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王朝 夏、商、周三代王朝交替之时，在我国西南部的川西平原上同时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与中原文明同步发展且高度繁荣，并与夏王朝共起，与周王朝同亡，地方千里，延续了近千年的奴隶制国家"蜀（鱼凫）王朝"。以前人们认为蜀国只是兴起于春秋之世，公元前3灭亡于秦王朝的一个小国，而且史籍对蜀王朝的记载甚少且模糊不清，对于蜀国的历史多数人认为是不可靠的传说，故鲜为人知。
直到1986年在四川广汉南兴镇三星村两座商代祭祀坑的发现，才证实传说中的古蜀王朝不仅存在，而且是一个拥有灿烂青铜文化的文明古国，他不但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而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古文献和考古研究证实，早在夏代以前，古羌族人蚕丛就在今岷江上游河谷之中的蚕陵（四川茂县较场乡，又称叠溪）建立了部落式国家，至今较场乡还有《蚕丛故里碑》。传说中国养蚕发明人、黄帝的元妃嫘祖就是蚕丛氏之女。《华阳国志?蜀志》说："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即岷江流域的岷山地区）氏女昌濮为妻，生子高阳，是为颛顼；颛顼称帝后封其后代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三代"。大约在夏代，蚕丛带着自己的部落沿岷江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建都新津（今新津宝墩古城）。现在都江堰市西的蚕崖关、蚕崖市、蚕崖石等地名，仿佛就是蚕丛经由岷江河谷南出灌口（都江堰市灌口镇）进入成都平原的证据。
《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但此蜀王三代接替不一定是首尾相接，建国地点也可能不同。蚕丛之后，柏?氏继位为王，并迁都崇洲（今崇洲双河村古城），有柏?治导江（今都江堰境）之说。柏?氏以后，鱼凫氏继位。鱼凫也是羌族的一支，在中原的夏末商初时率领本族自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逐渐融合了蚕丛、柏?两族，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古蜀王国，都城即是今天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原商王朝时期（公元前1600?1046）也就是蜀国鱼凫王朝时期。鱼凫王朝的军事力量非常强盛，甲骨文中就有商高宗伐鬼方蜀军从征的记载。
鱼凫王朝后期，商末周初时，一名叫杜宇的濮人（西南地区古族名）率领其部族自朱提（云南昭通）进入蜀地，与江源（四川崇洲江源镇）的蜀族氏族联姻，娶江源氏女利为妻，势力逐渐强大。以后，杜宇与鱼凫王争夺王位，鱼凫王败亡湔山（今都江堰市西与汶川县交界地的茶坪山，古称湔山），杜宇成为新的蜀王，建都郫邑（四川郫县），并更名为蒲卑。
杜宇王朝是一个比较强盛的国家，他"教民务农"，发展农业。《华阳国志》称杜宇王朝的疆域北达汉中，南抵今四川青神县，西有今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而岷山和南中（今四川凉山州、宜宾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又是他狩猎的园苑。杜宇"自以功德高于诸王"，"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七国称王在战国，华阳国志记载有误）"。《华阳国志》的记载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杜宇王朝的疆域比较辽阔，至少拥有今四川盆地的西半部。而且势力较强恐怕也是事实。史籍记载，周武王兴师伐纣，蜀国曾经参与。杜宇王朝大约经历了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期，春秋初期，被后来的开明王朝所代替。
据记载，楚地鳖灵部族一个叫开明的人善治水，率族人沿江而上，定居南安（四川乐山），传说今乐山离堆（乐山乌尤山）即为开明氏所开。杜宇末世，蜀地水灾为患，杜宇不能治理，请开明为相治理水患。于是开明凿金堂峡（金堂县淮口镇境），决玉垒山（湔山），成功地治理了水患，得到了蜀民的拥戴。不久，开明氏推翻了杜宇王朝，取而代之，建立了开明王朝。开明王朝的综合实力大大超过了杜宇王朝，因此，从开明二世卢帝起，蜀军就南征北战，东攻西讨，并曾"攻秦至雍"，进入战国，蜀国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其北界已达陕南，汉中地区则全被蜀国占有；东界已过嘉陵江进入长江，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开明三世保子帝时，将国境西推至青衣江流域，将芦山一带收为蜀国的西方门户；保子帝还大举向南兴兵，沿岷江南下，征服獠、?之地，使南中成为蜀国的南疆。形成了"东接于巴（重庆），南接于越（贵州中部），北与秦分，西奄峨（峨嵋山）?（?冢山）"的疆界，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号称西南诸侯之长。开明王朝甚至还有属国（如丹犁，四川丹棱境。?，四川宜宾等）和分封的侯国（如苴侯，四川广元昭化镇）。
古蜀王朝是一个经济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商代，古蜀王朝的青铜和金银工艺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其水平不亚于中原（三星堆出土文物只是其中一例）；古蜀王朝也是水利事业修明的社会，金堂峡、玉垒山、乐山离堆都始凿于开明时期，秦蜀守李冰建设的都江堰，就是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加以完善的；古蜀的都城建设要比中原较早且大，三星堆商城遗址面积2?6平方公里，成都商周遗址面积达15平方公里，大于同期中原城市；巴蜀文字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除汉字外唯一发现的先秦文字。
