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祥正(1035-1113)，字功父，号醉吟先生、漳南浪士、谢公山人、净空居士，太平州当涂(今安徽)人。郭祥正仕宦经历比较曲折，初入仕途时，因为长官刁难，“我初佐星子，老守如素仇。避之拂衣去，寓迹昭亭幽。”所以他拂衣离去，再次出仕，亦是沉于下僚，熙宁十年，当他四十三岁时，便以殿中垂致仕，归隐于姑孰。
居家四年后，元丰四年，他又再次复出做宫，通判汀州、端州，元枯四年他五十五岁时，又上书请老，后归家乡当涂县之青山，直至去世。其人宦途不达，但文学创作却得到了时人的肯定和称誉，《青山集》三十卷至今流传于世。
今人对其诗风关注较多，将其诗歌与仕途关联的研究之作如刘培的《徘徊在入仕与归隐之间—论郭祥正的骚体创作》，从其骚体诗歌的写作来分析他仕与隐的矛盾心理;迄刘中文的《郭祥正的桃园心路历程》一文，从他三次辞官归去，追摹陶渊明的心理和行动来分析其心态变化，论证较为严密。本节从郭祥正的诗歌和史传材料中对他的记载来分析郭祥正两次致仕的不同原因和他致仕后的交游及文学创作，以期对其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郭祥正的初次致仕
致仕原因，对于郭祥正初次致仕的原因，前人说法各不相同，兹列举如下:第一，受王安石排挤的原因。宋人多认为是王安石的致郭祥正仕途不畅，故而致仕。魏泰《东轩笔录》云:魏泰之说，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李煮云:“此事当考。安石尝云郭逢原轻俊可使，何独于祥正乃尔?恐未必尔也。”可见，尽管时人认为是王安石不喜郭祥正而影响了其仕进，致其致仕，但同时也有人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
魏泰的说法后来被王称在《东都事略》卷一百一十五郭祥正传中采用，其后元代脱脱等所著《宋史》卷四百四十四郭样正传中亦沿袭其说，所以王安石对神宗言郭祥正不可用便成为其致仕的原因。这一原因后来被四库馆臣所接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郭祥正为小人，故言语有离合矛盾之处，并列举郭祥正诗句，认为其“殊不似推荐安石者”，“又不似见排于安石者”，“其是非自相矛盾。
盖述知己之感，所以自明依附之因;刺新法之非，所以隐报摈斥之憾。小人偏躁，忽合忽离，往往如是，不必以前后异词疑也”。从总体上来说，四库馆臣之说，有轻视郭样正人品之意，对其致仕原因基本认同宋人所言的“王安石排挤郭祥正”之说。
第二，多种原因。清人朱硅在道光九年刊本《青山集》序中言:“是以《总目》中亦有偏躁合离之论，然或其少年吊诡斗捷裨阖不羁者之所为，而荆公矫枉沽直，遂致流传垢病，其实当时朋党出入之间，亦未足以一节之不检，确然定其邪正之归也。”
朱硅基本认同四库馆臣的评价，但同时认为与郭祥正的性格有关，认为是其年轻时有狂放不羁之论，王安石之语有矫正之意，却又矫枉过正，以致后人误解，另外又提出当时有朋党之争的因素，此为新见，前人未曾言及。总体上，朱硅认为不能以其人之偶然一时的行为而判定其邪正，对郭祥正诗亦是大加赞赏:“豪迈纵横，颇有不肯局缩沟犹之态，列之北宋名家，亦不负其希冀千里之愿也。”
第三，今人的说法。孔凡礼在《郭祥正与王安石》一文中，认为魏泰之记载失实，郭祥正处章惊幕下，其罢官，应与章悼有关联:“郭祥正变相罢官，是不是他捣的鬼，看来他不能辞其责。”
以上几种说法，都是从外部因素来言郭祥正致仕的原因，或曰与王安石有关，或曰有朋党之争的因素，或曰与章，有关。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朱硅所言郭祥正少年时“摔阖不羁”之行为，亦是其致仕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可以从其性格上来找原因。北宋官员一般七十岁致仕，当然，也有特殊原因不到年龄就致仕的情况，如被他人而致仕，或因犯错等被特令致仕的。如果未到年龄而致仕，大多是个人或倦于仕途，或奉养双亲等自请致仕。郭祥正四十三岁时以殿中巫致仕，且归隐于姑孰，与他自己的个性有关。他在章悼幕下，参与收降梅山恫蛮事，亦立有功劳。
“权邵州防御判官郭祥正为太子中舍，与江东路家便差遣。章悼言祥正均给梅山田及根括增税有劳也”。建有功劳却得不到重用，只是“家便差遣”，实际上是闲置不用。可见他仕途不顺，对于此，他自己在诗歌中也有表述:“低徊却入邵陵幕，梅岭招降建城郭。论功第一遭众谗，断木浮沉转沟壑。”
