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饰特征
在元代瓷器中，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花瓷器占有主导地位。它们都很重视装饰，一个是青瓷，主要刻划花为主；一个是青花，属于釉下彩，但在造型、装饰花纹等方面均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常见的纹样，有龙、凤、松、竹、梅、山石、海水、鱼藻、人物、变形莲花瓣纹、回纹、卷线纹、蕉叶纹等。这些纹饰在明、清时期瓷器上也广泛沿用，但画法是不相同的。
有以下几种纹饰的画法，在断代鉴定上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 蕉叶纹
元、明、清时期的纹饰用得比较多是蕉叶纹。一般装饰在瓶的颈部与罐的底部，有的也出现在瓶、罐的肩部。元代的蕉叶中茎先画出细线条，然后填色，青花与釉里红蕉叶的画法均如此。明代洪武、永乐、宣德以后的蕉叶纹中茎均只画线不填色。
渣斗，又名奓斗、唾壶，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有「觚之小者曰渣斗」，述其形制类觚而小，可于宴飨之时盛装食物残渣，小型者亦可置茶渣，故也可归于茶具之属。元人笔记有「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筋瓶、渣斗」，故名。其为撇口、束颈、丰肩、球腹。底承圈足微外撇，口足上下呼应，腹部膨出，使器型呈现三弯似的变化，妙曼灵动，优美自然。通体罩施白釉，其上以青花为饰，层次斐然，颈部装饰一周层层迭迭的蕉叶纹，肩部环饰如意云头纹，腹部主题纹样为卷草纹，胫部饰仰莲纹，口沿及圈足以青花弦纹为饰，青花发色苍雅浓郁，其色泽既上承永乐青花的浓郁绮丽，又下启成化青花的淡雅隽永，二者交融于此，形成别有韵味的宣窑色调。
整器造型秀美圆润，构图疏密有致，留白得当，多层次的纹样构图，避免了繁缛局促之弊病，给人华美浓重之观感。纹饰洒脱自如，其卷草纹之绘饰犹如婉转游动的丝线，渲染晕散适度，在浓淡相抹中独显宣青之豪迈气概，呈现淋漓尽致之美。器底书青花双圈「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明宣德 青花卷草蕉叶纹渣斗
「大明宣德年制」款
尺寸：宽9.7cm
成 交 价： RMB 7,130,000
单色釉瓷器在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因其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被认为是瓷器收藏的最高境界。随着时间的推移，单色釉瓷器的市场价值不断被人们认知。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两三年来，单色釉瓷器的市场表现颇为亮眼，价格涨幅非常可喜，有“乾隆御制粉青釉浮雕龙纹罐”等重器屡屡爆出破亿或近亿元的天价成交。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上半年春拍中，其他单色釉瓷器成交率也相当可观，如3月中旬，一件明永乐时期的甜白釉暗花缠枝牡丹纹梅瓶以313万美元成交。而今年5月末， 清雍正时期的粉青釉贴花双龙盘口尊更是以高达1.4亿港元成交，再次带动单色釉瓷器市场价格上扬。
清乾隆冬青釉印夔龙蕉叶纹觚
尺寸： 高24cm
成 交 价： RMB 1,150,000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北宋时期最为鼎盛，尤以精湛的刻划花工艺称最。尊鼓腹，长颈微束，六瓣荷叶形花口，沿卷侈。颈刻蕉叶纹，腹部刻牡丹纹。通体施青釉，发色青翠，匀净光润。花口尊是耀州窑独具特色的一种器形，其祖形可追溯至五代耀州窑一类口沿无翻折的五尖瓣菱花口尊，素身无纹。另一类耀州窑花口尊为长颈外撇花口，口沿亦无翻折，饰缠枝牡丹纹。口沿卷边的荷叶形花口尊是耀州窑花口尊中最成熟的一个类型，近似的残片在陕西黄堡镇耀州窑址的北宋晚期地层多有发现，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北京1965年出版《陕西铜川耀州窑》，图版19.3。
元 耀州窑剔刻蕉叶纹花口花囊
尺寸：宽13.3cm
成 交 价： RMB 345,000
瓶撇口、短颈、垂腹、圈足，青花装饰。外壁颈部自上而下饰蕉叶纹、卷草纹、倒垂如意云头纹三层纹饰带。腹部描绘有竹石、芭蕉及栏杆，主题似乎为庭院一景。底部近足处及圈足外墙绘两组不同形态的莲瓣纹。外底署青花篆体“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
玉壶春瓶为酒器，原本都有盖，但在流传过程中瓶盖大多流失。器型创烧于北宋，一般认为由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名。该器型深受人们喜爱，自创烧起历数代长盛不衰。这件乾隆时期的玉壶春瓶为官窑作品，以青花装饰，这时期青花使用国产上等浙料烧制，色泽沉着。加之器型颈部粗短，腹部重心较低，整体显得敦厚稳重。
乾隆 青花蕉叶竹石纹玉壶春
高28.5cm
成交价：RMB 1,610,000
碗口略微外撇，弧腹，圈足精细。胎体轻薄，釉面润泽无暇，呈微青白色。深沉的淡蓝色泽，色沉釉底，发色稳定雅丽。碗内饰变体莲花纹，碗壁上半部以蕉叶纹为主，下半部绘以仰莲纹。由弦纹分割，近足部一周菊瓣纹，足间饰回纹。底有青花书，双圈两行六字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笔法挺拔峻峭，结构方正均匀，是雍正上等官窑楷书款识的特色。此品种珍贵，传世极其稀罕。无论构思，制作，绘饰，用色皆宜，无一不精，品味高雅清逸，实为不可多得的御窑佳品。
雍正 青花双弦蕉叶菊瓣纹墩式碗
