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齐鲁大地上的一介寒儒蒲松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写成一部四百九十多篇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当蒲松龄无钱刊梓，将书初藏于家的时候，书就不胫而走，四处传抄。在蒲松龄死后五十多年，书商将书出版，很快洛阳纸贵，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穷乡僻壤，几乎到了家置一部的程度。之后，人们用评书的形式讲述《聊斋志异》的故事，用绘画表现人鬼相通的灵幻世界，用戏剧塑造美丽聪慧的女鬼女狐的形象。近年来，它又被搬上荧幕，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聊斋志异》一书之所以辉耀百世，成为不朽之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蒲松龄汲取了千百年来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的营养，他在《聊斋志异》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简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那么，他是如何搜集民间故事的呢？
清人邹弢《三借庐笔谈》说：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聊斋志异》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瓮，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署，此书方告蕆，故笔法超绝。
邹弢说蒲松龄为搜集流传于人们口头上的故事，曾在村口道旁摆过茶摊。此说影响很大，至今许多人都信而不疑。1981年第2期北京出版的《群众文化》，1981年4月13日的《文汇报》, 1982年8月15日的《中国青年报》等，都将蒲松龄摆茶摊一事作为文人谦虚地学习民间文学的范例而加以宣扬。
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对此说就大不以为然。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至谓作者搜采异闻，乃设烟茗于门前，邀田夫野老，强之谈鬼以为粉本，则不过委巷之谈而已。”后来他在《小说旧闻钞》中对摆茶摊之说又加以批评：“王渔洋欲市《聊斋志异》稿及蒲留仙强执路人使说异闻二事，最为无稽，而世人偏艳传之，可异。”但事隔几十年，人们仍侈谈不易。
近年来，侯岱麟在《蒲松龄没摆过茶摊》中考证了蒲松龄一生的生活经历，认为蒲松龄没有摆过茶摊。他说，青少年时代的蒲松龄，与友人砥砺学业，意气风发，锐志功名，想不到以后会去写《聊斋志异》，所以不会去摆茶摊搜集故事。二十五岁至三十岁这段时间，虽已着手写《聊斋志异》，但只是偶尔为之，一心仍扑在科举上，到处游学，当此之时，他不会携席提壶揣着烟，走到路口强人说鬼的。三十岁上，做了县太爷的书启师爷，因要讲究点官场派头，也是不会去摆茶摊的。从宝应回家后，《聊斋志异》的创作进入旺季，只是在“聊斋”里谈鬼写作，并没有到大道旁摆茶摊，请人谈鬼。三十三岁时，设塾教书，因在“天地君亲师”的尊位上，自然要保持一定的尊严，不能随便跑到大路上去摆茶摊。四十一岁时，被毕际有家聘请去坐西席，毕家是缙绅之家，往来多为仕宦名流，所以蒲松龄也不能让东家丢了面子，须保持应有的体面，这期间他又怎能去摆茶摊呢？而在毕家一待就是三十年。 七十岁撤帐回家后，开始整理《聊斋志异》原稿，刊为定本。由此可见，蒲松龄一生没有摆过茶摊。
侯岱麟似乎是在用客观事实说明自己的观点，比较言之有据。但许多人认为，侯岱麟的文章看上去缜密，其实疏漏颇多，且分析十分牵强，结论过于武断。至于蒲松龄到底摆没摆过茶摊，有待学者进一步考证，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疑案必将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