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考古的发展皆显示: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在长江流域;直至青铜时期,草原地带纔出现文明化的活动,但此文明的发展重点不是产业,而是战争。青铜早期时代,以黄河作为南北不同文明的边界,直到接近殷商时代,黄河纔逐步成为文明交通的要道,并形成了南北、东西集中的「中」文明。
笔者对中国文字与文献起源的研究,获得结论如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连性。
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商贵族的语文。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纔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纪录工具。从周时代起,语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语言的特点,也反映了殷商之后政权中心与西边山脉族群的关系。
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这是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古代社会留下了很多历史化的神话,成为汉代以来写作神话化历史的基础。传世文献描述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而武王克商,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
早期历史神话的形塑过程是个谜,在形成现有文献所记载之样貌前,个别族群的神话化的历史应该早已合并为一体,这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天下」一元史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早史故事,应该更符合于殷商青铜礼器:龙首、虎身、牛角、鹰爪合为一体的形象。秦汉统一天下后,更加需要以一元历史证明其统一政权的正当性,因此《吕氏春秋》、《史记》的一元史便蕴含着天下帝国的意识形态。传世文献虽然不是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的内在意义,与史实颇有落差。
近百年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史前文明的依据。目前已知中国青铜器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地区,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纔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
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矿床发展,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早期青铜器技术的差异。在这三区中,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成为文明发展理想的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上、中、下游是不同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笔者分析考古资料,认为长江流域的文明形成,相当于史前蜀、楚、吴、越的文明起源,且从新时器中晚期到战国汉代,其间发展一脉相承,并无中断。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与先吴之间,这导致楚、吴是发展最快最丰腴的文明。且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江汉先楚文明在距今5000年前时已建构了联合城邦古国,笔者将称之为「云梦泽的苏美尔」,其原因在于中国文明所传世神话的形成中,江汉地区的联城国邦的文明作用,可能就犹如苏美尔在西亚历史中的作用,具有原始创作者的角色。
按照考古所得,楚文明是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逐步开拓了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这种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江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距今4400年左右的石家河青铜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之状况。考古揭示,石家河、盘龙城文明东到鄂东、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换言之,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及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纔是黄汉平原,即中原文明的发祥地。
