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朝廷每年收入矿冶税不超过7万贯,抵不上一个县的茶税。到唐宣宗时(846-859年)“天下税茶,增贞元”，年茶税收入达80万贯。这一时期最大的税收盐税,每年是600万贯，由此可知，唐朝后期茶税已发展成为国库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纵观整个唐朝茶产业发展，盛唐时的经济繁荣为茶产业的蓄势待发奠定基础，中唐时饮茶之风的兴起与蔓延、茶叶产量与贸易的激增、茶文化的崛起与成熟是茶税开征的社会背景和物质基础。
安史之乱后，茶产业的繁荣发展的同时，茶税逐步成为了唐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因此唐代茶产业为中晚唐的唐政府扩大了财政收入是显而易见的。除茶税之外，贡茶的变卖也是封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渠道之一。当皇室用度紧张时，贡茶也会拿来变卖补贴用度。
据《册府元龟》卷四九三《邦计·山泽一》：“(元和)十二年(817)五月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付度支进其直。”宪宗元和十二年(8),共出内库茶三十万唐斤[9](约合今17900kg),一方面说明宫廷存茶量之大，另一方面表明在非常时期，贡茶也可以为唐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奠定中国茶文化发展与传播的物质基础中国茶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建立在茶的产业基础之上的，茶产业的勃兴为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茶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又为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8]。中唐后，茶产区与产量的不断扩大和茶种类的不断增多，奠定中国茶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安史之乱是茶产业的分水岭，不管是茶产区还是茶叶品名，安史之乱前后差别较大。茶产业奠定了茶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中晚唐后，全民饮茶蔚然成风，茶学著作相继问世，茶文学艺术层出不穷，茶文化对外流传，这些莫不归功于中晚唐时茶产业的发展。全民饮茶蔚然成风。
越来越大众化。陆羽《茶经·六之饮》载：“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之间，以为比屋之饮。”中唐时期，饮茶之风以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及湖北、重庆一带最为盛行，家家户户都饮茶。“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
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杨晔《膳夫经手录》中认为茶始兴于玄宗朝，肃宗至德、代宗大历时渐多，德宗建中以后盛行。建中(780年)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全国，“穷日竟夜”，“遂成风俗”，且“流于塞外”。茶学著作相继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