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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考研古典文献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参考书目

时间:2022-07-24 20: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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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考研古典文献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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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书法师

洨河称契河,是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古恒水,又是鲜为人知的禹贡河。接上篇如《孟子》、《墨子》等,在治水范围的描述上或略广,或略窄,但在经籍的描述,或在经学传统的理解中,亦多有夸张之处。唐县、望都、行唐、顺平定州,在河北省中南部这些县市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尧活动的记载。古代文献还记载:契的儿子昭明居住在砥石。昭明继承父亲职位,协助大禹治水。昭明居陪都带领百姓治里洨河古恒水,环绕石邑城东北有龙门俗称天桥,天桥下难于数清的深坑洞俗称龙窝,有高至十数丈的砥柱石,还有深数丈的大龙潭。大龙潭近几里处叫龙贵(归)村,是人们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龙归大海而冠村名。这一带龙贵村,北故邑村,南任村都曾发现过陶,鬲、铲币、三铢、五铢等文物,证明这一带上古时候就有人居住。“覃怀砥绩,至于衡漳”,覃怀就是这里的地名,“大麓”即“大陆”。太行山西部山区叫怀麓,到平原石家庄市这一带就叫怀里,石邑城就是砥石,洨河中数十丈的石柱就是砥柱石。古大陆泽位于太行山东麓,泽畔多林木。说尧在禅位给舜之前,曾在大陆泽对舜进行了三年考察。也有古书说尧考察舜的地方是杨纡。对此,清代赵一清撰《水经注释· 杨纡注》中考证说:“杨纡,大陆泽也。古有杨城,泽流纡回城下,因曰杨纡。”大麓、杨纡、宁晋泊,指的都是今宁晋县境之内的古大陆泽。《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禹导河自积石至於大伾;於是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於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於勃海”。《史记》:大禹导河,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大陆泽实名大麓泽,又名泜湖,它的冠名与巨麓,束麓,怀麓的麓泉水密不可分。大陆泽,是古代天下九泽之一,古时钜鹿湖水域广阔,史志上称大陆泽广袤百里,众水所汇,波澜壮阔。九河汇入大陆泽泜湖水系,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契、钩盘、鬲津。其中徒骇河就是今天的滹沱河,它是九河最北边的一条,而鬲津河在九河的最南面,契即泜水就是洨河古恒水。汦水,汦湖的名字也是用洨河的砥石,砥柱而冠名,泜水也是洨河的别称古恒水。《水经注·河水》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这里就是大禹治水的洨河,砥柱凿之,疏通河道,河水畅流。大禹治水,走古驿道到钘山脚下,覃怀一带的治理取得了成效,又到了横流入河的漳水。这州的土是白壤,赋税是第一等,也夹杂着第二等,这里的田地是第五等。恒水、卫水已经顺着河道而流,大陆泽也已治理了。岛夷的人用皮服来进贡,先接近右边的碣石山,再进入大海。大禹治水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上古文献大量记载大禹治水的事迹确属渊源有自。我们都相信大禹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有真实部分,更多的是后人美化,或添油加醋,从古代留下的传说中,而很多未留名的事情,在文化记忆中是同一位英雄。历史上洨河的治理是契,昭明父子功绩,他们协助大禹治水,荣耀都戴到大禹身上。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大禹,他是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神仙,四千年的中国,是游牧过渡到农耕的开始,还处在刃耕火种的年代,人们生活条件艰苦,生产工具非常简陋,部落林立,没有交通工具,铁器稀有,物资匮乏,吃,穿,住都难于解决的情况下能成就多大工程?我们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正确理性的人生观,审视四千多年前大禹时代社会状况,文明成度,部落范围,经济物质及生活环境及生产工具等各种情况。人与大自然的抗争总是渺小的,在浩浩滔天的大洪水面崩,即使以现代的人和科学技术条件去治理也非易事,更难想象当时为数甚寡、并且仅以木石骨蚌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的人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因而无论是前期鲧的“堙塞”法还是后期禹的“疏川导滞”法,都难以有脱离实际的成效。禹作为部落首领确实可能领导民众小范围地治理过洪水只是其业绩不宜被高估,人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物质条件理性的,从其敢于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勇气出发,传播颂扬其治水的精神。深入了解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无疑亦有助于辨析和厘清大禹治水故事的真相。大禹治水这种自责、自励、自强、自己征服自己的精神,激励着华夏民族团结一心,面对困难勇敢向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战斗精神,是华夏民族的源头和象征。在冀州,大禹治理的是那条河?答案:是古恒水洨河,是直通帝尧古都石邑城的禹贡河。禹凿龙门,古代中国神话。但真正的禹凿龙门在这里,石邑城东北洨河上有座小天桥,是华夏鱼跳龙门典故的出处,它就是历代人们东找西找,座落在大江大河里人们想象中,梦寐以求的大龙门。“帝喾春夏乘龙”。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飞龙山是帝王的封山。你不相信,请看倒映在洨河里近在咫尺的封龙山,历史上最早的北岳恒山,它就是高近千米的一条大龙,飞龙在天,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又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