战国时代，古蜀王朝虽然盛极一时，但同中原诸夏及秦国相比，却有着相当大的弱点。中原诸夏在战国之初就先后兴起了变法运动，改革田制、税制及兵赋之制，确立起了新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发展。而同一时期的古蜀王国，生产关系虽然已突破落后的奴隶制度，但仍属封建领主制，还没有转变为进步的地主制经济。古蜀王朝虽然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但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却不适应政治形势的日益变化。不仅如此，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势力蒸蒸日上，连年发兵，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蜀国内部还内讧不断。公元前3，开明帝亲率蜀军讨伐封至汉中重镇的弟弟苴侯，并占领了葭萌（广元昭化镇）。苴侯求救于秦国，于是，秦惠文王便以此为借口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领秦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蜀王仓促应战，被秦军大败，蜀王逃到武阳（四川彭州），被秦军追杀。蜀王太子及蜀国太傅、丞相等率残部逃到逢乡，败死白鹿山（四川彭州境）。这年10月，秦军扫荡了蜀国的反秦势力，一举兼并了蜀国，蜀国至此灭亡。
古蜀王朝如按与夏王朝同时建国至蜀国灭亡共历1754年；蚕丛、柏?、鱼凫三代王朝世系史籍没有记载。史载，望帝传11世，丛帝传12世。望帝世系一般由南宋吉安人罗泌著《路史》的记载推算。该书称："今以《蜀记》望帝远记周襄王，至鳖灵（即丛帝）王蜀11代，350年"。秦灭蜀在公元前3，上推350年为公元前660年，与周襄王在位相去不远，古望帝世系存在年限应在8世纪初至公元前670年之间。依此类推，开明世系传12代350年，约从公元前670年至公元前3。
蜀亡后，蜀国群公子先后被秦封于蜀，但贬蜀王称号为蜀侯。公元前3，秦封公子通为蜀侯，以陈庄为相；公元前3，陈庄杀蜀侯，次年秦伐蜀杀陈庄；公元前308年，秦封公子?为蜀侯，公元前301年?叛秦，秦派兵平叛，又封公子绾为蜀侯；公元前285年，秦疑绾反，杀绾废国号，置蜀郡。开明王的诸公子中也有没投降的，如号为安阳王的蜀公子，蜀亡后即率所部兵将三万辗转南迁，经今雅安的芦山地区越大相岭，出牦牛道，跨小相岭，沿安宁河至西昌，再出云南，进入越南红河地区，最后定居交趾（越南河内），建立了安阳王国，称雄达百余年。
【古蜀王陵】蜀国蚕丛王陵尚未发现。柏?、鱼凫王陵及鱼凫王妃墓在今四川温江通平镇。望帝、丛帝陵在今四川郫县郫筒镇望丛村。望、丛帝陵基本上是按照浙江绍兴大禹陵的形制建造的，是四川最大的帝王陵寝。1980年在成都新都县马家镇发掘出一座公元前440年的古蜀王陵，因在位于城西北5公里的马家场（堡），故称马家堡大墓。马家堡大墓平面呈"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朝向正西。墓道长8?82米，墓坑长10?45米，宽9?2米，面积达150平方米，规模甚为宏大。坑壁基本垂直。木椁全用名贵的楠木构筑，长8?30米，宽6?67米。椁室中央为棺室，周围有头箱、足箱、边箱等共8个，分为九格。棺室内置楠木独木棺一具。棺底有"腰坑"，四壁与底用木枋构筑，上用木枋作盖。木椁及"腰坑"四周、底部填以白膏泥封固。木椁构筑方法是以底木枋平铺于二枕土之上，壁上下用木枋叠砌，连接处用榫槽。墓早年被盗，椁室内仅存一些小件器物，但棺底"腰坑"幸存，出土成套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等118件，青铜器出土时皆光泽如初，极为精致。铜礼器中有五件一组的列鼎、壶二式各5件、缶一对、有盖豆一对，还有敦、鉴、盘、?、勺、鍪、釜、甑等；有编钟五件一组；兵器有戈、矛剑、月、钺等，生产工具有斧、削、凿等；是巴蜀墓葬中历来出土铜器最多的一次。可惜椁室内文物被盗，否则将更为丰富。从椁室内残存的盖弓帽和管形车器来看，原来还随葬一批车马器。研究者认为，文物中的釜、甑、鍪、盘是晚期古蜀墓葬中常见的组合，大批戈、剑、矛、钺和斧、斤、削、凿等也是巴蜀墓中的典型器物，其中鏊、釜、甑的出现早于中原，是巴蜀人的创造。文物中有陶豆及圜底罐、圜底釜等，几乎是晚期巴蜀墓必出之物。仅存一件漆耳杯两耳奇异，也为巴蜀特有文物。不少文物中有铭文，这大大提高了文物的史料价值。除汉字外，大批青铜器、漆器上铸刻有"巴蜀图语"，有一种图形符号见于许多器物，可能为族徽。因此该墓葬的地方特色极为浓厚。据统计，出土的200余件文物中属于巴蜀者占百分之六七。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物具楚及中原文化特征。属楚文化特征的有鼎、敦、盥缶等，其形制和纹饰均与楚器雷同。属中原文化特征的有?、?、盖豆、壶与中原式剑，一些器物上有汉字铭文，出土圆及方汉字印各一枚。成都博物馆判定该墓葬年代属战国中期偏早，正是开明王朝经新都再迁成都的时间。无论从规模、形制、文物数量还是从器物规格来分析，这座墓葬决非一般贵族，而是一座王陵。有人认为，"新都马家堡木椁墓出土列鼎五件，在一件鼎内刻有"邵食之鼎"四字，"邵"即"诏"、"昭"，昭是楚国三大姓之一，诏又是氐姜族土者之号"，故推断为王侯之器。成都博物馆认为，大墓椁室为九室之制，"当为王一级"；随葬品的特殊组合，如戈、矛、钺、刀、剑组成五兵之用，"是中原大丧之礼的五兵之制"，缶、?、豆、甑、敦、鉴、盘、?、勺一套是晏享之用的九器组合，"表明墓主人身份是君王地位"。新都拥有一座王陵证明该地确曾为古开明王朝都城。《华阳国志》中说，开明王朝第一世的丛帝来于楚国，文物中楚文物的出现证明此说不误。文物中有中原文化特征也证明古蜀王朝在两千多年以前与中原就有密切往来。马家堡大墓是至今历代古蜀王朝中发掘的唯一的一座帝陵。
古蜀王国崇尚大石文化，至今仍有遗迹。《华阳国志》称："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唐代杜甫的《石笋行》说："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证明唐时仍存，北宋时还可见，但到南宋时大石断裂，今在成都石笋街与西校场街民居水井内，仅存根部。与石笋同类的大石还有天涯石（成都东门天涯石街）；地角石（原在成都西北角，已毁无遗）；五块石（原在成都南郊公园北，已毁无遗）。另有支机石，原在成都西门支机石街，今移文化公园立栅保护，大势高约5尺，方柱形；石上原刻有唐刻"支机石"三字，以磨灭，今字为后代补刻，是古蜀王朝遗存至今的唯一文物。
【古蜀王朝世系】资料暂缺。
蜀国国君
蚕丛
柏灌
鱼凫
中经数世
望帝（杜宇） ?