尺寸：17cm
成交价：RMB 253,000
2.缠枝莲纹
元代时的缠枝莲花叶的画法，一般画得像规矩的葫芦形，有的画的肥一些，有的画的瘦一些，但均为正面的形象出现。明洪武以后比较接近真实。
拍品器形规整，撇口弧腹，胎质细密坚实，白釉润泽凝透，通体以青花为饰，口沿绘缠枝花卉一周，碗心绘荷塘图案，外壁纹样分两层描绘，近口沿处为缠枝莲纹，中间以青花双弦纹分隔，近底足处装饰一周仰莲纹，每瓣彼此分隔明显，为元代之特有装饰特点。画面生机盎然，意境清新。整体青花发色浓郁，深蓝与润白的对比，给人鲜明的视觉效果，绘画笔触大气豪迈，简洁明快，为元代青花佳作。
元青花外缠枝莲内荷塘纹大碗
尺寸： 直径29.5cm
成 交 价： RMB 3,622,500
说明：乾隆御制三供祭器，一对烛台，一只香炉，造型巨硕稳重，青花满绘，纹饰繁丽奢华，章显无上皇权，是十分罕见的套装。这类别的祭器陈设多是为紫禁城内的宫殿和庙宇而订制、或作呈献予皇帝的贡口。其体量硕大，青花绘制精美，难得之品，未曾见过体量如此庞大之供器，为清宫廷内放置在重要宗教场所，或专为重要法事活动所特制。本拍品的一对蜡烛台，体态修长，中段呈鼓起的球状，多层装饰，其样式与现藏于英国国立工艺博物馆（Vicl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一致，而后者在底部开光写有铭文，但本拍品因为宫廷所制，未能书写铭文，至少是唐英风格的瓷器，这种风格的烛台并不多见，目前完整器仅见英国国立工艺博物馆及本拍品，亦可参见秋香港苏富比lot3632拍品，与此品一致但品相不完整，而本拍品品相完整，十分难得。此套三供原来应为五供，本拍品遗失花瓶一对，目前此种五供世界上没有完整成套品，其供瓶样式参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青花供瓶，其瓶式样与匡时秋拍Lot0089“清乾隆 唐英制青花缠枝莲纹花觚”一致，当时成交价为6608万，可作参考。在造型和纹饰上，风格与本拍品一致，而本拍品能完整保存下五供中的三供，已非常难得，存世孤品。根据另外同类风格有铭文的烛台，可推测本拍品的大致制作情况，英国的存品铭文为：“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上海博物馆的、1986年香港苏富比所拍卖的铭文显示制作于乾隆五年，而从中可知，其创烧时间在乾隆五年、六年。本品尺寸硕大，珍罕难得，细赏之下，更可感悟此门宫廷工艺之妙。本品分段烧成，组合成器，如此器形硕品，烧制甚艰，过程中容易变形，合成工序极其巧究，更显艺匠臻绝之技。景德镇督陶官唐英（1682-1756），巧思创新，冠绝同侪。传世有数件制于乾隆五（1740）或六年（1741）之供器，举世着称，上书铭文，指乃唐英敬造，与此对烛台当属近例。乾隆帝热衷艺文，尝命唐英率造办处制作烛台，谕令指示形饰明细，成品可与本对烛台对比。《唐英督陶文档》记载：“乾隆八年，览奉······再青花蜡台二对仍交与唐英，各配香炉一件······其蜡盘中层做好蜡阡样式香炉，蜡烛台花瓶烧造几分比此样放大些亦烧造几分送来，钦此。”将原有二对蜡烛台各配香炉一件，并放大烧制，可见大型供器烧制为确着。清代从事佛教活动时，在佛前五供的基础上，增设茶、食、宝、珠、衣五供，合计十供。供有一堂供、三堂供、五堂供、七堂供、九堂供几等，每五盘(或碗、或碟)供品为一堂。清乾隆时期，宫廷内敬奉佛教的产所有梵宗楼、雍和宫、善因殿、圆明园内月地居等，这些宗教产所中最为常见的正是佛前五供器皿。本品在纹饰上极为考究，三者纹饰成套相配，香炉肩部、蜡烛台托盘外壁皆饰一周花卉纹，中间花朵盛开，枝蔓向两侧延伸，两端绘树叶尖，其形如金刚杵，正是专为清宫廷信奉藏传佛教所设计。本套供器中的香炉造型甚为独特，完整品仅见此例，另一件与此香炉一致的可见北京保利秋拍“顶礼—儒、道、释与中国艺术”lot2103拍品，“唐英敬制青花缠枝莲大炉”，成交价为815万，但此为残缺件，三足、双冠耳遗失，因此炉体量大，为分体烧制，保利拍出的这件仅存炉身，其上的铭文与上述所说的秋拍Lot0089“清乾隆 唐英制青花缠枝莲纹花觚”、英国国立工艺博物馆所藏得烛台上的铭文写法近似，均为“供奉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可见有铭文的花觚、烛台、香炉当为一套五供。本拍品的香炉正与保利拍出的残缺香炉一致，且品相完整，将唐英制造的这套五供的面貌完整的还原出来，只不过这一只没有书写铭文，为宫廷订制品，而不是唐英本人用于“供奉天仙圣母”的私人所用供器，故不得书写铭文。唐英烧制的瓷器，一般分为三类：一为供御用瓷器，每年由唐英烧制上供御用，其中一些著名品种例如镂空瓶、转心瓶、甲子万年笔筒等，依据清宫档案的记载，他们均为唐英亲自设计；一为唐英自用或馈赠亲友之作，多见文房器皿，如笔筒、水盂，诗文入纹饰，书款唐英斋室名号，常见为“陶铸”、“蜗居居士”等；一位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制作时间目前所见仅为雍正十二年、乾隆五年、六年，目前只见青花品种。首者为进贡御窑瓷器，后二者为唐英私物，综上述资料可显示，本品造型、纹饰原为唐英自己创烧供奉于寺庙的用品，而后将此烧制出进贡于朝廷使用，为御窑厂官造器。这套五供均为分体烧制而成，均为体量硕大者，烧制难度很大，因为要在精细计算之后，方能将部件完美结合。如此高难度的大件瓷器，青花绘制精美者，若非唐英私人用于供奉神明的瓷器，必为朝廷定制所属。
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烛台、香炉三供
尺寸：烛台高64cm×2；炉高44cm
成交价：RMB 11,270,000