古代典籍的前世今生

秦代的焚书,中国古代重要文献典籍受害最烈的,首推史书;其次是《诗》、《书》一类,即汉人所谓的“经”;损失最轻的,要算“百家语”,即诸子书。六国的历史记载,等于被秦火烧光,因此汉人所记古代的历史,虽时间接近如战国,其内容仍谬误百出。经书在汉初也没有完整的古本出现,全凭秦代学者的传述,以当时流行的隶书(即所谓“今文”),记录而成。

汉初的经书,全由私人传授,每个传授者对经典的解释,常有个人的见解,与其他的传经者不同。因此几乎每一种经都有若干家,每家都有其“一家之言”。汉初的传经者,有田何传《易》,伏生口授《尚书》,齐(辕固生)、鲁(申公)、韩(韩婴)三家治《诗》,高堂生传《礼》,胡毋生治《春秋公羊传》,瑕丘江公治《春秋谷梁传》,唯《乐》失传。自武帝置五经博士后,经学日盛,经学家也愈分愈多。于是《易》分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书》分为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礼》(即《仪礼》)分为大戴(德)、小戴(圣)二家,《公羊》分为严彭祖、颜安乐二家,《诗》仍为齐、鲁、韩三家,共十四家,均为今文家。宣帝时,十二博士所治的经典,为《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书》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的齐、鲁、韩三家,《礼》的后苍(大小戴的老师)一家,外《公羊》、《谷梁》,共十二门,每门由一博士主持。元帝又增置博士一名,治京房《易》,但旋即罢除。至于东汉十四博士所治之学,即前面所说的十四家[参看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载《观堂集林》卷四)]。学者都谨守其师承家法,世代不替,因此学派的区分,日益严格。

两汉的儒家,虽然推崇孔子,同时也受阴阳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学说,充满宗教的迷信色彩。例如京房《易》专重卜筮,大小夏侯《尚书》也喜谈五行之说。武帝时,董仲舒治《公羊》,著《春秋繁露》一书,其中也有不少离奇的话。成帝时的刘向,治《谷梁》,也数以祸福附会其说。总之,他们都认为天降的祥征或灾异,全是受人事的影响,与人君的贤愚勤怠,尤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儒家便经常用这种论调来攻击时政,蔚成一时的风气。到西汉末年,更有所谓“谶纬之学”的出现,内容更为怪诞。谶是一种预言式的文字或图画,以诡奇的隐语道出未来的大事。纬是取与经相辅之意,乃是假托经义以推究灾祥的书,书名繁多,大都充满神话。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制作。这种神话思想的流行,到王莽时达到最高潮。光武在河北时,他的旧日同学从关中带给他一卷叫“赤伏符”的谶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他的部下便根据这个符,把他拥上帝位。他本人也深信图谶,因此东汉初年以谶纬解经的风气,仍不稍衰。