笔者认为,所谓「早商」中原文明实际上是殷商占据中原之前的先楚文明,「二里头」、「二里岗」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因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的强攻,故能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纔成为主流。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因华北族群对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他们在商代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其经济、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东北先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为北南文明的战线。但殷商建国之后,东北文明已占领了河汉中原的北楚领土。
虽然殷商文明的东北成分很突出,但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这仍是新的历史阶段。根据考古资料,中国境内的文明在三千五百年前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诸国汇入早期整体化的「商」这一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并以殷商王族的语言为基础,综合了殷商之前的文字,确立了上古帝国贵族语文。
汉朝帝国能够完成中央集权的制度,其滥觞实始于殷商,而秦汉统一天下的结果,亦是奠基于自殷商起千余年间各地区文明的融合过程。其中央集权的雏形已见于殷商。虽然殷商政权的集中程度还不是很高,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使得参加殷商集团的诸国沟通十分亲密,因而加强了同化的趋势,殷商集团诸国的制度、语文、礼仪、文字等,亦因此都表现出高度的同化。而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对照考古与文献可知,这种新文明并不符合成汤克夏的背景,而是相当于盘庚渡河南的时代。也就是说,考古和文献显示出盘庚以前和盘庚以后,中国境内包括辽河、黄河、汉水流域,南到长江地区的文明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然而在甲骨文中,上甲、大乙成、中丁、祖乙等殷商王家谱的先王无疑都是盘庚的祖先,司马迁所载的殷商先王大多正确。如果殷商王族自大乙成以来即统治中原,则怎么可能同一王室的国家在盘庚以后变化如此之巨?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虽然上甲、大乙成都是盘庚的同族祖先,但这个族群并非自始即是中原的统治者。司马迁所述盘庚之前数次迁都的情形,其实是殷商王族在其发祥地的游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不符合江河中原或辽冀农耕地区的状况,而是游战族群的生活方式,从各方面数据的对照可指出,该族群的发祥地应在黑龙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带。
黑龙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带,自古以来是不同人群流动生活的交接区,既有沿海北上、南下的互动,亦为欧亚草原之门,是多次新族群形成而扩散之地,如部分匈奴的族群、高句骊、女真、满人等。他们在历史中扩散、被同化、消失之前,皆曾影响过世界文明。殷商王族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北界东北方向与西北方向地区的自然条件不一,西北空间拥有广大且良好的放牧条件,因此西北族群以发展牧业维生,而东北的空间,无论是可农耕区或牧场都很窄,窝集茂林、山岭、海洋这些区域,都容易使活动受限,更不利于任何生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历史上东北族群往南占据领土的动机很强,是尚武性族群的发祥地。
殷商王族应是史上最早南下、并占领中原的族群,同时,他们也建立了一个跨民族、跨国、跨文化,并以军立权的大国。此外,殷商王族乃是练马的族群,从亚洲草原一带将练马的技术带到中原。神话中所言「相土作乘马」,即指殷商王族与最早驾马技术的关系,他们以狩猎、战争、掠夺维生,殷墟建都之前,其族群已屡次从黑龙江稀林草原带来到中原掠夺,但直至盘庚时代,因气候冷化和其他原因,他们方始占据中原,开始定居生活。洹北遗址,就是盘庚以烧劫而毁灭的本土城邦,之后盘庚又在其附近建设了新都。
殷商王族占领辽、黄、汉流域的情况,与加喜特占领巴比伦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时代和背景也相近。可是乘马的加喜特族只掌握一个上古大文明:巴比伦,在很多方面接受了巴比伦原有的制度,成为巴比伦的王朝之一,然后发动对外战争扩展巴比伦领土;而乘马的殷商王族并吞了几个原有的古国,建立起新的殷都和多元的集权大国,遣派王室宗族的「侯」到各地作军宰,以设置封建制度,采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并吞小国。因此殷商应该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集权大国,殷商跨越了族群文化,统一了生活方式、文化传统、语言不同的地域,可以称为「上古帝国」。殷商政权蕴含了原有的许多国家与文化,形成规模庞大的多元文明。殷商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大文明历史的启发点,同时也是许多早期青铜文明发展、结合的成果。因此殷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加喜特时代在巴比伦历史中并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