本品为道光御瓷特有之设计，敦实而别致，颈部与足墙外侧分别以青花绘画缠枝莲纹和对称夔龙纹，青花色泽妍丽明快，两侧耳饰精巧华美，设色绚丽，为模印贴塑祥蝠衔双桃纹，寓意福寿双全。制作颇为精奇，所垂之黄锦穗延至瓶身两边，益增其华贵之姿。瓶身前后左右铺陈出主题纹饰十八罗汉图，画中所绘胜景处，云涌峰迤，苍松参天，虬枝横斜，诸尊者布置错落，姿态各殊，形骨古野，胡貌梵相，怪戾骇俗，各执法器，以明身份。画风写实工细，须眉毫发刻画入微，衣纹细劲流畅，恍若行云流水。诸相造妙笔下，宛然如真，尤其尊者面部和裸露处皆以极为浅淡之矾红晕染，分出阴阳，一如肤色。纵观全图，放笔纵墨，轻盈飘逸，情势俱佳，形象诡怪，得妙趣于天然，当出名家之手。远处寿山福海之间见有海屋凌空于五色祥云之上，与另一侧所绘的石芝献瑞纹相呼应，寓意延年益寿。全器设色绚丽华美，与莹润白皙之胎釉相得益彰，视之毫无俗艳之感，艺术品味之高不在乾隆御瓷隽品之下，当属道光官窑之翘楚。
此式造型为道光一朝窑业为之极少的创新，最早出现于道光十四年，该年五月端阳节御贡瓷器表中所记“粉定螭耳扁方瓶”就可与传世实物“道光 仿定窑白釉螭龙耳四方扁壶”相对应，该四方扁壶的造型与本品一致，只是耳饰不同而已（此二者皆为五台山人典藏）。发明者为道光朝第七任督陶官德顺，道光十二年八月至道光十九年八月在任，为道光朝任职时间最长的督陶官，与同时期的其它督陶官相比，德顺属于熟知窑务、贡献颇多者，不少慎德堂款瓷器皆出其手。而本品正是沿袭德顺的开创稍加化裁而成，烧造于道光二十二年上半年，作为时任九江关监督普琳的贡礼，见于该年四月三十日端阳节御贡瓷器表记载。档案原始名称为“十八罗汉福寿尊”，虽然并非写明为扁方瓶，但是主题纹饰十八罗汉与本品对应，因为通读道光朝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御瓷装饰十八罗汉题材者仅此一处。另外，本品的祥蝠衔寿桃耳式的寓意正与“福寿”二字对应，故可认定无疑。普琳，为道光朝第十一人督陶官，于道光二十二年初出任，至该年年底离职，正四品。本品底署“慎德堂制”四字矾红楷书款，书法水平甚高，以侧锋书写，笔道稳健而锋芒凌厉，款字结构跌宕多姿，富有变化，可见运笔之人熟知用笔之妙，符合古人所言“正以取劲，侧以取妍”之道，为有清一代堂名款瓷器之少见者。据清档记载，慎德堂为圆明园九州岛岛清晏内的一组建筑。道光十年，道光皇帝择九洲清晏西部之清晖阁旁边原鱼池之地添建了五间三卷大寝宫，曰：慎德堂，次年落成之后，道光皇帝常年在此园居。清宫旧藏《喜溢秋庭》画轴上，曾详细描绘过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的生活场景，画卷左上角钤“慎德堂宝”印一枚。旻宁曾专门写一篇《御制慎德堂记》文（收录在道光《御制文余集》），反复强调了自己修建慎德堂的目地，是为“崇俭去奢，慎修思永。” 道光十二年始，道光皇帝对慎德堂营建不遗余力，每年三度御贡瓷器当中就有两批被送往慎德堂安放使用，对照档案记载与传世实物发现，慎德堂款器皿主要出自这些御贡瓷器当中。道光一朝御窑厂的烧造制度如前，由于使用对象的不同，道光朝官窑瓷器可以分为两大类：大运瓷器和御贡瓷器。大运瓷器是清宫为了满足日常需用、陈设而必备的器皿，每年烧造有明确的数量、品类要求，烧造大运瓷器是御窑厂的主要任务。御贡瓷器则是由九江关监督在御窑厂精心烧造专门供道光皇帝御用的器皿，其数量少，质量精，纹饰和造型均不同于大运瓷器，是道光官窑的精华。一年三贡，分别于端阳节（农历五月初）、万寿节（农历八月）、年节（农历十二月底）这三个节日前进宫。御贡瓷器的特点就是品类少，质量精，数量罕，每一任督陶官烧造的器物甚少重复，成为道光御瓷的卓越代表。对比传世实物可以得出如此之结论：道光朝官窑的精华是御贡瓷器，而慎德堂款器皿又是御贡瓷器的最上乘者。本品就是属于慎德堂款的御贡瓷器，品格之高再一次证明前述结论。至于每一次御贡瓷器当中哪些器物书写慎德堂款肯定是由道光皇帝所决定，烧造何种式样的慎德堂款瓷器必须经过道光皇帝御览批准后方可，因此慎德堂款瓷器最能体现道光皇帝的审美性格和艺术修养。本品造型之新奇别致，纹饰之独特可观，画工之华美细腻，皆独步一时，与之可媲美者唯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清道光 粉彩黄地勾莲纹人物图蝠耳扁方瓶”两者可具异曲同工之妙，堪称道光御瓷之绝代双雄，撷慎德堂之秋色而平分，佳器也！
青花缠枝莲纹粉彩十八罗汉图扁方瓶
RMB 31,050,000
圆顶盖的顶部装饰有莲藕卷轴上方的中央莲花枝，在盒子的深侧重复。一个原始的内盘，刻有一个万里六字标记，在一个双圆圈内，分为四个部分，每一个装饰有一个花喷剂，中心有一个花头，所有低于一个经典的滚动带外翻轮辋。盒子的凹陷底部在釉下蓝的双线边界内有一个消失的痕迹。
明万历 五彩缠枝莲纹盖盒
高：8cm
RMB811,264
传统中国装饰艺术品多以佛教图案为主，但此天球瓶反映出清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并行的状况。
此瓶器身绘细腻的五彩莲纹(佛教)，间以暗八仙纹(道教)，各系红蓝交替的绶带。
“暗八仙”为道教传说中八仙的护身法宝，暗八仙成为独立的瓷器纹饰，应始自雍正年间。
康雍乾祖孙三人皆笃信佛教，但此例乾隆御瓷的道教象征无比祥瑞，所以浑无突兀之感。
瓶颈饰悬磬与绶带，与双鱼、绶带交替出现，其下衬倒挂蝙蝠，寓意吉祥如意。
瓷器术语叫形制。这种鼓圆腹的瓶式，圈内俗称：天球瓶。像科学家实验室里的超大号烧瓶，属当年清宫御瓷中的高档品，行家口中的佳妙之作。中国古代的美学源头，讲究天圆地方，天球瓶应该是苍穹的暗喻，皇帝专用。第一眼看上去，壮丽敦厚，恢弘大气。
乾隆 斗彩加粉彩暗八仙缠枝莲纹天球瓶
高53.9厘米
成交价130,600,000港币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着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而艺术品拍卖销售额占全球市场比重更是超越美国,跃升至世界第一.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创下了成交额约586亿元人民币的新纪录,较之225亿元的成交额增幅超过150%,远高于其他经济门类的增幅和涨势.