主帝[开明帝]（鳖灵）
卢帝（万通）
蜀成帝
保子帝[又为蜀褒子帝 ]（芦保）
青帝（胡）
赤帝
黄帝
白帝
黑帝
圣帝
尚王
后王
末王
巴王朝是湖北长阳部落首领廪君建立的。巴族起源甚早，据《华阳国志?巴志》称：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故知巴族起源于先夏，距今已有4千多年的历史。殷墟甲骨文中有殷王武丁用兵江汉，派妇好率??伐巴方的记载。所说"巴方"被认为就是古巴国，证明至少在殷商之时，巴作为一个部族方国已经存在了。但巴族的起源及建国的具体情况，古文献言之不详，史学研究以推论为多。或认为巴有几个不同的部族，分别活动于不同的地区：夷水廪君之巴，其族为巫蜒，以白虎为图腾，商周之际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活动于今湖北西南，也许就是甲骨文中所指的"巴方"；周武王灭商曾封宗姬于巴，建国于今汉水中游，统治者为华夏族；涪陵水会之巴，其族为土著?蜒之民，春秋战国时曾建都于今重庆涪陵，又称"枳巴"；而大约同时建都于重庆的又可能是另一个土著巴族；阆中渝水之巴源于古氐族，以蛇为图腾，自今甘肃、陕西、四川交界处南下，春秋战国时活动在今四川北及东北部，以后演化为"?人"，又称巴氐。上述诸部族或部落式国家最终融合为强大的巴国。还有第二种说法，认为巴族起源于今长江中游广大地区，至今仍留下与"巴"有关的大量地名，如湖南岳阳古称巴陵，也称巴丘或其外港城陵矶古称巴丘；江西赣江畔也有巴丘；鄂东有巴水，入长江处称巴河口；鄂西有巴东县，而巴东、松滋、长阳等县均有巴水；川东巫山大宁河有巴雾峡，其北为大巴山等。这些巴族大约于商末周初自长江中游向四川盆地转移，脱离渔猎而转向农耕，定居于盆地东部建立巴国。据古文献记载的综合分析，巴的出现常与蜀相联系，自古即"巴蜀"并称，因此巴族起源于长江中游一带，而在四川盆地东部建国的可能性最大。据《世本》载："巴郡蛮，本有五姓......廪君名务相，姓巴氏，与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皆登呼?穴屋，掷剑刺之，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能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廪君于是君乎夷城"。这是巴国首建部落式国家的较为确切的记载。经各家考证，武落钟离山位于今湖北长阳西北约40公里的贺家坪与高家堰一带，这里是巴国发祥之地，而夷城则是其首次建都地点。夷城位置古籍无记载，但应在武落钟离山不远处的夷水旁。《水经注》卷三十七载："夷水即?山（湖北长阳都湾镇）清江也"。据《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载，在湖北长阳发现一处具上古三代遗物的香炉石遗址，正位于清江（夷水）之南，应为古籍上说的夷城。有人估计，巴族统一及始建国时间约在夏商之际，此后几百年间逐渐向西迁移，进入长江三峡。至商末，巴人已入川东建立了成熟型的奴隶制国家。
在巴建国过程中曾建立过多个都城。据《华阳国志?巴志》称："巴子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南)，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涪陵)。"上古陵墓所在地实即国家都城，因此巴国明确记载的共有五都。古文献中也有将垫江及平都称为"巴子别都"的，可能指的是建都江州时的情况。五个都城先后的迁徙路线，古书没有交代，仅知主要都城在江州，建都时间最长，而最后建都阆中。有人认为，如果巴族由长江中游向四川盆地的迁移推断不误，则巴人迂徙应遵循武落钟离山(或夷城)?巴丘?平都一枳一江州一垫江一阆中的路线。巴国定都平都和枳大约在西周初年或前期，此时巴国已相当强盛，武王伐纣，巴师作战极其骁勇，立有大功，因此"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华阳国志．巴志》)。但巴国建都平都及枳时间都不会很长，两周中后期已迁江州。江州是巴国的主要都城和经营川东之地的大本营，建都长达四五百年之久(一说长达七百余年)。巴国盛时地域"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及湖北西南一带)，西至?道(今四川沪州、宜宾一带)，北接汉中(今陕西汉水流域)，南极黔涪(今重庆至贵州北部乌江流域)"，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巴国的强大导致与四川盆地另一大国古蜀国争夺川中之地，两国间征战不断，成为世仇。东方楚国兴起，双方既联合又争夺。据《左传》鲁桓公九年(前703)，巴与楚共伐邓(今湖北襄樊西北)，巴国事迹始见于史籍。前688年，巴又与楚共伐申(今河南南阳北)。行动中"楚惊巴师"，两国关系暂告破裂。前676年，巴伐楚，"克之"，此后关系又告缓和。前6，巴与秦、楚共伐庸(今湖北竹山)，三分其地。前477年，巴人伐楚，败于?(今湖北襄樊北)。进入战国，巴与楚有联姻关系。大约与七国称王的同时，巴亦称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今传巴蔓子葬地共四处：湖北荆门山之阳是楚王礼葬头处；湖北恩施城西北都亭山有巴蔓子墓，也称"蛮王墓"；重庆忠县西北一里有"蔓子冢"，城东有"巴王庙"祀巴蔓子，传古"忠州"即因纪念巴蔓子忠贞于国命名；重庆七星岗也有巴蔓子墓，俗名"将军坟"。这些墓、庙恐多系后人假托，但也可反映巴国盛时地域。
至战国中期，巴势大衰，楚大举进攻巴国，先后占领鄂西南、川东及黔涪一带，迫使巴向川中转移。据《战国策?燕策》苏代告燕昭王曰："楚得枳而国亡"。燕昭王在位于公元前311?279年，故楚占领枳进而威胁江州迫使迁都垫江不会晚于前279年，也可能更早。前332年，巴国又迁都阆中。阆中紧接苴(今四川广元南昭化镇)，苴本属巴，昭化宝轮院发掘的战国墓葬与重庆冬笋坝巴族墓群极为相似，同属巴文化。后来苴被蜀占领。约在公元前385年，蜀王封其弟葭萌为苴侯。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苴侯与巴王求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欲并巴蜀久矣，巴引狼人室正是大好良机。前3，乃用司马错计，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大军入蜀，先灭蜀然后乘机灭苴与巴，执巴王归。巴国灭亡。
秦灭巴蜀后对巴和蜀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蜀地实行郡县制，由中央委任蜀侯封国管辖。而在巴地则保留王室及其他部族集团，采用怀柔和羁縻的政策，有的地方是郡县与部族统治并存。故古书有"君长世尚秦女，人民爵比不更"的记载，因此在今涪陵小田溪发掘的战国末期巴人墓葬仍有王陵存在。在秦汉之际及以后的长期发展中，巴人辗转迁徙分散于渝东、川北、鄂西、黔东、湘西等山区，与其他民族融合，逐渐演化为新的民族，如渝东及川北一带的巴?和巴氐，黔北的巴濮，湘西及鄂西的五溪蛮等。西汉时有名的板?蛮就是巴人的一支，其首领范目曾率板?七姓助汉高祖刘邦暗度陈仓，定三秦，被封为慈凫乡侯。
【巴国王陵】《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涪陵）"。枳是巴王朝在西周时期的国都，故是巴王朝的祖茔所在。但因年代久远，巴王朝早期陵墓尚未发现。1972年至1984年在涪陵市区东南19公里的乌江西岸，属白涛镇陈家嘴小田溪的地方，因被盗发现并发掘出八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棺木已朽，但铜环（兽面衔环）位置大体整齐，漆木痕迹明显，随葬品部分埋在土中保存原状，被盗文物已追回。出土文物众多，总数为189件，其中青铜器173件，有生活用具4l件，为釜、甑、鏊、勺、豆、壶、?等；兵器54件，为戈、矛、剑、钺、弩机、箭镞等；生产工具3件，为铜质凿、斤；乐器37件，有编钟、钲、?于等；陶器残片54件。其中一号墓出土14件错金铜编钟及错银铜壶最为精美。编钟之中，大的高27厘米，小的15厘米，纹饰繁缛，出土时光采夺目，制作极其精巧。其余钟架虎头饰件、双龙纹方铜镜等均为文物珍品。有虎纽铜?于与铜钲出土，是巴蜀特有的乐器。青铜礼器特别是编钟的成套出土在四川巴人墓中还是首次。1993年在三峡水库淹没区调查中又发现9号墓。墓为竖穴土坑，长3?86米，宽l?7米，有棺，棺环铜制，非常讲究。出土文物52件，其中青铜器44件、陶器4件、玉器2件、琉璃饰件2件。兵器中以巴式剑为多。兵器及印章有巴蜀图文符号。以上9座墓的发掘证明，这是一处巴王室陵墓群。l号墓埋成套编钟，2号墓出土钲上有两个"王"字，9号鎏银巴式剑上也有"王"字，且极精美。此3墓大概都是王陵。从而证实古书上所说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的记载，因而具有重大史料价值。据青铜器铭文为战国晚期产物，此时秦已灭巴蜀，但巴王室仍然存在，有不少巴王见于史籍。如《后汉书?巴郡南蛮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华阳国志?汉中志》也称："魏武以巴夷王杜?、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还有"白虎夷王"的说法。因此小田溪墓群中出现王陵并非不可理解。