殷商王族将亚洲草原的生活经验带来中原,但定居之后,也逐步改变其生活习惯,两百余年没有移动。殷商文明是从盘庚、武丁等殷商大王占领中原后,纔开始形成的上古帝国。殷商文化属多元而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其涵盖几种不同族群的文化,殷商王族为其中占少数的草原族群。殷商王族的标志,乃马车、拜虎信仰、亚字型的墓葬和亚字型族徽、战争狩猎文化、人牲斩首礼、崇拜麦子、用大理石制造礼器,以及日辰系统和祖先日名谥号等。殷商王族通过占领、封建诸侯,以及通婚制度,并吞河北平原、黄汉中原,及黄淮平原、鲁西、周原的部份地区,影响远达江南,其统治范围相当广。
王国维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数据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至于殷周之际,虽然文献显示,周人与商人来源不同,然而考古资料却表明西周前期并无新的文化现象。细读文献数据,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印象,编辑文献的周代官员似乎特意强调周商间的差异性,隐藏实际上的亲密关系。
文王既为殷商国家诸侯之一,又属先王所生的后裔,故有资格参加国家宗庙之礼。但据周原卜辞所载,文王不仅参加国家宗庙之礼、受胙,还亲自主导祭祀大甲、大乙成、武丁等先王之礼。文王藉由亲自主导先王之礼,以强调自己继承大乙成的正统性。因此西伯祭祀殷商祖先与祈求克殷的目的并无矛盾,文王认同大殷之祖,强调自己是受先王护佑的后裔,祈求祖先保佑他的王室,而非帝乙的王室。
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的「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据殷商父母双系制度两者应属同一族。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周室属殷室王族的旁支。文武王时,周王家在诸侯间强调其承续殷宗的正统性,并最终以此政策取代了殷商王室。
对照考古与文献,商周之变应属上层贵族的政变,而非新族群的移入。政变后,历经国家社会文明的逐步改变,直至昭、穆王时,周人纔开始武断地强调其与殷商不同,从而形成商周两段的历史传统。实际上商周之间的差异往往不如盘庚前后那么巨大。
西周文明形成的情况与其它文明的关系,目前尚需要依靠考古发掘以增加研究的材料,不过,从初步观察中,笔者提出推论如下:在新石器时代时期,宝鸡地区的彩陶文明,北与甘肃马家窑有文化来往,南则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与汉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缔结关系。同时,虽然渭河汇流入黄河,水路交通便利,但早期渭河东游的居住条件并不良好,三门峡和黄河中下游的资源贫瘠,因此宝鸡先民前往河南西北角发展的情况并不踊跃。直至青铜早期,因气候变动、北方族群掠夺以及其它今日难以掌握了解的情况,渭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没落,先民或往其它地区流动,导致青铜早期时代的周原地区聚落遗址极少,根本不见古城遗址。直至将近殷商时期,周原遗址的数量纔开始逐步增加。并且,若吾人从先周文化的涵盖范围来看,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关系,往往还不如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从而与汉江流域及广汉地区的文化交流来得频繁。因此,周本土的文明亦不离长江中上游文明的影响。既然本人认为夏文明的中心在汉江下游(古名为夏水),那么位于周原的文明,确实并非是从殷商继承对夏的知识,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时,便已经通过自己的交通线,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术,同时亦从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话历史与传说。
不过,在先周文化中亦依然可见黄河北游下来的影响因素。根据现有的资料,使我们初步推论出以下情况:某些西北掠夺者的族群,在殷商之前便已开始在宝鸡地区定居,并利用南下的路线,与汉江及广汉古文明发生交流。此族群在定居后,便从掠夺者的生活方式,逐步发展成以定居族群的经济活动为主,其中包含了农耕和商业,并且学会了许多南方的技术,而成为南方的农耕文明、居于山上的族群以及草原族群之间的联络者,利用其地理位置发展商业。殷商末期的周国因掌握了通商要道而富强,并以此为始逐步扩展己方政权的势力。
殷商上古帝国建立后,殷商政权到达周原,将周原的族群纳为属国,并积累牧产、马匹、矿物等西北及西南的资源。这便确定了周原在殷商帝国里的重要性,并且促使黄河流域的交通线成为主要国道。殷商透过派遣「侯」统治周原,并与周原贵族通婚,逐渐将周原族群同化,周王室来源即于此。
周王室成为殷商王室的旁系,因此当周室初掌握政权后,并不刻意否定其与殷商王室间的传承关系。可是到了昭穆王时期,在新的政治情势下,开始强调其自身与殷商无关的独特性,并伪托与夏的传承关系。西周晚期的周室掌握了记述文献纪录的权利,因此将夏的历史改写成自身族群的前史,并隐藏了夏文明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就是周时期的楚地一事。造成后人误解,以为夏的位置在黄河流域。然而,最近考古的发展皆显示: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在长江流域;直至青铜时期,草原地带纔出现文明化的活动,但此文明的发展重点不是产业,而是战争。青铜早期时代,以黄河作为南北不同文明的边界,直到接近殷商时代,黄河纔逐步成为文明交通的要道,并形成了南北、东西集中的「中」文明。