而根据预测,今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交易额会轻易突破700亿平台,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继金融和房地产后,艺术品领域又将掀起新的经济狂潮.随着国内艺术品投资市场的繁荣,投资者和收藏者日趋冷静和成熟,收藏品位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富豪和达官显贵、政要等都对收藏艺术品投资非常亲睐,这些都让人看到了国内收藏市场健康发展的火爆势头. 深港澳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嘉年华
青花缠枝莲纹花觚
尺寸：高65cm
成交价：RMB 43,700,000
3.牡丹纹
元代时的缠枝牡丹纹在青花与釉里红瓷器的装饰中，占有一定数量。经常装饰在瓶、罐腹部或大盘的中心等重要位置。多层次的花瓣与大叶的画法为其特点。明洪武以后比较接近真实。
元青花瓷在中国古陶瓷历史中的地位非常突出，自发现其存在的半个多世以来引起业内不断的争议。之所以元青花瓷能够被世人所重视，一者因为其成熟、独特的绘画风格非任何原土著民窑所能及，二者是其各种绚丽的纹饰所蕴含的象征含义引人入胜，三者在令今日仿品高手望尘莫及的青花钴料—源自伊朗或土耳其的苏麻离青料所具备的幽蓝神采。除此之外元青花瓷的研究还给世人留下很多谜团，如：为什么元青花瓷突然以成熟的身姿出现在中国古陶瓷历史中?土耳其、伊朗馆藏的精美元青花瓷是什么时候运过去的，它们是以贸易的方式过去的吗?在中国生产元青花瓷的窑厂有哪些，除景德镇外有哪些地方参与烧造元青花瓷?纵观中国古陶瓷历史，辽、宋、金时期的汝、官、哥、钧、定五大名品的发展视乎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为何唯有元青花瓷异军突起?这些以龙、凤、各种瑞兽、牡丹、莲花、海水等佛教纹饰为主题的画篇背后隐藏怎样的宗教文化信息，它与忽必烈朝的宗教政策有关吗?在元代，什么身份级别的人可以拥有如此精美的瓷器，是黄金家族、异性贵族、佛教寺院、宗祠？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在古陶瓷界争议不息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
尺寸： 高28.3cm
成 交 价： RMB 2,300,000
旷世绝品—明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
苏玫瑰亚洲艺术品部资深学术顾问毫无疑问，这支玉壶春瓶是一件传世的洪武瓷器珍品。由拉坯，到设计、绘制纹饰，乃至施釉及入火水窑烧制，此瓶的每道工序均无懈可击。这支玉壶春瓶做工完美，无论从任何角度观赏，其釉里红纹饰均精巧细腻，在釉里红洪武瓷器当中极为罕见。许多类似的玉壶春瓶由于口沿纤巧易碎，故此多有破损，故宫博物院的一支同类玉壶春瓶便是最佳例子；相形之下，此瓶保存至今仍完好无缺，益显其弥足珍贵。自唐代开始采用含铜料在高温瓷器上绘制红色纹饰以来，这种技法给陶匠们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由于铜红料极为敏感，陶匠在制作过程中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底釉的成份、铜红料所占比例、窑内的焙烧温度和还原程度，以及瓷胎在炉膛内的摆放位置，以达致预期的颜色效果。较诸十四世纪，当前的技术水平可谓突飞猛进；即使如此，陶工打开烧制釉里红瓷器的瓷窑时，映入眼帘的往往不是预期的一抹艳红，而是一片晦黯灰涩，色泽褪尽的情况亦时有发生。根据明代监制瓷器之官员呈递的多份奏章，足见当时的陶匠在烧制釉里红瓷器时所面对的重重困难。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一位名叫徐■的窑监迫于无奈，向皇上奏表陈情，恳请皇上体察陶匠昼夜赶式之苦，设法改善大量赶制景德镇贡品瓷的苦况。此奏章的重点之一，便是建议用矾红彩瓷器代替釉里红瓷器。一般来说，君王均不喜被人拂逆意旨，而且矾红彩也要经二次复烧而成（出错机会也因此倍增），因此窑监等闲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明乎此，足见这种迷人的装饰技法令当时的陶匠倍感压力，同时亦道出了上品釉里红弥足珍贵的原因。釉里红装饰既有可是实践总结的成果，也可能纯粹是也于偶然。中国首件以釉里红作为纹饰的单色釉瓷器，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公元618至906年）。公元九世纪，湖南长沙的铜官窑曾也产少量的单色釉里红粗陶及大批绘有釉里红纹饰的器物。当中有些器物的图案从绿釉渐变至釉里红，这也许是机缘巧合；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效果绝对是陶匠故意为之，以巴黎Cernuschi Museum所藏的一个罐身红点绿纹相间的陶罐（图1）为例，这种意图便极为明显。2一小批公元十世纪产自华北的白色泥釉粗陶（图2）也采用了釉里红的窑变技法，也许正是它们开启了宋代及其后河南钧窑殷红艳丽的窑变风格（图3）。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广西省容县窑出土了极为罕见的宋代单色釉里红的残片。4这个广西省窑的制品主要以仿青白瓷和耀州窑系为主，该批文物是中国迄今已知最早采用含铜料烧制单色釉的瓷器。除此之外，宋末至元初采用铜红料的唯一证据， 便是几件宋末元初的龙泉青瓷（图4）上的铜红斑点（近似青瓷上的铁锈斑）。5直至元代，景德镇的陶匠才开始采用釉里红料，当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钻研这种变幻莫测的装饰材料。这既证明了此类作品之价值所在，亦显示了其制造过程无比艰难，难怪许多传世的元代瓷器按一般标准来说均颇多瑕疵。元朝是个试验摸索的年代，就釉里红纹饰而言，陶匠们尝试了三种装饰手法—窑变、留白及描红。