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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一带流传着“俺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说法。我县不少姓氏的族谱（家谱）也都记载有“祖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于明初迁至××村”的记载。这些传说和记载，对于研究我们这一带相当数量的建村年代、来历及沿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翻开历史，探讨一下洪洞迁民的历史及社会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各代王朝的更替，农民战争的风起云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常常造成某些区域的人口骤减、田园荒芜的局面。而一旦新王朝建立，战争结束、灾害过后，环境较为安定之时，当政统治者则必然采取一些措施，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之目的。“明太祖洪武、成祖永乐年间屡迁山西之民于涂、北平、鲁、豫等处（见《续文献通考》）”，就是在元末战争结束、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变天下大乱为天下大治所采取一个有效措施。迁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与元、明之际，中原各省长年兵连祸结，造成赤地千里、地广人稀的状况分不开的。以蒙古为主题的元朝统治，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非常残暴。他们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在政治上、法律上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和南人不偿命，只许蒙古人打汉人而不准汉人还手。同时不许汉人、南人持兵器、习武、集会、甚至叫嚣要杀死张、王、李、赵、刘诸姓汉人。中国之大，几乎无有汉人生存之地。当时民间流传着“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歌谣。至元末之季，顺帝失政，残暴荒淫，压迫剥削日重。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的农民日增。又加之黄河屡决，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深受其害，人民流离失所，死亡过半。为开挖黄河故道，强征汴梁、大名民工十五万人，使大量土地荒芜。
为死里求生，河南刘福通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在颖州起义。相继有邳州人李二、赵均用等人攻占徐州。定远人郭子兴攻占濠州。又有彭莹玉、徐寿辉、方国珍、张士成等也纷纷起义。当时大河南北，绵延万里、群雄逐鹿。河南、江淮、山东从戎之民数十万计。他们与元兵作战，克州夺城，决死奋战，波及苏鲁豫皖数省。后由元将帖木耳，起兵关陕，反攻中原，战败刘福通。收复义军战守地区。遭此洗劫，战争十余年，使苏北、皖北、鲁、豫之民十亡七、八。
刘福通失败后，元朝诸将领李思齐、张良弼、扩廓帖木耳（即王保保）等人，各怀异志，用兵自固，矛盾激化，内讧迭起。他们勾心斗角，相互攻伐，在河南、山东、河北、晋东、晋北等地展开争城夺地的大恶战。征战的结果，使该地域人民颠沛流离，伤亡惨重。公元1356年，朱元璋占领南京。继而出兵江淮，黄河南北战火连天。当时由徐达北伐山东，攻济南夺取东昌府，收复山东全境，又移师河南，会师常遇春。他们攻洛阳、取永城，攻陷归德府、徐州等地，随后又克复汴梁，北渡黄河，直捣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战败王保保，建立明王朝。自刘福通颖州起义，至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历时十八年。长期的攻占杀戮，多在中原各省进行，兵荒马乱之中，军队无粮常杀老弱妇幼充饥。加之黄河连年为患，多次决口，使百姓死难难以计数。造成了“出门无所见，白骨敞平原。”“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凄惨景象。此时，中原地区大量的土地荒芜而无人垦耕。在明太祖夺取政权后，召集流亡，迁民均垦，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就成了头等大事。
那么为什么屡迁山西洪洞之民呢？这是因为，当时山西是蒙古贵族名将察罕帖木耳及其养子扩廓帖木耳多年经营的根据地。特别是扩廓帖木耳，每遇战事不利或顺帝贬摘而不用时，则退守平阳府，利用山西山河之险要，苦心经营，统治严厉，且灾祸也少。而连年的战争多在中原进行很少波及山西，相比之下，山西各地的社会比较安定，生齿繁多，无辜死亡较少，外地逃难之民也多集于此，逐渐形成地少人稠的社会现状。而洪洞县地处交通要冲，位置适中，遂成明太祖、明成祖每次召集流亡、迁民中原各省的中转场所。凡平阳府一带被迁之民，均集中于此地。并在洪洞县城西一里许广济寺遗址古大槐树（相传为汉槐）处，办理迁民事宜，发给凭证路资，有组织地远徙中原。而被迁之民起程之时，仰望荫遮数亩的大槐树，百感交集，印象深刻，成为祖籍老家的象征。故有“我们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等语世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