西汉末年,发生了一次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倡导者是哀帝时的刘歆。他根据若干已经发现的古本经书,另立解说,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所谓“今古文之争”。先是武帝时,秦代的遗书已陆续出现,政府广加收集。成帝时,又四出搜访,所获益多;连先有的书,都藏于宫廷中,并命刘向、任宏、尹咸等加以校阅。刘向负责校阅的是《六经》、传记、诸子、诗赋等类的书,校书前后达二十年。他于绥和二年(前7)死去,其子刘歆继任校书工作,发现藏书中有若干古文经书。古文即秦篆以前的“籀文”,汉时已不易识读,这些古文经书主要的有《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刘歆认为《左传》是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所以拿它解经最为可靠。《古文尚书》据说是武帝时鲁恭王因扩建宫殿,破坏邻近孔子旧宅的墙壁而发现的,天汉间,再由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献给政府,其内容较今文《尚书》多十六篇。《逸礼》则较今文《礼》多三十九篇。此外他并把《毛诗》列为古文,《毛诗》是汉初毛亨加以训传的,后传于毛苌,世称大小毛公。《诗》因协韵易于记忆,并未因秦火而失传,本无今古文之分;但因《毛诗》立说与今文家不同,也被列为古文。

刘歆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并主张设置《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及《毛诗》博士,大为当时的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直到王莽时,才为上述四种古文经传设立博士。东汉时代的学官,仍为今文。古文各家,始终未置博士。但民间研究古文经传之风大盛,学者辈出,诸如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而马融的弟子郑玄,遍注诸经,以古文经为本而兼采今文经说,成为一代大师。到曹魏时代,崇尚今文的风气趋于销息,古文经传多列入学官,于是今文家的学术正统地位,为古文家所取代。古文家最大的功绩,是把经学从今文家的荒诞迷信的经说里带向考据训诂之途。如果没有刘歆的竭力提倡,若干古书,可能业已失传;而经学家们的头脑,也许还得在迷离惝恍的气氛中再浸润一个时期

顾乃武,

1971年生,男,河北滦县人,先生获得历史教育学士、中国史硕士、中国史博士学位,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人员,河北历史学会会员、中国唐史学会会员,《中华大典》编委及《保定通史》总纂成员,滦县特殊专家,现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宋史研究中心古代史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隋唐五代史及远古文化史。

一、先后承担省部级课题及厅级课题7项,其中-主持完成约300万字的国家重大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华大典·隋唐五代政治典》《宋代政治典》(部分),河北省课题《唐代近畿的辅州制度及社会作用研究》两项课题。

二、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于《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社会科学家》《云南社会科学》《理论月刊》《前沿》《河北学刊》等刊物发表隋唐左近论文若干,并在释读甲骨文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的龙文化内涵、商族文化的起源与美洲移民、夏氏族的起源等华夏文化起源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

三、已出版专著《战国至唐之河北风俗研究》《历史的足迹:北魏至唐河北墓志的三体流变》《殊制下的社会与政局:唐代的京畿、近畿政区群研究》3部,从河北地域风俗、墓志文献的角度探讨了唐代河北藩镇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墓志文化反映的后门阀时代门阀势力的发展历程及中国古代京畿近畿的内涵、政区建构模式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等问题。

4月8日,在香港“日本坂本五郎先生珍藏中国艺术”定瓷专场中,一支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 波以1.468亿港元成 交,成为当时仅次汝窑的世界瓷器拍卖蕞高纪录。

今天我们就来看宋代五大民窑蕞后一个窑口定窑。定窑是五大民窑中唯 一烧造地点以及烧造年代相对比较明确的窑口,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其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一带。

定窑原为民窑,创烧于唐,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因为以产白瓷著称,俗称白锭,兼收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在古代文献中分别称其为黑锭、子锭和绿锭。