在已知的藏品当中，窑变瓷器的数量寥寥可数（图5），6但一小批江西高安博物馆藏的陶瓷便采用了这种技法，当中包括一个饰以螭龙的转心高足杯（图6）。7这批窑变瓷既展示北方盛行的钧窑作品之影响，但亦使人联想到公元十世纪华北出产的窑变白瓷。元代的原色瓷器虽意趣盎然，但一般来说做工欠佳。这类纹饰多直接刻在瓷坯上，上施一层釉，然后再绕瓶涂上一圈釉里红料，惟须避免碰到纹饰图案。这种红白相间的布局本应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可惜的是，这种釉（与青白瓷的釉彩相近）在大多数情况下易于晕散，以致红釉渗至四周，并遮盖了部分的图案，情况与英国伦敦大维德中艺术馆藏的玉壶春瓶类同（图7）。8洪武年间的陶匠若选用这种装饰手法，他们会将之与其它釉料结合使用，并大幅减少含铜料的份量，因此得以更准确地掌握最终的装饰效果，伦敦佳士得于1988年拍出的一个内外均有留白纹饰的大碗便是一例（图8） 。9时至公元十五世纪初，模印技术的兴起亦有助于陶匠掌握留白的装饰效果。以釉里红作纹饰的白地描红风格沿袭至明初叶。由于含铜料易于晕散至周边釉料，故此这种装饰手法给瓷匠造成的难题之多与其它技法不遑多让，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釉里红罐（图9）便是最佳例证，10某些情况下，这种釉料或会呈色泛灰，情况有如珠山东门头出土的若干青花碗（图10）。11有时候，这种釉更会消失无踪。纵然如此，瓷匠们仍对这类瓷器视若珍宝使得硕果仅存的几件十四世纪釉里红瓷得以传世，此玉壶春瓶便是一例。然而，做工之佳及完好无缺如此瓶者可谓日趋罕见。另一件曾出版过的釉里红玉壶春瓶饰菊花纹，为赵从衍先生旧藏，现藏日本东京户栗美术馆。釉里红瓷器以其难得一见及巧夺天工而闻名于世，但除此之外尚有另一个原因。自古以来，中国人均视红色为吉祥喜庆的象征。据《大明会典》记载，12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皇上诏令，宫廷祭祀所用的金属器物概由瓷器代替。当时，每个祭坛皆有其特定的颜色，而代表朝日坛的正是赤色。话虽如此，由于釉里红瓷器制作困难，再者成品率低，因此其生产制造在中国的陶瓷手工业历史中曾数度中止。正是为此，传世的釉里红或白地描红瓷器益显珍贵。据传说，洪武帝偏爱釉里红瓷器，从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文物看来，此言非虚。于1366年，朱元璋开始在南京（即当时的金陵）东南面动土兴建南京明故宫。约两年后，他终于击退了蒙古人，并于1368年恢复了汉人统治的局面，自此开启洪武之治。中国宫廷的屋瓦及其它建筑用的陶瓷常以色泽艳丽的铅釉作为装饰，外观近北京紫禁城著名的黄琉璃瓦顶。但于1989年，考古学家在明初皇城城墙内，于西掖门至社稷坛一段进行发掘工作时，发现了八件公元十四世纪的白色屋檐勾头及滴水瓦片，其上均绘有釉里红浮雕纹饰。这此圆瓦皆以五爪龙纹作为装饰，而云纹瓦上则绘有凤凰纹饰（图11）。13近年来在景德镇珠山官窑的发掘工作，为洪武年间的贡品器瓷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已证实，青花瓷及釉里红器物的纹饰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路向不谋而合，以珠山官窑出土的一个青花罐（图12）14为例，此罐与前述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个同类瓷罐（图9）便如出一辙。这些洪武年间的彩绘瓷器提供了一些颇耐人寻味的线索，有助填补元代至明永乐期间纹饰演变的空白。以造型而言，此瓶正处于景德镇玉壶春瓶样式的转折时期。元代玉壶春瓶的造型较为秀丽轻巧，而永乐年间的瓶颈较短，外观较为凝重，而这支洪武瓷瓶正介乎两者之间。与元朝制品（图7）15相比，此瓶的瓶腹较宽、重心较低，使收窄的瓶颈益显修长，而剖面柔美的s曲线亦更形突出。它的瓶腹重心虽低于元代瓷瓶，但仍有别于其后永乐瓷瓶下移至瓶胫的样式。这支釉里红玉壶春瓶制作规整、造型优美，堪称洪武瓷器的极品。实际上，此瓶造型与1960年在洪武忠臣宋晟（他多番获永乐皇帝加官晋爵，并曾获对西宁侯，他的两名儿子更是永乐附马）墓室出土的一件玉壶春瓶（图13）如出一辙。16呈喇叭型的精巧品沿是此类玉壶春瓶的特色之一。然而，这一秀美的造型亦兼有易于破损的弊端，因此在现存的同类瓷器中，多有口沿破损的缺陷。由此可见，此瓶能保存至今而完整无缺，殊为难得。这支玉壶春瓶特有的纹饰较为罕见，迄今仅见于另外两个瓷瓶，它们分别是纽瓦克博物馆（Newark Museum）的收藏品，另一件则于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中出现（图14）。17观乎装饰纹样的发展源流，此瓶亦有耐人寻味之处。在釉下彩瓷器纹饰的演变过程中，洪武是个重要的转捩点。时至十四年纪末，源自元代的构图主次发生了变化。洪武年间，次要纹饰带所占篇幅较小，而主要纹饰带的大小和重要性则有渐增之势。这一转变可清楚见于这支玉壶春瓶，其缠枝牡丹纹覆盖了瓶身的绝大部分，而元代常见的云肩已被简化为主纹饰上刀的一圈垂云纹。它的主纹饰具典型的时代特征，同类纹饰亦可见于英国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馆收藏的一支釉里红执壶（图15），18以及东门头出土的一支青花执壶（图16）。19同一地点出土的另一支青花玉壶春瓶在1992年于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会中拍出（图17），该瓶虽然也有一圈垂云纹，但造型略为复杂，每圈垂云纹的边沿皆有留白。20此瓶与该支釉里红玉壶春瓶均在底足绘有一道传统卷草纹，其上亦饰以画工细腻的莲瓣纹，两者均采用了卷草状涡卷形的仿云纹母题。至于它们胫部的莲瓣纹，其样式虽近似伦敦佳士得于7月拍出的元青花『鬼谷下山』罐底足的元式莲瓣纹，但风格较为轻灵飘逸。此外，洪武釉里红瓷瓶的另一通点便是其瓶颈的芭蕉纹样式。以英国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馆藏一对十四世纪青花双耳瓶（图18）为例，其芭蕉叶纹的月牙边较为宽粗，而主叶脉亦用粗笔绘成。