巴王朝在江州建都400年之久，必留有陵墓遗迹。但《华阳国志?巴志》对巴国建都的情况说的甚详，却没有说明墓葬情况，仅说葬于枳。《舆地记胜》中有："巴县西北五里前后有石兽石龟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国之君也"。《蜀中名胜记》卷17重庆府引《本志》说："郡学后莲花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上述记载的遗迹今已不存。《名胜记》又有："治北康村有小阜二十余，俗称古陵，也曰巴子冢"。但数十年大规模的建设，所谓小阜早已平毁，至今市区尚无古墓发掘的报道。1954年基建施工中，在北距重庆44公里的巴县铜罐驿镇东冬笋坝发现一处巴王陵墓群，随即发掘。先后清理墓葬8l座，出土文物近千件，对研究巴国历史有重大价值。墓群位于长江西岸台地上，高出河床约40米，长约1000米，宽约400米。发掘时，墓群的大部分已被取土破坏，另有少部分至今尚埋在建筑物之下，不能发掘，因此所清理的墓葬占总数尚不及五分之一。已清理的81座墓中，巴蜀特有的船棺葬21座，木椁墓14座，时代由战国到秦代。船棺葬均系土坑竖穴，大小仅容一船棺，长约4?5?7?0米，宽约1?0?1?5米，深3?4米。船棺均用楠木制成，长约5米，直径约1米，中间凿空，底削平形成船状。实际上是一只独木舟。冬笋坝出土的四具均较完整。另在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亦发掘出船棺葬9座，形制、大小均与冬笋坝同。此外在四川成都、绵竹、广汉、绵阳、双流、什邡等地也有船棺葬发现。可以认为，船棺葬是巴蜀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特有墓葬形式。船棺墓中多有随葬品，主要为陶器、青铜容器、兵器。兵器中以巴式柳叶剑和圆刃折腰式铜钺为突出，容器中以铜炊爨器为常见。共出土铜印章17枚，其中12枚出于船棺墓中，最多的一墓有印章5个。印章上有汉字"富贵"、"万岁"、"敬事"、"中仁"、"高"等，其他文字不能识。各类铜器上也均有各式符号文字，具象形及会意字特征。有三个墓中出土秦半两钱币，还有所谓"桥形币"。也许是装饰品。根据出土文物分析，冬笋坝墓群时代大部属战国中及后期。出土秦半两钱币的三座墓最晚，已近于秦灭巴蜀。冬笋坝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具明显的巴文化特点，船棺葬应属巴族上层人物丧葬礼俗，因此该墓群的主体部分属于巴王族。
据《水经注》载：云阳故陵镇有楚王"六大坟"。重庆云阳故陵镇即巴国在夏、商之际定都三峡中的巴丘，楚王陵应为巴王陵。今"六大坟"位置尚未查明，正在探测中。
巴国，在先秦时期位处中原今西南地区、嘉陵江中上游地区的一个国家，国都为江州
，即今中央直辖市重庆江北区。始于先夏时期，于夏初加入夏王朝，成为其中一个诸侯国，在周武王伐纣时有功，被封为子国。因首领为巴子，而叫巴子国，简称巴国。
鼎盛时期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疆域之辽阔，概括了今重庆
全境、川东北、川东南、湖南西北、湖北西南、陕西南、贵州北等地。[1]
公元前3，巴国为秦国
所灭。秦惠文王南下伐蜀灭蜀国，同年，将巴国君臣掳往咸阳，巴地在无阵痛情况下实现政权的更迭。秦国在江州筑城，设置巴都，把巴地纳入了秦国的郡县体制。[2]
1历史
起源
建立
商周时期
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
2历史解读
巴国联苴抗蜀国
秦国张仪的石牛计
苴国连累了巴与蜀
3历史遗迹
大溪文化
廪君巴国
西周
春秋巴国
战国至秦汉
4巴人
5精神
6文化
内涵
演变
主要代表
7遗产
历史编辑
起源
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
·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
着传统服饰的巴人（资料图）(2张)
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
宋代史学家罗泌
《路史·后记》卷一记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
据考古发掘，巴国地区前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巴人先民们就世世代代在重庆地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巴文化
。
建立
而后巴人建立巴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馀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即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一个大型的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巴务相成为该集团的首任领袖，称廪君，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该部落集团溯流而上，同样凭借武力和船技战胜了原住民载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
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在夷城（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建立了巴国第一个首都。
商周时期
据《辞源
》：“巴国，古国名，位于今重庆、湖北、四川、贵州一带地方”。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2]
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
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2]
春秋时期
楚巴与邓之战
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国希望通过楚国与邓国
（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交好，楚国派大夫道朔带巴国使者韩服出使邓国，在邓国南境遭到鄾国（在今湖北襄阳市东稍偏北）人的袭击，结果财物被掠，道朔等人被杀。楚王闻讯大怒，派大将斗廉率领楚、巴联军攻打鄾国。由于鄾国与邓国互为姻亲，邓国即派了养甥和聃甥率军援助鄾国，爆发了著名的“楚巴与邓之战”，经过三次进退后，楚巴联军前后夹击，打败了邓国，灭了鄾国。
那处之战
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88年）巴与楚在出兵伐申国
（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巴国转而出兵伐楚，巴军一举攻取了两国边境地区的楚国那处城(今湖北荆门沙洋)，当时驻守那处城的大夫阎敖弃城游水而逃。随后巴国又进军至楚国都城之下(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楚文王大怒，杀了弃城逃跑的阎敖，结果其族人不服，纷纷作乱。当年冬季，巴国乘楚国内乱，再次出兵攻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军抵御巴军，结果仓促出战大败于长江渡口(今湖北省枝江县北)，只得领着败军回国。
然而根据楚国的传统法令，败军一律不得入城，因此郢都大阍鬻拳
拒绝开城门，不让打了败仗的楚文王入郢都。楚文王不得已，只好转兵回攻位于淮河上游的嬴姓黄国，在踖陵(今河南信阳潢川)击败了黄国军队，这样就可以回国进城了。不料楚军行至湫地(今湖北襄樊老河口)，楚文王就因嚼食“昌歜”过量，累积中毒暴病而亡，鬻拳闻知消息后也自杀殉葬。
巴国和楚国从此关系开始恶化，这次战争在《左传
》和《华阳国志》均有记载。
巴、楚、秦灭庸之战
公元前632年，晋秦联军在城濮之战
大败楚军，巴国向秦国致贡，后又和楚修好。
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巴与楚、秦国
联手灭掉了位于鄂西（湖北省竹山县）的庸国。巴人从楚师灭庸国并分得庸国之鱼邑(重庆奉节县、巫山县一带)后，便被楚国逼入重庆长江三峡，进入重庆和川东地区。