白瓷碗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用。但是对于唐宋时期的窑工来说,这可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因为那个时期想烧出一个纯色白瓷是很不容易的。

这瓷土里面都有金属元素,古人又不懂化学,所以很难完全烧出纯白颜色的瓷器。而能烧成白瓷的主要诀窍,就是要让瓷土中的铁元素含量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在过去,只能靠窑工的经验来筛土。如果你看过宋以前的瓷器,很难有几个能称得上真 正意义上的白瓷。

为求得一件精美的大义瓷碗,杜甫不惜求起韦少府,说是这白碗双胜雪,大家看看,这也叫双胜雪。但是到了北宋初年,电窑白瓷的烧造工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规格也很高,价 格比较昂贵。

甚至全国各地其他的窑口也都在仿造白瓷。唯有定窑是白色,这也意味着它并不能像其他窑一样以颜色来取胜。但是他有另外一个特色,那就是装饰纹样。

颜色天下白,说的就是这种定窑花口碗。仔细看定窑的白,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没有我们日常用的白碗的颜色那么刺眼。胎子洁白细腻,釉色又是那么的匀净,可谓其白如玉,其肌若雪,绾成花口形,其腹部微曲的廓线构成凹凸丰润的花瓣形状,远看就像一只圣洁绽放的白牡丹。

内碗底采用了刻花集 合华花工艺装饰的莲花纹饰。这只碗与坂本五郎就厂的内丝同样为八人,且大小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在碗壁上没有花纹装饰。底部整体纹式线条流畅,了了数笔,却是那么的意趣横生。

刻花与花花工艺都是宋代前期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刻花是现代尚未干透的器物胚体表面以铁刀等工具刻制出花纹。而划花通常以臂状工具划出简单的花纹,其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

莲瓣纹是定压器上常见的纹饰,有的一花独放,有的双花并开,或者莲花荷叶交错而出。甚至还配有鸭纹和鱼纹,文史吉祥、简洁且富于变化。

这件北宋定窑白釉刻划花卉纹梅瓶,七瓶小口折言,短径锋尖,我们俗称这种器型为梅瓶,它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这跟宋代皇 家的经筵制度有关,经筵是指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在讲完之后,皇帝一般要招待大家吃喝。当时的酒就是装在这样的瓶子里,所以它又叫精瓶,主要用作盛酒器用。这个梅瓶通体丝白釉,釉色柔和洁净,白中闪黄。普布克蚕子牡丹纹。颈部刻上养胶叶纹。

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大小和刻宫类似的,这两个都是造型挺拔俊秀,是宋代定窑梅瓶的标准式样。使用时应配有木座。其釉质滋润,刻花清晰婉转,深浅不一,特别是所克牡丹,大气磅礴,简洁流畅。

随着历史的发展,梅瓶因为造型优美端庄,逐渐具备了橙色装饰的功能。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造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底柱变得越来越宽。但是还保留着其曲线的优美。这个时候,梅瓶发挥了其名义上的功能。

文人在冬天的时候,一般会从院子里折上一枝腊梅,插入瓶子里,放在案头或书架上欣赏,显得别具雅致。

再来看这件定窑印花双凤衔花纹斗笠碗,整只碗圆敞口,斜壁微弧,小圈足,状若斗笠,很明显的看出,碗底的装饰与之前的刻花与划花工艺是不同的。它的内壁是采用了印花装饰,这是典型的北宋中晚期的定窑瓷。

其具体特点为图案更加的丰富,是模印出来的。因为当时印花规格统一,操作简单,节省工时,所以使得定窑的生产效率大大得到了提高。

内壁装饰枝叶花朵曼妙盛开。独 具 匠 心的一点是一双凤衔花枝飞舞其间,全气造型规整,胎有细腻白润印花装饰布局绵密如锦,清晰灵动,体现出了宋代定窑制造的高超技艺。

这个斗笠碗和我们之前介绍的碗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圈足小,个头大,俗称头重脚轻。一看就知道这碗放在桌子上不稳,稍微一碰可能就会倒。所以宋人不会拿它来吃饭或者盛东西。但具体是干嘛的呢?