他认为在梅山事中，自己的功劳是第一，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他不止一次说自己的功劳:“论功辄第一，谤语达冕。”这也是其狂放不羁性格在诗句中的显现。有功却遭谗毁，建功立业的志向无法实现:“男儿四十无所成，可怜鬓发霜华生。
迩来又赴肥山辟，碌碌随人亦何益?”使他对仕途产生失望之感，故有离去之叹。从诗中所言可知，写此诗时当为熙宁七年左右，郭祥正四十岁，他却认为自己华发己生却碌碌无为，产生归去的想法。“可行则行止则止，胡为憔悴言空劳。”
这是在诗中所表现的他对仕途的态度，所以在熙宁十年，当他四十三岁时，便以殿中承致仕而归:“悠悠岁月走惊湍，四十三时便弃官。”此诗句亦是他四十三岁致仕的证明。
综，郭祥正第一次致仕的原因，除前人的各种说法外，最重要的还是他个人性格的原因。郭祥正第一次任职星子主簿时，他就弃官而去，在诗中说是长官视自己如仇人，实际上也与他自己的个性有关。
他素有抱负，以李白后身自许，狂放不羁，亦渴望建功立业，却始终沉溺于下僚，报国之志无法施展，在诗中说:“诏书徙幕府，笼鸟无高翔。”所以辞官而去。后来，他自己在诗中也表明这一原因:“胡为请分务，念念在林数……四十有五年，数为槽与守。慎事无纤瑕，收身养吾寿。儿孙皆赏延，君恩诚已厚。
一暖予力已疲，何以为父母。不待老有请，连章至便道将径归，辞疾上印缓。”此诗应是他致仕后所写，回忆自己以前一直作嘈守类的小官，谨慎小心做事，疲于为官，故不待老而多次上章，以疾请求致仕。
四处游历及广泛交往，丰富了他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也使后人可以根据其诗作从多方面了解其人其事。考察其致仕后的诗作，从数量上来说，他致仕后所作诗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大致有二百六十首左右，《青山集》存诗一千四百多首，致仕后所作占总数的近五分之一，数量颇丰。诗人致仕后四处游历的经历，开阔了视野，为其诗歌提供了新的素材，同时激发了其创作的热情，此为原因之一;又因为他致仕时才五十五岁，精力尚强，正是创作的旺盛期，又没有了政务的烦扰，故而诗歌较多。
细察后之作，也可发现其数量经历了一个从高潮到低谷的变化期。致仕前期，绍圣元年，也就是他六十岁以前，因去往多地，所以是诗歌的高峰期;到了绍圣二年六十一岁之后，创作进入了低谷期，作品较少，原因有可能是此后他游历地较少，只去过桐城、、金陵三地，缺少创作的触发点;亦可能是年已老，加上他又佛理，疏于作诗，故创作亦相应减少。从其数量的变化也发现其心态的改变。
元枯八年除夕，他有诗两首。《癸酉除夜呈邻舍刘秀才》云:“六十明朝是，今年此夜除。劳生酒，陈事数行书。”癸酉为元枯八年，可知他此时五十九岁，于除夕夜写此诗。另一首为《醉歌谢太平李悴自明除夜惠酒》中言:“浮生七十行六十，猛饮狂歌须汲汲。”此首说自己快要六十岁，也写于除夕，应是与前首同时作，诗中均提到了酒，在醉酒中抒写心境。此后的绍圣元年，他的交游还是颇广，亦去往多地。
而从绍圣二年开始，当他六十一岁时，便成了其交游及创作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他只作诗一首:《徐子美杨君倚李元翰小酌言旧》:“念昔共痒序，垂髻竞痴顽。及今过六十，各各暖衰颜。光阴信如驰，生死无百年。”
诗中回忆与徐、杨、李三人少年时为同窗，如今各己老，感叹时光飞逝。因诗句中说到过六十的年龄，故孔凡礼在郭祥正事迹编年中，将此诗写作时间放在绍圣二年其六十一岁时，此处遵从孔氏之说。从这一年开始，他的交游圈明显缩小，去的地方很少，而且诗歌创作亦大为减少。
结语
总之，郭祥正致仕后的诗歌，相比于早期作品中所言的“各怀经纶策，壮气凌阳秋”、“论功辄第一”，少了锐气和夸张的成分，不再汲汲于对功名事业的追求:“进退各有涯”，以达观超然的态度看待出处进退，在诗作中亦趋向于闲逸和沉稳，如诗句云“努力佐州县，须防长官难。暂当陪我醉，余事不足言。”
诗中对友朋是劝勉鼓励，对自身是颓然自适，万事不关心的态度。另外，《全宋文》中收入郭祥正散文九篇，除《青山记》一篇据文中内容，疑作于致仕后外，其余八篇写作时间不大确定，故此处对其文暂不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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