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巴人再次伐楚，包围了楚国的鄾邑（湖北省襄阳市），[3]
同年三月，楚国派出了三位能干的将领公孙宁、吴由于、薳固在鄾地击败了巴国军队。[4]
战国时期
到战国《华阳国志·巴志》说：“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
巴国内乱（公元前377年以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巴蔓子
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据传许割三域之中包括有鱼邑(重庆
奉节、重庆巫溪)、巫邑(今重庆巫山)，正是宝源山盐泉所在之地，这是巴国经济命脉之所在，故蔓子宁愿舍弃自己的头颅，也要力保这些地方不致丢失于楚，足见其忠于巴国热爱巴国之心。但借兵这件事无疑暴露了巴国的虚弱，刺激了楚国的贪欲，于是楚国向西进兵，首先攻占夷水——清江流域，夺取了巴国“盐水”，从而占据巴国第一道盐泉。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国、巴国
联军伐楚取兹方（湖北省松滋市）。蜀国东，为巴国之地，何能超越巴国伐楚国，实则，巴国不甘心盐泉的丢失，联络蜀国，经乌江、郁水、清江向楚发动袭击，以夺回盐水的控制权。但楚国很快发动反击，在兹方击败巴蜀联军，楚国吸取了清江不设防而成为伐楚通道的教训，于是在清江筑捍关以保卫楚国在清江的既得利益——盐水泉盐。巴国第二道盐泉盐水泉盐产地丢失，巴国在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国力更加不振，楚师便大举西进。[5]
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巴国南部江山——黔中之地（重庆涪陵区、重庆黔江区）被楚国攻占。楚师进攻方向很明确，就是冲着巴国第二大盐泉来的，因此，攻占巴国黔中之地，也就意味着完全占有伏牛山盐泉。《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楚威王三十至四十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把兵锋指向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很快攻占今重庆巫溪县、巫山、重庆奉节县一带，置为巫郡。至此，巴国三大盐泉已尽失于楚，巴国也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楚军从枳邑出发西进，攻下江州东面唯一关吕——阳关，接着楚军很快全线西进，攻陷巴国国都江州（重庆渝中区）及其北的陪都
垫江（重庆合川区），并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故《史记·秦本纪》曰:“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
历史解读编辑
巴国联苴抗蜀国
到蜀王杜芦（开明十二世）时，巴国被庸国的侵略弄得很头疼，于是把移居目标定在了西邻的蜀国，巴蜀两国的交战很频繁，蜀国由于开明十一世起国力渐衰，十二世蜀王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有了巴蜀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苴国在这次战役中依然是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派了一队为巴国引路的士兵。蜀王杜芦早得到巴苴合流的消息，于是秘密差由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顷巢围剿，战役以蜀大获全胜，斩敌大将告终。
秦国张仪的石牛计
秦惠王垂涎蜀国富饶，欲派兵攻打，但秦将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张仪
出谋制作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由其子张若护送给苴国，苴侯高兴的承诺愿助秦国借道伐蜀，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惠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了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秦国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的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的屎是黄金“。
蜀王杜芦是一位在年轻气盛的君王，但有时候气盛太过了也未免是好事，击退巴国来犯军队的他，决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几辈为什么要建苴国，他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没有思考，或许没想去思考，也没想听廷上百官对他的进谏，他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要夺来秦惠王送给苴侯的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
苴国连累了巴与蜀
张若在苴国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终于等到蜀王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引路攻打苴国，这条路就是后来的蜀道。苴侯急忙请张若回秦国求秦王出兵援救。蜀王杜芦也派使者与秦结盟。但狡诈的秦惠王嬴驷
还是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攻打蜀国。苴侯为表诚意大开城门，秦兵蜂拥而入走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
蜀、苴二国同年灭亡。苴侯或许不记得春秋时期“假道伐虢“的故事了。
就这样，刚吃了蜀国败仗而元气未复的巴国被秦军势力包围，秦惠王嬴驷采纳司马错
“先灭蜀，继灭楚，而得天下”的建议，同年时隔两月后灭亡巴国。之后屯兵江州城（今重庆直辖市），一步步向东蚕食楚国。由此我们也大概可看出中原六国为何全被灭国的原因了。
正如所言，多年后中原六国也是这样相互残杀共同衰弱，秦国独做大。
历史遗迹编辑
大溪文化
1987年以来,清江隔河岩考古队、高坝洲考古队先后对清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6处，这些遗址地层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经对比研究发现，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当于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遗存。从出土的箭镞、鱼钩、网坠等狩猎和捕鱼工具，以及遗址地层中较多的鱼骨、兽骨来分析,鱼猎生活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6]
石器
石器共出土数千件,器形有斧、锛、锄、铲、钺、锤球、杵、镞等20余种，主要为生产用工具，分别用打制、磨制、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制成，石器制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为清江河滩的烁石。[6]
骨器
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骨镞、骨钩、骨饰等。其中的骨锥、骨针作十分精致,有的骨针,其圆径仅0.5厘米,孔径只有0.08厘米。可见当时的骨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6]
陶器
陶器主要有碗、钵、盘、簋、器盖、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种,时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盘、器盖等,时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猪嘴形支座、彩陶单耳杯等。[6]
廪君巴国
作为廪君时期巴国五个氏族来源的武落钟离山，位于长阳县
西北的都镇湾东侧，西北临清江，东南临南汉溪，三面环水，山上五峰并立，据《太平寰宇记》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北七十八里。”[7]