笔者对中国文字与文献起源的研究,获得结论如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连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商贵族的语文。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纔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纪录工具。从周时代起,语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语言的特点,也反映了殷商之后政权中心与西边山脉族群的关系。
虽然中国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只到了西周晚期,中国文明纔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笔者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念形成问题。一是商周文献的类型、结构,以及其中「历史记载」的痕迹;二是文献中关于时间的记录方式,以及「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务的演化。
就第一项问题来说,现有三种商周文献:甲骨文、金文、简册。其中,甲骨文没有与占卜或祭祀无关的记录,甲骨刻辞也没有历史记载的目的,因此不能当作「历史记载」。青铜器铭文的目的是祭祀祖先,本与历史记载无关,但发展至西周后半叶,许多铭文中已含有历史记载的成份。殷商、西周时期的简册虽已不存,但从甲骨金文可知,「册」都是祭册和礼册,并不用以记事,然而在西周后半叶,礼册也出现了与铭文相同的发展。
就第二项问题来说,商代以前的文明中,已有周期性的「自然时间」观念,殷商时还有另一种「祭礼时间」的周期概念。直至西周后半叶,纔有足以称为历史记录的纪年文献出现,这也是「历史时间」观念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编年史仅始于西周晚期,从传世的鲁国《春秋》以及《竹书纪年》,大致上可以看到中华文明最早期的纪年形式,不过,一直要等到战国晚期,「历史时间」观念纔变得完整而成熟。
就第三项问题来说,史官记录国家大事的传统应该也始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若考诸《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的用语,其中年代最早的内容,同样只能溯至西周晚期。是故,不论从各方面来看,中华文明历史概念之形成都指向完成于西周后半叶。
当然,早在历史记载出现之前,中华文明已有口耳相传的传统。因有口传,所以具备历史观念的后人在记录时事之余,亦得以将古老的知识变成叙述文字。然而仅有口传尚不足以形成「历史观念」,因为口传容易中断,其原意也容易被改变。后人担心口传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知识亡佚,于是开始记录、编辑古事,从而引发出人们对历史的重视。唯有出现了「历史记载」,我们纔可以认定这个社会确实具备了历史意识与观念。
既然历史意识与观念是西周晚期以来文化所有,传世的历史概念也必然奠基于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理想。古代文明直至西周晚期纔开始出现历史纪录,原来口耳传承的故事被写成文本,同时也记载了当时的事情。殷周之前的多元观点和故事,大部份已失传,流传下来的记录均代表周文明的立场,我们无法听到别人的声音,因此必须着意于史料辨析,试图从绝传的文化中,钩织出古代的多元面貌。
文献所叙述的三代史往往不符史实。在空间宽大、生活条件不同的中国境内,竟能出现统一的历史,这种「历史」显然不符合世界上古史的演变脉络。但考古所显示的情况,恰好与世界历史所经过的阶段类似:上古中国也是依靠农耕成长,经过社会、经济分化,而逐步组成联合城邦国家的结构,发展出各种生产行业和交易,发现金属料,发明铸铜技术。最后南、北文明因扩展领域而进入互相争斗阶段。青铜晚期气候恶化时,北方较年轻的族群占领南方文明的领土,因此统治中心往北移动。北方的胜利者遂重新建构出以自己为源头的历史概念。
笔者认为,五帝、尧舜、禹汤等早期神话,是不同文明的故事及英雄传说整合而成。其中渊源自长江古文明的成分相当高。但因为在历史上商周政权是代表北方族群打败南方古老文明的事实,一切神话便是经过北方族群传给后世。类似的情况也常见于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北方族群胜利后,不仅是掌握南方的领土和资源,同时也掌握他们原来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失败者的神史就变成胜利者的荣誉神史。也就是说,旧文明原有的历史汇入于新文明的历史中。中国文献中的早期历史神话,也明显有北方族群攫取、剽窃南方神史的痕迹。因此,今日所见的早期历史神话纔有如此多元繁杂的面貌。
殷商王室强调自己的本土性,恰是因为他们是外来的族群,而要张扬其政权的正统。同理,虽然周王室从昭穆时代以来,一直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而实际上却有很多文献都表达商周之间的亲密性,据殷商亲属制度两者属同一族。所以文献的历史不是表达客观的史实,而是表达编故事者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政策等等目的。
过去先秦史的研究都以文献为主,考古为辅,将考古发现用在解释传世神话上,无疑存在许多误区。将来先秦史的研究,应该从一手考古资料着手,并认知到文献的形成立场进而摆脱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依靠事实材料理解史实。
来自: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