相形之下，洪武玉壶春瓶（图19）的叶边较窄，而主叶脉仅以白描勾画，使叶纹更显轻灵，与修长的瓶颈相互呼应。此瓶尤为独特之处，是其瓶肩的垂云纹与传统卷草纹之间的一道纹饰。这道纹饰是由象征水波的重叠同心弧组成。21这种构图亦沿袭自元代，最早见于元代主云肩纹内作为背景的抽象水波纹。就此而言，一批河北省保定出土的元代器物中的一个青花釉里红大罐作了最佳的诠释，其罐身绘有数朵在水面漂浮的莲花，背景的水波以同心弧来表达（图20）。22以此玉壶春瓶（图19）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个玉壶春瓶（图21）为例，23所有关于水的直接描写在洪武瓷器上已不复见，而同心弧也变成了侧圈重叠及简化为一道精美的纹饰带，与几近白描的卷草纹及上方的蕉叶纹交相辉映。以洪武瓷器的垂直花枝图案而言，常见的花卉种类繁多，上海博物馆藏的洪武釉里红瓜棱罐便是一例（图9）。相对而言，主要缠枝纹饰带内的花卉种类较少，菊纹、莲纹或牡丹纹是最为常见的缠枝图案。这支玉壶春瓶上的缠枝牡丹纹画工纯熟，呈现了洪武瓷器珍品的三大画风。其一，花卉在构图中的地位更为显要，枝繁叶茂的缠枝纹饰因此更为悦目突出。其二，在正面描绘花卉时，花蕊均留有一道白边（图19）。这种画法简洁有效，加强了与周围深色花瓣的浓淡对比。洪武瓷器上的缠枝菊纹也有类似的画法，常在白色莲瓣内勾出一道白边。其三，洪武瓷器多以三角构图侧写牡丹，构图上以牡丹的正面和侧面描写交错出现。这种手法使波浪般的缠枝图案显得错落有致，与同时亦突出了整体的造型。此外，公元十四世纪末的瓷器画工喜为花卉描上白色瓣尖。若绘制时所用的是极不稳定的釉里红料，当中涉及的变数可想而知；然而，这支玉壶春瓶对釉里红料的掌握恰到好处，因此这种画法既呈现了缠枝纹之柔美，亦突出了白色花尖与殷红的花瓣之间的对比。显然，这支玉壶春瓶是洪武釉里红瓷器中的珍品。它的艺术成就令观者无不倾倒叹绝，而且此瓶流传至今仍完好无缺，于此更见其弥足珍贵。
明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
尺寸：高33cm
成交价：RMB 2,587,500
壶唇口，细颈，斜肩，硕腹，圈足。壶身作玉壶春瓶式，壶体一侧置弯曲细长的壶流，并以一云板形饰件与壶身相连，另一侧置曲柄，连接于颈腹之间，柄上端置一小系。壶通体绘釉里红纹饰，唇口绘回纹一周，颈部分层绘焦叶纹、回纹、缠枝灵芝纹各一周，腹部满绘缠枝牡丹纹，壶流亦满饰缠枝花卉，壶柄绘有缠枝栀子花等纹饰，近足处为一周变形莲瓣纹，足外墙绘卷草纹。足内满施白釉，无款。
此壶造型优美，纹饰线条流畅，一气呵成。在装饰风格上一改元代纹饰繁密的特点，布局渐趋疏朗，采用分层装饰的手法，绘画粗犷而不失工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明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多为大盘、大碗、大罐、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等大件器物，纹饰以各种缠枝、折枝和串枝花卉为主，此外还有松竹梅、庭院芭蕉及龙凤等纹饰。此时期的釉里红发色不甚鲜艳，多为红中偏灰黑的色调，此壶发色较为鲜艳纯正，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
33.5 cm
RMB 606,210
元 青花蕉叶秀石印花缠枝牡丹纹菱花式大盘
29,880,000 港币
本品为洪武御用青釉盏盘，外形俊美典雅，平口外展，壁腹微凹，盘心平凸，线条婉转起伏，视觉效果绝佳，口沿暗刻回纹一周，盘心装饰折枝牡丹，环饰六朵缠枝牡丹纹，布局繁密紧凑，刻划豪放流畅。以刀代笔，挥洒自如。其釉色青翠厚润，抚之如玉。外壁光素无纹，平底无足，涩圈旋修异常规整，火红胎色与翠釉相映，一如玉环相嵌。与此盘可做比较的龙泉瓷器极为少见，仅见于纽约佳士得春拍LOT1968元末/明初龙泉青釉牡丹纹浅盘，纹饰及造型极为一致，可做比较。据《大明会典》一百九十四卷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此文献明确告知洪武时期处州龙泉与景德镇御窑是平行对等的，均依据中央政府颁布的样制，烧造供用瓷器。因此，珠山明代洪武官窑遗址当中曾出土与本品主题纹饰、尺寸基本相同的盏盘，参阅《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101，图17「洪武 青花花卉纹菱口折沿杯托」。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洪武 青花折枝花卉纹托盘」与之造型、尺寸、布局一样，唯具体纹饰不同。
参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器》页32，图12。
本品原为日本名古屋重要茶道家族旧藏，作为茶道仪式中的“水指”使用。成窑所出颇得历代鉴藏家青睐，鸡缸杯更是自晚明起即已为一代名品，价极昂，乃至清代帝王都以拥有其为荣，康雍干盛清三朝御窑皆有摹
元末明初 龙泉青釉牡丹纹浅盘
4.竹叶纹
元代时在瓷器上画竹子纹也比较常见的，叶尖向上竹叶肥厚为其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竹叶向下的画法。然而明洪武、永乐、宣德以后的竹叶不仅向上，还有向下的。
此一纹饰源自明永乐绿彩灵芝竹叶纹器托（参见《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140，图87），清代为雍正官窑特有，烧造大小两种尺寸，均存世少见，拍品为其中尺寸较小者。拍品盘形规整，内壁为白釉，外壁施粉青釉，釉下暗刻缠枝灵芝竹叶纹为饰，掩映在青润的釉色之下，若隐若现，别具风味。品相保存良好。
清雍正 粉青釉暗缠枝灵芝竹叶纹盘
明成化“竹溪六逸”雅集图罐，直口丰肩，斜直腹，造型饱满，圈足修整精细硬朗，胎质晰白坚致，通体施釉清透明润，颇有玉质感。外壁青花描绘纹饰，呈色柔和淡雅，正是典型的成化平等青发色。画面布局层次分明，口沿下绘朵云纹一周，肩部和足胫部分别为细瘦的蕉叶纹和变形的莲瓣纹，腹部为主题纹饰“竹溪六逸”雅集图。
溪六逸指的是唐开元二十五年，李白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山东徂徕山竹溪隐居，世人皆称为“竹溪六逸”。