所谓“夷水”，又谓“盐水”，即清江，《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载:“今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8]
如今在清江中游地区调查发现的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阳县境内，共有4处，即香炉石遗址
、桅杆坪遗址、南岸坪遗址、深潭弯遗址等，在长阳以西的巴东、建始、恩施境内的一些遗址中，虽发现有零星的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在上述几处被确认的早期巴人遗存中，以香炉石遗址最具代表性。
香炉石遗址地处清江腹心──长阳
渔峡口
，1988年和1989年先后作过两次发掘，该遗址处在陡峭山崖的夹缝中，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文化层的整体堆积厚度达到4.5米以上，不仅堆积较厚，且遗物保存较好，这是目前在整个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
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个层位，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首次发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出土各类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达9240件。且这些文化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未间断，并被学术界确认为是属于“早期巴文化遗物”。现结合地层与出土遗物逐次进行分析。
夏代前的巴人
夏代以前的巴人源头，学术界如今争议颇大，有清江说,峡江说（西陵峡），甚至还有三星堆
文化说等等，无论哪种说法都缺少充分的材料让学术界所信服，因为在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与夏、商、周时期的香炉石文化之间还存在很大一段缺环。
在西陵峡
地区虽发现了时代较早、数量较多的巴文化遗址，有的遗址在夏时期的巴人遗存之下直接叠压着湖北龙山文化地层，但诸多遗址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文化内涵看，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巴文化的遗存不够单纯，土著文化的特色均不及清江流域的香炉石遗址那么系统典型，川西平原发现的三星堆文化也不能代表巴文化的源头，因为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小平底罐，而鄂西清江流域及西陵峡地区巴文化遗存的代表性器物是圜底釜，这应是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能说后者也出土了小平底罐就与三星堆是同属一种文化体系。
如今在清江下游和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鸡脑河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遗存，但由于发掘工作做得较少，所获资料有限,还难于作出更为确切的论证。
至夏禹
时期，巴国加入夏王朝，成为夏王朝的诸侯之一。《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9]
至此，巴国成为夏的统治集团的一个部分。《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
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泸州丹山景区位于泸州市南114公里的叙永县境内，由分散的几个景点组成，总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为国家级旅游景点）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竹书纪年》也记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人巴涖讼。”
商代
这一阶段共分两层:遗址第⑥层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3520±130年，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文化层;第⑤层文化层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夏末商初，巴作为夏的一部分，参与了夏与殷的斗争，起码在夏灭亡的时候，巴并没有成为商的同盟。《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
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厥咎，乃降于巫山。”巫山，即巴国所在，巴国收留了夏亡国后的遗民。
在商代，巴没有完全臣服加入殷政权，反而和殷发生过战争。殷墟
文字记载说明，公元前13世纪的殷武丁时期，武丁和妇好都曾经征讨过巴国。
商代中、晚期
遗址第⑤层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陶器中以釜为器类之冠,占陶器总数的90%以上,次为罐、钵、杯、豆、纺轮和网坠。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夹砂灰褐陶、褐陶、黄褐陶等,饰有细绳纹、方格纹、蓝纹等。说明这一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制陶技术的进步,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据其重要位置。
此外,在该地层中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卜骨和与生活相关的兽骨,卜骨用大鱼的左鳃盖骨制成,均有钻孔。钻孔大多为椭圆形、圆形和长方形,一般凿槽较深,有的已凿穿,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看见兆纹。
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巴的军队作为前锋加入了周武王
伐纣的战争。也因此在周灭商后，正式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并入周王朝的疆域。《华阳国志·巴志》称：“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代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
春秋时期
的楚国逐渐强大，驱赶巴国的疆域不断向西迁移。《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楚数相攻伐”“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
《左传·桓公九年》：“文十六年（即公元前6）以后，巴遂不见，盖楚灭之。”最终楚国夺取了巴国经济的根基：位于巫溪和清江的盐业基地。逼使巴都城也沿江向西迁移。《华阳国志·巴志》：“巴子时虽都江州（重庆[10]
主城区），或治垫江（重庆合川），或治平都（重庆丰都），后治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重庆涪陵）”
陶器
其中陶釜的数量达2100多件,占陶器总数的88.3%左右。陶质有夹砂褐陶、灰褐陶、黄褐陶、、泥质灰陶、灰褐陶等。纹饰有方格纹、绳纹、回形纹等。器形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不少器壁还保留有手指按窝,说明在西周时期,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兴盛。除陶釜之外,其它陶器器类有罐、盆、钵、杯、纺轮、网坠等。
陶质印章
还出土了两枚陶质印章,印章印文为阴刻。张政良认为:陶玺印文字属巴蜀文化系统。陈公柔认为:两玺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地层中,当然是巴人比较早的玺印。夏渌认为:两玺印印文一为“蔡”,一为“鲛”,前者与甲骨文相近,后者与有巨口有利齿的水生动物有关。是中国玺印历史中的文字记载找到了第一件实物例证,在此之前,我国所发现的古玺印上限仅在战国。也证明中国首先使用玺印。尽管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识清楚,但不影响称它是古代玺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来印陶器,也应是我国古代玺印的一种或玺印的祖型。