宋代民间饮茶风气比较兴盛。这个碗看起来形体大,但实际上盛不了多少东西,唯有装茶的了。另外,装茶的时候空气接触面大,散热快。还有一点就是相对其他器型,这种形状的茶具好叠放,不占地方。

怎么样,长见识了吧,这个简直上亿的白瓷,原来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历史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政治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大转变、大发展的时期。西周以来宗法秩序的破坏,王室对诸侯统驭的失控,为大国争霸和各国土地兼并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而兼并战争的加剧和发展,又推动了各国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一、铁器的发明和推广

生产工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器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转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先民很早就对铁的性质有所认识。1972年和1977年,在河北藁城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遗址中分别出土了嵌铸技术很高的陨铁锻制铁刃铜钺。虽然陨铁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但它毕竟使人类认识了铁的性质。

中国铁器的使用大概不会晚于西周春秋之交。《诗经·秦风·驷》中有“驷孔阜,六辔在手”的句子。是铁灰色的马,即“铁”字。马色如铁称,这说明铁在当时已是大家熟知的东西。《秦风·驷》是秦襄公时的诗。秦襄公在位当西周春秋之交,这说明至迟在西周春秋之交时铁已是寻常之物。1978年和1990年,在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早期秦墓和河南三门峡春秋早期虢国贵族墓中曾分别出土铜柄铁剑,陕西凤翔雍城秦公大墓也出土了春秋早期的铁镢,可以证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春秋早期使用的铁都是锻铁,但《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青铜,“恶金”指用来制造硬度很高的农业工具的铸铁。如果这个记载可靠,春秋早期也应该有铸铁。

图一:铜柄铁剑

1957年甘肃灵台景家庄出土。

此剑柄、镡相连,皆用青铜铸成,两面有对称纹饰。剑叶铁质,残长9厘米,宽3厘米,厚0.3厘米,焊接于铜镡上。铁剑叶全部锈蚀,从铁锈上可以清楚看出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这是中国迄今发掘出土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证明至迟在春秋早期,中国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

古代文献中有一些关于春秋冶炼铸铁的记载。如《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吴国用三百童女童男“鼓橐装炭,金铁刀濡”,即用皮制的风囊鼓风,用炭火熔化铁溶液铸造宝剑。

《老子》中也用炼铁的鼓风设备“橐”来比喻天地之间的“道”。这说明春秋晚期吴楚各地已比较广泛地采用了铸铁冶炼技术。不过当时铁器的主要用途是兵器和手工业生产工具,农具并不占主要地位。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证明这一点: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墓葬中发现的铁器主要是剑一类的兵器和铁铲、铁锤、铁凿、铁锛等手工业工具,锸一类的铁农具虽有发现,但数量很少。

图二:金镡金首铁剑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长38.7厘米

此剑剑身为铁质,已经锈蚀。剑镡及剑首为金质。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少数春秋时期铁器之一。在铁剑上附以金质剑镡和剑首,说明当时以铁作剑尚较为稀少珍贵,因而受到特别的重视。

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得到广泛的发展。《管子·海王》:“(齐国)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这说明家庭妇女裁剪、纺织,农民种地,都离不开铁制工具。《孟子》中也说当时的人们基本上都是“以釜甑爨,以铁耕”,这说明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在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已普遍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田野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的铁器,绝大多数是战国中后期的墓葬或遗址中所出,出土范围遍及当时的秦、韩、赵、魏、楚、齐、燕七国境内,北方的胡貉、南方的百越地区也有发现。