画面分隔成两个部分，一侧庭院中有二人对坐弈棋，另一人陪坐观战，有两总角童子立于一旁随侍，一人持手杖，一人抱古琴。另一侧绘一人立于楼阁石阶前，回首平举左手指向远处，似在大声吟诵诗篇，不远处站着的两人正在倾听品味，后又有一童子侍立，场景感十足。
类似尺寸的成化大件器物如下几例，一为北京故宫藏品，纹饰风格与本件接近，带有狮纽荷叶形盖;一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绘画细节表现更多;一为北京海淀博物馆藏品，1985年出土于中关村有明确纪年的明代太监墓;与本件最为接近的当属台北故宫藏品，为清宫旧藏，有清代后配盖子，与本件极有可能原为一对。类似风格作品还见有香港区百龄先生收藏，绘高仕操琴图;北京故宫还藏有一例绘八仙故事之残器。
明成化青花「竹溪六逸」雅集图罐
尺寸： 高23.5cm；宽24cm
成 交 价： RMB 27,025,000
器型优美。青花绘竹石芭蕉图，并以芭蕉叶纹、莲瓣纹等装饰，笔意娴熟，构图疏朗得当，为乾隆官窑仿明初永宣时期的青花佳作。玉壶春瓶原以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名，源自宋代酒器，是中国瓷器最传统的经典造型之一，以变化的弧线构成柔和匀称的瓶体，深为世人所喜爱，明清两代为宫廷装饰之名品。
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
尺寸：高29cm×2
成交价：HKD 7,316,000
小罐唇口外翻，短颈，弧圆腹。造型丰满轻巧，盈手可握，别致玲珑。颈部四组朵云纹，肩部一周卷云纹，腹壁施青花，以“岁寒三友”为主题图案。乔松、修篁、瘦竹为友，枝干交迭，纠缠绵延，苍劲与秀美并存，生动传神，定是艺匠对“三友“万分思慕，始克臻此。此器兼得雍正一朝精、雅、臻、美之特征，画笔自然流畅，灵动挥洒；青花浓淡相宜，富于变化，为雍正官窑纤巧精致的代表佳品。松、竹经冬不凋，梅花耐寒绽放，并称“岁寒三友”。因其岁寒不凋的特性，常寓君子坚贞之美德，自古为人所爱，是明清官窑的传统纹饰。孙瀛洲别有旧藏一例，形制、纹饰、发色、气韵与拍品绝类（《孙瀛洲的陶瓷世界》，页202，图122），可资参考。
清雍正 青花松竹梅小罐“大清雍正年制”款
尺寸：高5cm
成 交 价： RMB 1,150,000
5.云龙纹
元代时的云朵纹常见龙、凤纹组合在一起，一般是龙、凤纹为主，空间配以云朵纹，俗称云龙纹、云凤纹。云朵的线条流利，形如蝌蚪。洪武以后有双层云朵纹单独组成，均衡等距的“品字形”云纹。这种云纹经常装饰在盘、碗的中心部位。明永乐、宣德后，又出现了“+”字形云纹。
元、明、清瓷器的装饰纹样以龙纹最为流行。龙纹的画法尽管规律性不是很强，但它的运用范围比较广，并在各个时期有所变化，对我们鉴定时代有一定帮助。根据它的形态，可以分为团龙、蟠龙、行龙、翔龙。从龙的数量上分有对龙、双龙、九龙、十龙。龙与不同动物搭配，组成鱼龙、龙凤。还有与其它景物组合成云龙，海水龙、穿花龙等。
此“元青花云龙纹大罐”器造型壮硕雄伟，圆口敛肩丰腹，通体白釉如玉，釉下绘青花纹饰，从上到下分绘云龙纹，青花呈色浓艳，绘枝精致，开片自然，主次分明。腹部以云龙纹为饰，龙体矫健，龙爪锋利，昂首怒视，龙睛圆睁，健曲身，翻腾旋飞于天际，形象遒劲生动传神，气势磅礴，龙身周围点缀流云数朵，以简洁洗练的 手法来增强其清秀的表现力。
元青花云龙纹大罐
尺寸： 高28.5cm
成 交 价： RMB 11,500,000
梅瓶，又称“经瓶”，唐宋时期为皇帝讲经之后，与百官宴饮时的盛酒器，故得名。而梅瓶一词，旨在形容在其丰肩小口内插一只病梅，则达到了中国陈设审美的最高境界。故马未都称梅瓶曲线婀娜、亭亭玉立，比其它瓶形更具魅力，为第一瓶型。自唐至清，梅瓶这一器型经久不衰，为世人所追捧。存世的唐代梅瓶为数不多，故宫博物院藏唐代白釉梅瓶一件，体态丰满，一看就是唐代风范。宋代是梅瓶大发展的时期，各个窑口都制作梅瓶，但风格各异，北方高大，南方小巧，一派百家争鸣的景象。元代景德镇一统江山，梅瓶形制统一，均为梯形口的高大器。明初，梅瓶器型端庄，更注重线条的曲线。明中晚期，梅瓶变得长颈、掐腰。进入清代，梅瓶成为纯粹的陈设器或插花器，不再担任盛酒器的功能
明万历青花云龙纹大梅瓶
高59.7cm
RMB 1,840,000
盘撇口，浅弧腹，圈足，通体罩施白釉，釉质滋润，釉面匀净，微泛淡青色。内外壁皆以青花为饰，发色淡雅，浓淡相宜。盘心双圈内饰三朵灵芝形云纹，口沿装饰一周卷云纹；外壁饰双龙赶珠图样，双龙作追赶之状，雄姿遒劲，威势凌人，气夺千里。外底双圈内书「大明正德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字迹工整，结构清秀而笔力内蕴。其「德」字书写颇有特色，心上无横，也为此一时期官窑款识书写特色。如本品外壁描绘双龙赶珠纹样，盘心描绘品字形云纹，于洪武一朝既有烧造，并延烧至万历时期。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甲申，上入婺州……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如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上驻兵之地。」并于实录中数次记载五色祥云，皆为「圣德」所致，是为祥瑞之兆。故而祥云成为有明一代新样之吉祥纹饰延烧不绝。同类器物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正德青花云龙纹盘与本品纹饰、器形、款识等特征均基本相同（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页65）；天津博物馆此类正德款青花云纹盘也有入藏（参见《天津博物馆藏瓷》，图73）；同书也收录了洪武年间同类器（参见图44）。此种类型盘1964年于南京明故宫遗址亦有出土。另有宣德年代例证（可见《赵从衍家族藏明清瓷器特展》，图15）。
明正德青花朵云双龙纹盘
直径22.5cm
RMB 3,105,000