石器和骨器
除上述陶器外,还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等;骨器有锥、镞、牙饰等。同时还出土了部分卜骨已及大量的与生活相关的兽骨、鸟骨、鱼骨等,其卜骨的制作方法与钻孔形状与商代出土遗物基本相似。
铜器和贝币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地层中出土了部分铜器小件,计有铜锥、铜凿、铜镞、铜环、铜鱼钩等。另外,还发现了贝币,均为海贝,虽然数量不多,应是巴人区域货币史的实物依据。说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慢慢步入青铜时代,经济交往中逐步开始使用货币。
从该地层出土遗物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产技术、制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说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状态,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鱼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术活动中仍然以占卜为主要活动方式。
春秋巴国
遗址第③层为东周早期文化层(即春秋时期),出土遗物中仍以陶器为大宗,占遗物总量的97.3%。此外,石器、骨器、铜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
陶器
陶器器类仍以釜为主,占陶器总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发生变化,较前期变小。还发现有鬲、罐、瓮、钵、碗、盘、豆、杯、纺轮、网坠等。豆的形态特点各异,其中有碗形豆、细柄豆等。陶质有夹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质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纹饰主要有方格纹、绳纹、锯齿纹、鱼鳞状网状暗纹、锥刺小三角纹等。陶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以陶釜为特征的自成体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依然占据重要位置,釜的形体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无论从陶系特点和器物特点看,一直保持着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
石器
石器器类主要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凿、铲、环、坠饰等,石器数量与前期同类出土物呈明显下降趋势。铜器有锥、凿、削刀、镞等。骨器有锥、铲、凿、筷、镞、牙饰等。
楚文化
这一时期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楚文化开始影响到清江中游地区,也说明巴人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
战国至秦汉
战国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迁进入川东;一部分往南进入了湘西;还有一部分则在清江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战国到秦汉时期,以虎钮淳于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为特征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巴式青铜器
1949年以来,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铜器50余件在这些出土的虎钮淳于中,保存最为完整、造型最为精致、器物最为珍贵的当属在建始景阳出土的双虎钮淳于。
双虎钮淳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个形状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椭圆的圆柱体。上端有一长32厘米,宽25厘米的椭圆形盘,盘中并立两只长15厘米的铜虎,双虎间有一环相连,便于悬挂,虎身刻有柳叶形花纹,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体态丰满,栩栩如生。
虎钮淳于
淳于为乐器,由淳
与盂两种器形复合而成。《周礼·鼓人》云:“以金淳和鼓”。郑《注》:“淳,淳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淳于,都作“碓头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钮,以便悬系,这应是早期淳于的形制,铜制淳于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淳于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钮淳→虎淳,从粗糙向精制发展而成[11]
,据考证,淳于的起源应在黄河流域。
山东,为春秋时期,以后由山东逐步传入江淮
。春秋时代的淳于,主要用于战阵,《国语·晋语》曰:“战以淳于、丁宁(丁宁,钲也),儆其民也。”同书《吴语》曰:“吴王夫差乃秉战袍,亲就,鸣钟鼓、丁宁、淳于、振铎。”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和长江流域的吴国都有了淳于,并用于战阵。
淳于传入清江
流域及三峡地区的巴人区域时,则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特征,以虎为钮,巴人从东夷人那里继承和袭用了淳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同时对淳于之钮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淳于之上,使之成为巴民族的象征,并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护。
虎钮淳于主要分布于渝、湘、鄂、黔毗邻区域,从战国到汉代,可谓盛极一时。从总体特征看,其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以及淳于的形体特点等,均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有小区域的制作风格。
铸范风格各异,使虎钮淳于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局面。从虎钮淳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淳多在55──70厘米之间,而湘西地区的虎淳则多在50──55厘米。从虎的形态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淳上,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淳之虎背部生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淳于在当时存在着小区域差异。但虎钮淳于之虎经过论证却并非巴人的图腾。
巴人编辑
巴国
巴人，古巴族人的简称，巴人是古羌的一支，和蜀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巴人主要分布在今重庆、川东、鄂西一带。传说周朝以前居住在今甘肃南部，后迁到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以廪（音lǐn）君为首领，本有巴、樊、瞫（音shěn）、相、郑五姓。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今鄂东，东汉时称江夏蛮，西晋、南北朝时称五水蛮；另一支迁至今湘西，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留在重庆、四川境内的，部分叫板楯（音dùn）蛮，南北朝时因大量迁移，大都先后与汉族同化。賨（音cónɡ）人，板楯蛮的别称，是土著民族之一，其中心在今四川省渠县一带，系古代巴人的一支。板楯蛮这个名称，来源于賨人善用一种叫板楯的武器，賨的名称则由于板楯蛮“岁出賨钱”的缘故。板楯蛮有七姓，以卢(或作罗）、朴（或作胡）、沓（音dá。或作昝）、鄂、度（或作杜）、夕、龚等七个姓氏组成的酋帮，叫賨国。板楯蛮古时居住在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北及汉中东部，东及长江三峡，遍及整个重庆和川东地区，是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