各地出土铁器数量已超过千件,而且多是成批量地发现,器类包括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和杂器,但以农具、手工业工具为大宗,种类有犁、铧、镢、铲、锸、镰、锄、耙、掐刀、削、凿、锛、斧、刀等。其中著名者,如燕下都22号遗址发掘出铁器64件,44号墓发掘出铁器79件,均以铁农具为主;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铁农具80余件;在河南辉县5座战国魏墓填土中发现铁农具58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兴隆古洞沟燕国冶铁遗址出土的一批制作农具和工具、车马件的铁范,计51副87件,其中铁农具范28副51件,占全部铁范的60%。这批铁范铸作精工,设计合理,令人惊叹。以铁双镰范为例,该范长32厘米、宽11.3厘米,背后有弓形把手,一次可以铸两把镰刀。

这批范都标有“右廪”的字样,说明这里是燕国官方的一座铸作铁范的作坊,“右廪”是铸范工官的名称。而铁器由官方普及推广,表明当时铁制工具已经成为生产工具的主导。

图三:双镰范

战国燕

1953年河北兴隆古洞沟出土

长32厘米,宽11.3厘米

此范系单范,背后有弓形把手,一次可铸两镰。

宋史研究书目(部分参考)

1.包弼德《斯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刘宁译

2.陈峰《武士的悲哀》,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3.陈智超《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4.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程毅中《宋元话本》,中华书局1980年

6.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1979年

7.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

8.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9.傅伯星、胡安森《南宋皇城探秘》,杭州出版社,2002

10.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12.葛瑞汉《二程兄弟的新儒学》,大象出版社,2000年

13.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

1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学林出版社,2001

15.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16.郭朋《宋元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17.韩茂利《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272页

18.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中华书局,

19.何忠礼等《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20.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作者赠,东大图书公司2002

21.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

22.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6

23.孔令宏《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24.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5.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

26.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27.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8.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9.柳立言编《宋元时代法律思想和社会》,国立编译馆,2001年

30.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1.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2.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33.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蜀书社

34.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376页

35.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6.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37.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

38.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9.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

40.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41.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42.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1999

43.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4.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

45.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6.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47.徐规《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48.徐杨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

49.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5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1.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52.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中文大学出版社

53.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

54.张家驹《沈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55.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大出版社2001。

56.张希清等《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57.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

58.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59.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4

60.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

61.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

62.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社,1998

63.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上下),中华书局,1999

64.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65.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历史典故之黄帝与炎帝之争

黄帝与炎帝是古代传说(后世文献多有记载)的我国远古时代两位着名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最早都居住在陕西。黄帝部落从陕西省北部向东南迁徙,到达晋南黄河之滨,后来定居于河北涿鹿一带。传说中的黄帝姓姬,号轩辕氏,又叫有熊氏。后世常把关于向文明时代转化的创造发明,如文字、历法、舟车、蚕丝等,都集中到黄帝身上。这个传说中的黄帝不应当视为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炎帝部落发祥于陕西岐山东面,后来沿渭水东下到豫西南,又定居于今天山东一带。传说中的炎帝姓姜,号神农氏。炎帝部落很早就从事农业。炎帝部落后来与居住于我国东部的夷人部落——九黎族发生冲突。经过长期斗争,九黎族获胜,炎帝部落被迫逃往涿鹿地方与黄帝部落联合。后来在涿鹿一带炎、黄两部落联合与九黎族进行了激烈地战斗。神话传说这场战斗中,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暴雨,黄帝也请天神女魃下来相助。战斗结果,蚩尤战败被杀,一部分九黎族加入炎、黄部落,一部分南下融合于苗蛮集团。在击败九黎族以后,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之间又发生了大冲突,双方在阪泉地方(今河北省怀来县)先后进行了三次大战,炎帝部落战败。经过阪泉之战,以黄帝部落为主体的各个部落加速融合,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共同进行生产劳动,开发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华夏族。后代的人往往追根溯源,奉黄帝炎帝为华夏民族始祖,“炎黄子孙”也就成了我国民众的自称。有关黄帝和炎帝的传说表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从远古时代起各个民族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过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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