软弱性的知识分子们，老实一点还好，不老实的话，分分钟就有被专政的风险。
当权力地位彻底扭转之时，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铜匠身上的貂，怕是裴奎山的吧？
铜匠要报复张一曼，让几位老师骂张一曼，这个场面不陌生吧？
铜匠要剃去张一曼的头发，还记得文革中给知识分子剃的“阴阳头”吗？
在这里，作威作福的是铜匠，但是在身后力挺铜匠的，还是特派员先生啊。
“这一枪可不会打偏了”
被阉割的与被毁灭的
周铁男趴在特派员脚下苦苦求饶的画面，让人心里像压着千斤巨石。他已经是这个群体里面最硬气的那个了，现在他已经被阉割和规训。更不要说本来就“做大事不拘小节”的校长和市侩的裴奎山了。更入木三分的刻画是，想通了之后的周铁男，想得特别通，直接成了特派员的忠实仆从。这种从愤青到老油条的蜕变，快得不可思议，又是如此自然，以至于随处可见。
铁男的转变，剧烈而又自然
被毁灭的，是张一曼。在我眼里她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而且是代表了这个群体身上的美好和理想主义。只不过这种美好，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太过脆弱和奢侈。她身体的自由，也许因为她是思想解放的新女性，但是还有别的可能吗？她与裴奎山这样的知识分子有过，但是势利的裴对她的感情几分真几分假我们真说不清楚，她与铜匠有过，但是显然二者并没有任何可能性，她还面临军警的侵犯，此处要感谢编剧和导演的手下留情。疯掉的她躲在屋里什么也别听，什么也别想，然而当校长被困在窑洞里像驴一样嘶吼的时候她又怎能不听怎能不想？
于是那一声枪响便不能避免了。这一枪所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还是这个国家的许多可能性。
没有幸存者
这部电影是讨论人性的，但是它比很多更深邃更伟大的电影，更让我感到一种压抑，这种压抑在于它不只是发生在架空的时空中，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20世纪的历史中，而历史也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让人如芒在背。
片中的孙佳，是完美无缺版本的张一曼。这个角色代表了五四以来的精神与道德，她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始终与我们相一致，而且还保有着难得的天真与反抗，成为所有压抑之下唯一的一点希望。
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电影加上她投奔延安的字幕，只是为了过审。
要知道，那可是1942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