古代巴人不但作战勇猛顽强，以致被称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中经过不断征战，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
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他们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这对重庆和川东地区，特别是大巴山一带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公元前3秦灭巴，至清朝初年，重庆和四川史上曾有五次移民迁入。由于战争、瘟疫和天灾等原因，历史上曾出现过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賨人几乎灭绝的惨景。为填补战争死亡、瘟疫死亡、天灾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晋、北宋、元末明初、清初曾五次移民入川。这五次移民迁入，既促进了土著居民与汉民族的同化，同时又加快了重庆和四川的开发步伐。
精神编辑
信奉占卜，崇尚巫教，民风古朴自然，情感表达直白，具有豪放、率直的文化性格，这似从遗物的纹饰变化与特色上可见一斑。相比较而言,巴文化中比较雅致的文化成份少,更多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称为世俗的文化成份较浓厚。清江巴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蜀地“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形成鲜明对比，又与江汉楚文化那种华美修饰有明显区别。
濮文化
早期巴文化包涵了早期濮文化的部分因素，因为“巴濮的统治部族同为廪君之后”，“巴、濮本为两个部族，因为长期杂居而成为一族”[27]。可以说，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在他产生的初期就已融合了土著濮人的文化特征[28]。
文化编辑
内涵
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
演变
战国以前的巴文化，包括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两部分。巴国文化是一种方国文明，巴地文化则是一种地缘文化。
（1）巴国文化：商代晚期和西周时代，主要以汉水上游为基本地域依托；春秋时代，巴国文化有所扩展，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战国初，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这几个地方，留下了巴国文化的大量遗迹。
（2）巴地文化：包括重庆地区、四川东部地区、长江三峡地区和鄂西南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考古学上称之为早期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末叶，这些文化在当地发展演变，盛衰兴替已达一二千年之久。
（3）完整意义的巴文化：战国初，巴国溯江进入重庆地区及四川地区，始将青铜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融合起来，也将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融合起来。这才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
主要代表
（1）巴渝舞
“巴渝舞”，是古代巴渝地区民间武舞。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
。巴渝舞特点：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属武舞、战舞类型。“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由此可见巴渝舞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汉初，巴渝舞被刘邦
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既供宫中观赏，也成为接待各国使节贵宾的乐舞，还成为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那时巴渝舞几乎成了国家乐舞。三国曹魏时巴渝舞更名为“昭武舞”，西晋时将“昭武舞”易名为“宣武舞”。唐时，巴渝舞仍为宫廷乐舞之一，唐以后，巴渝舞便从宫廷乐舞中消失了。尽管如此，在民间，巴渝舞遗风犹存，重庆巴人后裔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现存的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翻山铰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2]
（2）“巴乡清”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贵，饮誉遐迩，以致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时，以此为质。清酒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为酒中上品。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3）巴人风情
巴人有古朴凝重的民风，历来崇尚勇武。他们住干栏式房屋，楼上居人，楼下养畜，傍水而居；死后大多采取船棺葬、悬棺葬、幽岩葬、岩穴葬、土坑葬。賨人善织，家家户户能自己织布，衣物等所需布匹均能自给自足，“賨布”就是賨人织的麻布，秦灭巴后，令板楯蛮以交纳賨布代替户赋，由此賨布名传海内。
（4）巴人神话
巴人自然神话有：“比翼齐飞
”、“巴蛇吞象”、“白虎神话”。巴人英雄神话有：“廪君传奇”。巴人神女传奇有：“巫山神女”、“盐水神女”。
根据考古发掘，巴文化代表还包含巴人诗作、巴国符号文字和青铜文化等内容。由于秦朝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加之战乱、灾荒和历史年代久远等，其史料逐渐绝迹，巴文化已埋藏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对巴文化的更深层次研究，有待依赖考古新发现。
遗产编辑
巴文化是重庆的根系文化，为追溯千年巴文化历史渊源，弘扬巴文化精神，九龙坡区政府及龙力地产斥资4亿元，联合打造一座融文化、生态、旅游、商务、休闲于一体的重庆市文化观光胜地——巴国城。
巴国城
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定位于“呈现巴国历史文化的主题公园”，内设大量人文雕塑及雕刻，整个建筑群风格仿古代巴国时期文化，将复原古代巴国鼎盛时期的版图及其模型遗址，同时还将设置巴国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塑长廊。
巴国城将集巴国文化之大成，建设巴文化博物馆、巴国文化研究中心、巴国文化广场、巴国湖中舞台、巴国历史人物雕刻、巴国传奇雕刻等。同时融入现代商业内涵和旅游休闲概念，建设高级商务区、宾馆会议中心、运动休闲区、湖中舞台游览区、城墙观光区等，是一座气势宏大的大型历史文化观光型商业中心。
巴国城将挖掘巴渝文化的独特资源，通过展示千载巴文化的灿烂，彰显重庆先民忠义爱国的民族精神，传承千古巴国人文传奇，让更多的人了解重庆的历史。同时将古文明与现代商业完美结合，探索出文化商业的运作典范。徜徉未来的巴国城，人们将解读巴国文化神韵，领略中国汉唐风情，观赏文化建筑经典，享受现代文化商娱旅业的魅力。
巴国城的建设，体现了九龙坡区政府文化造势、生态兴区的城市建设理念，是一次极具文化智慧与市场远见的神奇创意。
【巴王朝世系】资料暂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