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传入中土之日起，本土化的问题就伴随而生。在佛教本土化的历程中不仅体现在义理层面与中土固有文化的协调与融合，如沙门跪拜君亲的争论等；在修持仪轨、寺院生活方面也有着重大的生存与发展的范式转换，如乞食供养向农禅并重的转型。从戒律、僧制到丛林清规、寺院规约，其间之创立、演绎，不仅是教团自身护法安僧之内在需求，也是社会及民众对佛教的规范与期许，佛教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推进发展的。
太虚大师曾言：“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如何理解这一论断呢？从理论上来说，禅宗高扬“自性即佛”的主张，从《楞伽经》到《金刚经》的印心模式转换，用般若性空说横扫一切外在的崇拜仪式，将体悟安于自心的觉悟；同时又以涅槃佛性的思维格局确定了如来藏的实存。“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这一宣言与佛陀在菩提树下的感慨“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相契合。“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众生的本性就是佛性，只“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众生无明就像乌云遮蔽了自性的阳光，造作种种善恶业。修行的意义在于，依照正见进行修持，去除自己的无明乌云，复归清净自性。修行的方式不再外求，而是反观自照，回归本心。
这就是《楞严经》中“耳根圆通法门”所说的：“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众生放下妄想执着，一念即至佛地。《华严经·如来出现品》中说：“如来智慧，无处不至，无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所以迷即众生，悟即佛。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慧能大师在《坛经》中明确指出：“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心即是佛，自心即佛。慧能大师告诉我们：“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反对传统佛教将坐禅诵经作为修行成佛的主要途径，“见人结跏，曾自将杖打起。”他引用《维摩经》语：“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否定外在形式，肯定了只要能自识本心，在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觉悟成佛。最为着名的说法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佛法最重要的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提起观照的能力，觉知到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是一不是二。非离世间而求解脱，破除了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将二者打通，肯定了在现实人间就可以成就无上佛道。后世弟子更说“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慧海禅师在回答门人所问“和尚还修道否”时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佛性遍一切处，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运水搬柴，无非佛事。”将修行放入生活之中，慧能大师甚至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把修行活动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不是仅仅限于寺院生活。
“佛法在日用处，行住坐卧处，吃饭吃菜处，语言相问处，所作所为处。”将神圣庄严的成佛境界还原为运水搬柴的生活运营，在平凡生活中就可以完成转迷成悟、转凡成转圣的修行。这种理论的先设，直接导致后来百丈禅师提出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制度的诞生。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提出，涉及到丛林清规的制定。早期禅师多为托钵云游、四处参学的头陀行者，他们大多居无常所，行踪不定，很少固定于某一寺院。但随着禅僧教团规模的扩大，禅僧从修持理念至行为方式均有别于其它宗派，然其生活却依附于律寺，这样不合规度之事就会经常发生，修持行为与环境所在已形成尖锐矛盾。
如何协调禅僧与律寺的不相适应性就成为佛教僧团的当务之急。百丈怀海禅师创意别立禅居，减少与义学、律学僧众相聚一处所产生的龃龉。以此创制规约来规范禅宗僧团的生活实践。百丈所立清规原名《禅门规式》，又称《古清规》，即佛教史上着名的《百丈清规》。
在百丈清规中最为重要的是将禅门中的“普请法”制度化，这是对传统戒律不准出家众斩草伐木、掘地垦荒戒禁的突破，当然也是使丛林得以维持延续的最为重要的保证。所谓“普请法”，就是寺院僧众自长老以下不分长幼普遍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也正是由于清规的成立与农禅制度的普及，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才算是从理论层面至实践层面得以最终完成。
可以说，劳动改变了禅宗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佛教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