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羊城晚报》2月14日第B02版 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广州迎春花市何时有？
文/陈泽泓
当真西汉初南越国就有花市了？
有说，“据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引汉初陆贾《南越纪行》记述，当时南越治所在（今广州）境内，已经是百花生长之地……由于人们爱花和栽花，于是出现专门买花卖花的市场，称为花市”（广州市文化馆编《广州市非物质遗产名录图典（-）》，下称《图典》，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支持）。据此，则南越国时已有花市了。
陆贾是西汉初奉旨南下劝赵佗归汉的使臣，他将入粤见闻写成《南越纪行》，此书真的写了广州的花市？且看《南方草木状》所引《南越纪行》原文：“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綵丝穿花心以为首饰。’”汉代物称与现代有差距，末利花即茉莉花，“耶悉茗花”即素馨花。从陆贾所述，可知彼时南越大地百花不香，只有素馨花、茉莉花是从西域引进来的花种，又不像柑橘那样会因移植而随水土改变其特质，特别芳香。南越女子以彩色丝线将花串为首饰。女孩踏青喜欢采摘鲜花扎成花环戴在头上扮靓，此情此景古今中外概然。这两种引进的花，那么引人喜爱，当然是“人竞植”了。但因此臆断出“由于人们爱花和栽花，于是出现专门买花卖花的市场，称为花市”之定论，却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
当真南宋就有广州花市最早的记载？
又有说，“据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州地区盛产素馨花，花开时‘旋掇花头，装于他枝。或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枝二文，人竞买戴’。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广州花市最早的记载”。（《图典》）
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认真一读《岭外代答》原文再说。此条目“素馨花”说：“素馨花，番禺甚多，广右绝少，土人尤贵重。开时旋掇花头，装于他枝，或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枝二文，人竞买戴。”笔者重新标点，将原文意思贯通，是说素馨花刚开，就将花朵摘下，缀在枝条上，或用竹丝串起来，拿到市上去卖，一枝二文，人们竞相买来戴上。《岭外代答》的确反映了素馨花受南宋时人喜爱及卖花情况，但说记载的就是“花市”，未免牵强。“卖于市”与“花市”不是一回事，正如当今超市上货物琳琅满目，却不能因为其中售有某物就将超市称为某市。
顺便要点到的是，戴花之俗，并非岭南才有，也并非女子才有。宋代男子簪花风气甚盛，《水浒》好汉绰号“一枝花”的蔡庆，“生来爱戴一枝花”。宋代君臣每逢重大节日都有戴花习惯，《宋史·舆服志》载：“襆头簪花，谓之簪戴”。《东京梦华录》说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对从驾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诗人姜夔的诗，记下皇帝朝谒景灵宫后群臣簪花通过御街时的街景：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
花市也不是广州地区特有。古籍记载，秦咸阳就有较大规模的菊花交易市场。唐代着名花市有成都和长安花市。诗人韦庄有“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句，延续至今为成都花会。北宋着名花市有洛阳、汴京（今开封）花市。南宋着名花市有扬州、临安（今杭州）花市。女词人朱淑贞《生查子》词有“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句。
还要说到的是，有以唐张九龄《春江晚景》诗“薄暮津亭下，馀花满客船”句称广州在唐代已有卖花船。倘说为卖花船，到了黄昏还剩余满船花，这花还能卖下去吗？还能说广州人爱花吗？还值得入诗吗？换言之，黄昏时分，泊于越秀山脚兰湖的客渡上，满舱落下游客离船后的弃花，就“馀花”、“客船”二词来说，这样解说或许更确切些。
当真清末已形成广州迎春花市？
见于广东清代县志，花市之名最早可查到乾隆《番禺县志》，原文是：“粤中有四市，花市在广州，珠江之南有花地，以卖花为业者，数十百家，市花于城。与合浦之珠、罗浮之药、东莞之香称四市。”这里说的花市，与并列的三市一样，是圩市贸易，不同于今时作为节俗的迎春花市。
屈大均《广东新语》说：“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也有人引为明末清初广州就出现花市的证据，其实都是城门口的圩市，交易的花只有素馨一种，是河南、芳村花田所产。
清人陈坤诗说“素馨花市闹黄昏，抛掷金钱价莫论”，直将花市称为素馨花市了。又据说，“清朝宣统年间梁鼎芬修《番禺县续志》云：‘花市在藩署前，岁除尤盛。’这是广州城的迎春花市首次出现在官方史志当中。”（《图典》）
其实，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引同治《南海县志》中有此一段记载说到广州城内藩署前的花市：“花市，在藩署前，灯月交辉，花香袭人，炎歊夜尤称丽景。”同治《南海县志》在光绪二年（1876）出有补刻本。不管是何时的版本，均早于宣统《番禺县续志》。《番禺县续志》“岁除尤盛”一语道破，恰恰说明此花市不是岁末专设的迎春花市。藩署前的花市并非专门卖花之市，而是杂市，是神诞活动之一部分。清代广州神诞活动甚多，城内大衙门前空敞场地，就成为活动的场所。
道光年间的《越台杂记》载：“羊城九曜坊华佗庙香火极盛，诞辰，向借学使署辕门敞地结棚演剧。”这九曜坊、学使署所在地便是今西湖路。咸丰年间的《南越游记》载：城每岁九月华光神诞，此时在双门底搭棚设摊，“镇街通衢建篾棚，棚高数丈……市门各悬傀儡，造制奇巧，锦绣眩目。两旁阑干内罗列名花、珍果、珠玉、古玩、错杂繁盛，靡不工致。……自藩署直至南门，灯火辉煌，金鼓喧震”。藩署前为神诞搭棚设摊，并非专设迎春花市。
有说：“最早明确记载广州迎春花市的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张心泰撰的《粤游小志》：‘每届岁暮，广州城内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集供坐几，以娱岁华。’”（《图典》）
张心泰所见就是这藩署前卖花成市的情景，与今时的岁末节俗花市还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时间上点出岁暮买花用作头饰而案头清供，花的品种是吊钟花和水仙花，这些变化，是发展为迎春花市的新因素。
广州迎春花市基本定型于民国
那么，广州的迎春花市起端何时？由广州市档案局等单位编的《春来南国花如绣》第三章“华丽蝶变——民国除夕花市”标题颇有深意。开章写道：“清末的花市，无论藩署前的花市，抑或双门底花市，尽管是热闹，岁晚尤盛，但性质上还是一个常年性花市，而不能算作迎春花市，充其量只是过渡品。迎春花市的基本定型是在民国后的代，其中传统花市与春节节庆活动的结合是关键所在。”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广州的迎春花市，与其他地区花市相比有自身特点，例如：岁暮家家户户必置鲜花，采用的是摆年橘、摆水仙、插鲜花等特定方式，花的需求骤然增大；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至除夕深夜举办迎春花市，数以万计的人参加逛花市的活动成为春节节俗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街市的氛围正符合广州商业城市的生态环境，而“逛花街，行大运”更成为新年来临辞旧迎新活动的重要一环，买花“讲意头”给迎春花市注入新的理念，这是传统的花市所不能比拟的，也是迎春花市之所以得到民众所认同和广泛参与的深层根基。
逛花街还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出外活动，在人山人海花团锦簇与欢声笑语的氛围中，享受着纯真的人情与美景，甚至海外亲友也专程赶来逛花街聚会，这就寄予逛花街以意在花外的社会意义而更得到传承推广。
窃以为，研究广州迎春花市独有的民俗价值，应从这些方面作深度发掘，而不要在编造历史上去下功夫。
原文载《羊城晚报》2月14日第B02版 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