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玄学是从宇宙本体论出发、探讨本末、有无的关系，通过援道入儒，阐述有关人生、社会、自然哲理的学说。它既不是道学，也不是儒学，但又具有儒、道思想质素，尤以道家思想居多。玄学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但不就事论事，而是研究形而上的原则、规律一类的抽象、玄远之理。因此，玄学又可称为玄远之学。
玄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在正始时期。此时，王弼、何晏、夏侯玄等玄学家的基本观点，被称为“正始之音”。其观点涉及有和无的关系、儒和道的关系、名教和自然的关系、言（象）和意的关系、才和性的关系以及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
魏末玄学较之正始之音有一突出特点，就是努力构建玄学人生观，将依顺自然、返归自然作为人生原则和理想境界，而把蔑弃礼法、顺应自然作为达到这种理想境界的唯一途径。西晋玄学要义有变，具体表现为调和儒、道思想以说明名教与自然之统一性，以万物“自生”论否定有生于无的本体论以及对“正始之音”诸多命题的反驳。
东晋以降，士人谈玄多是对前期玄学命题的再探讨。比如王导过江，就只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在对传统命题的再探讨中，东晋玄学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学的反击（表现为对老、庄的贬斥），另一方面又得到佛教的资助（表现为以佛释玄者众）。
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玄学通过对创作主体的影响而对文学产生影响。玄学的流行，促使魏、晋士人“得到空前绝后的思想解放”（宗白华语）。他们用玄学本体论和宇宙论观照自然、社会、人生，形成和汉代士人迥然不同的世界观。他们以玄对传统，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以玄对现实生活，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以玄对人生，则珍惜生命，呼唤个性觉醒，张扬人格精神，率真任性，充分享受人生；以玄对自然，则赏爱寓于山水之中、契合玄理、与人格精神相通的内在美。这些都有助于魏晋文学题材的扩大、主题的深化和艺术精神的转变。
对文风影响很深的，还有士人因服膺玄学人生观而形成的魏、晋风度，（或称魏、晋风流）。所谓魏、晋风度，实质上是以玄学本体论为理论基础，以玄学人生观为指导，以追求个性独立、精神自由为特征的一种人格、人风。
得意于内而放浪于形骸之外，为人潇洒超脱而不滞于物，衔杯箕踞，食药行散；扪虱谈玄，长啸达意；相互题拂，喜恶作色；优游山水，宅心玄远；狂放任诞以至裸身吊丧、出入狗窦，一往情深以至因悲哀毁形而殒没。这些都是魏、晋风度的表现，蕴含其中的是魏、晋文士对个体精神自由无限的追求，对人生“自然之至真”境界的向往。既然文如其人，魏、晋散文师心率性、通脱、自然，便属情理中事。
二是玄学审美观对文风走向的影响。玄学审美观的形成，和依据玄学要义品鉴人物关系密切。较之汉代人物品鉴，魏、晋论人的突出特点，是摆脱了政治、道德观念的束缚。而把人格独立、个性突出、精神自由、姿仪隽爽、风度超逸、举止潇洒、言谈美妙、器识弘旷作为审美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主要是玄学人生观进入人物品鉴所造成的。
而当玄学中的“任自然”而“贵真”和言意之辨，特别是言不尽意论作为方法论为人物品鉴所用后，更使人物品鉴成为一种艺术审美活动。论者不但偏于欣赏人物的神韵美、意趣美、情致美，而且总以精约、生动、含义深长的言词来作评语。像清、虚、朗、爽、简、远、达、韵等，即为常用的品藻术语。这样一种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除转化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观点外，还直接影响到诗、文创作风格的走向。
刘师培就说：“大抵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隐秀，然开其端者，实惟晋文。又出语必隽，恒在自然，此亦晋文所特擅。”汤用彤则认为“魏、晋文学争尚隽永，《文心雕龙》推许隐秀……均可知当时文学亦用同一原理”。宗白华更是将“晋人书札和小品文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归因于晋人人物品藻“谈吐措辞的隽妙，空前绝后”。
三是玄学要义、观念对诗、文内容的浸。玄学对诗的浸，最典型的例子是东晋流行的玄言诗。玄言诗陈述作者观察天地万物、审视社会人生、叩问生命本体所领悟的玄理，纵然感触颇深，无奈通篇说理，全无诗的情感、形象、意境可言。说是诗，只是借用了诗歌押韵和句式整齐的形式。玄言诗混同于以理为主的文，违背了诗以情为主的文体属性，作为一种独特题材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但玄言诗的出现，促成了诗中理趣成分的生存，其蜕变又带来了山水诗的兴起，所以对它在诗歌史上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抹煞。
玄学浸诗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些诗人在诗中借助自然景物、日常生活抒发感情、创造意境，如盐着水般显现（或隐含）玄理意趣，使诗意味隽永。最突出的例子是阮籍、嵇康和陶渊明。他们的不少诗作，其立意所宗、情境内涵就受到玄学观念的深度影响。但诗的形象鲜明，诗味浓郁。阮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艺术表现方法，陶诗樸淡自然、真切有味的风格特点，其由来亦与玄学浸有关。
玄学浸淫文学，对散文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魏晋论说文多，大半为玄理论文，即使是不谈玄的论文，其表现艺术也大多受到玄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可以说，正是玄学思想的演变、流行，才促成了玄理论文的繁荣。
至于依玄学义理立论而论及他事者更多，诚如刘永济先生所说：“斯风既扇，论题遂宽。综其条流，则有臧否人物者焉，有商榷礼制者焉，有驳难刑法者焉，有品评文艺者焉，有箴砭时俗者焉，有研讨天文者焉……综其大体，固不出聃、周之指归。”其中，以“臧否人物者”，即人物论最有特色。魏晋人物论和汉代人物论的最大不同，是品评标准的变化。
前者多以传统儒学观念为准，后者则以玄学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为准。像何晏《白起论》、嵇康《管蔡论》、张辅《名士优劣论》、习凿齿《青楚人物论》、桓玄《四皓论》等，文风都与王、何、嵇、阮玄理论文相近。受人物论汲取玄学思想作论的影响，此时的传记、荐书、诫子弟书以及祭文、吊文、诔文都带有玄学色彩。
化用玄学观念，或融玄理于内容中，或以玄学理念烛照题材以开掘其美，此类散文很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山水记。大约在东晋，山水文学艺术创作便兴盛起来，山水画、山水诗、山水散文、山水赋不时出现。它们都是士人“以玄对山水”的产物。士人不但发现了人自身的美，还发现了山水的美，并使两种美相通无碍。他们在诗、文中抒写观照自然山水的“游目赏心之致”（钱钟书语），自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