此盘绘九龙腾飞，气势磅礴，来源有绪，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初富甲一方之瑞典工业翘楚诺贝尔家族，属家族成员罗尔夫，诺贝尔（1882-1947年）的旧藏，相信为其兄长伊迈纽尔（1859-1932年）送赠之物。罗尔夫与伊迈纽尔兄弟，均为诺贝尔奖创办人艾弗瑞，诺贝尔（1833-96年）之侄。罗尔夫曾联同瑞典国王奥斯卡一世（1799-1859年），赞助斯文，赫定（1865-1962年）在二、三十年代远赴中国及中亚之探索旅程。大盘器形规整，画正面五爪巨龙，跃现盘心，欲夺火珠，色取矾红，泳于钴青海水波涛，活灵活现。盘壁内外同绘四龙，五爪与三爪龙各二，穿梭于青花卷云之间；其中有带翼应龙，三爪，尾有鱼鳍。九龙图案雄伟，气势恢弘。相类器常用于宫廷御宴及特定皇室庆典，如著名的「千叟宴」，帝王广邀皇亲国戚、前朝老臣、及自民间奉诏进京老人，数以千计，出席盛宴，场面浩大空前，恩隆礼洽，万古未有。满族宴请风俗承袭蒙藏飨食传统，渊源可溯。这类乾隆大盘，尺寸硕大，绘饰气势磅礴，传世罕见，公私收藏仅止数例，可资比较。南京博物院有藏，图见展览目录《清瓷萃珍：清代康雍干官窖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1995年，编号81，并印于该图录护封。另有一例，藏于东京出光美术馆，收录在《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中国陶磁》，出光美术馆，东京，1987年，编号956。且参考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品，见《静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镇官窖之美》，东京，，页62，图53。香港佳士得2002年10月28日也曾拍出一例，编号709。清朝艺匠，对于空间布置娴熟精准，巧手创思，成功将小器样式转用于大器之上。此盘所饰新颖元素，兼容相合，整体和谐天成，全然不觉稀疏空荡或拥塞逼簇，天真率意，展现纹样精髓。其盘心龙纹由侧身变为正向，翻腾巨浪不再遮掩龙体，凸显其矫健霸气。施彩矾红，藉以增强游龙与钴蓝海水卷云之视觉反差，且更显祥瑞。艺匠技艺精卓，盘沿巧饰波涛海水纹带一道，使不同饰纹元素之间更具凝聚力：对比明代小盘布局构图，如斯安排与硕大体型较为相称。乾隆一朝，或曾以雍正年间样式为据，续烧龙纹大盘。雍干两朝所制，初视几近无二，然细观，便得个中迥异。较之雍正纹样，乾隆器上绘饰更见规整谨慎，所绘舒卷瑞云、波涛涌浪更显整齐统一。雍正器，相对于中央正龙，盘壁四龙位置于正上下左右方，而乾隆器盘壁纹饰则以逆时针方向转动四十五度。两朝大盘之别，可见二人品昧之异。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二十五日（江西）：「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宣窖红龙青云海水大盘一件……传旨：交与烧造磁器处唐英……倶照样烧造送来。烧造完时再将交出原磁器缴回，仍交磁器库。此磁器内有大器皿应画样带去，其小磁器皿俱各带」，收录于张发颖编，《唐英督陶文档》，北京，，页148-152。清宫文献惯见以「宣窖」、「嘉窖」等描述仿古品类之例，且就现所知出土或传世宣德器，未见有与「宣窖红龙青云海水大盘」之描述吻合者，因此上述条目大有可能指清代仿宣德之器。不论旧烧抑或新仿，碍于尺寸，据旨也应画样送交景德镇予唐英，以便其依样烧造。然就前文对比可见，传世雍干两朝大盘尺寸、器形、纹饰大同小异，可悉两者一脉相承。如上引干陆初年文献所指确为此类大盘，宫中所制画样，则极有可能以雍正仿宣德瓷为蓝图，稍作修改，续烧大盘，以炫龙威。
清乾隆 青花矾红水波云龙图沂沿大盘
《大清乾隆年製》款
47.6 公分
成交价 19,280,000 港币
6.梅花纹
松、竹、梅，俗称“三友”。在明、清瓷器上经常为一组纹饰用来装饰瓶的腹部及盘、碗的中心。但在元代瓷器上，松与竹较为常见，往往作为人物的背景，而梅花单独使用则很少见，有经常与天上的月亮相配，俗称“月梅”。盛开的梅花常用5个圆圈来表现。明洪武以后的画法多加渲染。
此梅花式盆，绘鱼藻纹，别有意境。为匠者，画技娴熟，运笔潇洒老练。漫漫荷塘，水波荡漾，几尾鱼，栩栩如生，往来闲游，自由欢畅。同类纹饰者，多见五彩，青花略罕。五彩例可参考曾售于伦敦苏富比1969年5月13日之器，编号95，其纹饰构图与本品相仿，施青花、褐、绿、墨彩。另比较一青花例，心绘鲤鱼一尾，六小鳞相伴欢游，外饰八吉祥缠枝莲纹，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展于《福寿康宁．吉祥图案瓷器特展图录》，台北，1995年，图版78。与台北故宫藏器相近之五彩例，见于《龙泉集芳》，卷1，东京，1976年，图版919，或售于伦敦苏富比1987年12月15日之例，编号161。鱼藻纹，宋画常见，与道学之缘，根深蒂固。战国时期道家经典《庄子》，录寓言数十篇，常见以鱼为题者。宋徽宗致力文艺，且又笃信道学，时有名家刘寀，极善画鱼，倾心崇道。此时期各门御厂官作，常见道家纹饰。池中鱼，逍遥游，无拘无束亦无忧，正如道学教义，宣扬自然，崇尚归真。为君难，困俗世凡间，恰可借此纹饰，略了其憾。
明万历 青花鱼藻八吉祥梅花式盆
《大明万历年製》款
35.7 公分
本品秀巧典雅，曲线隽美多姿，所敷施霁红一色宝光内蕴，纯正妍丽，凝厚莹亮，为有清一代霁红釉之典范。其上以珐琅彩绘一树寒梅，依叠石横欹盘出，虬干老辣苍劲，枝头吐萼含英，布局疏朗，气息清新。绘画精细，彩料妍丽，白梅构造为五瓣单层，花萼以黄料敷染，花瓣略染胭脂红、绿色珐琅料，朵朵粉嫩宜人，极为清雅，尽显梅花的劲峭冷香、丰韵傲骨，并与鲜红色地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富具立体效果。叠石晕染蓝料，质地湛亮透明，灰紫梅干点染青苔，苔点为绿釉上加染白料，形成苍雅浑厚之感。凡施彩之处表面皆有开片纹，为清宫雍干之际珐琅彩料之特性。圈足处理异常规整，底施白釉，莹润坚致，彰显非凡丽质。乾隆皇帝对梅花的喜爱，为有清一代帝皇之最，植梅、赏梅、画梅、咏梅、赞梅，皆无所不及。乾隆朝专门在宫里养植不少盆栽梅花，为初春时分萧寂的清宫带来无限生机，乾隆皇帝曾赋诗“山亭构为野芳开，春意方舒殿里梅”赞咏盆梅为初春的清宫里带来舒雅。当时清宫瑞安放不少咏梅的对联装饰，如阅是楼的楹联为“日长莲漏三阶正，春到梅花合殿香”，乐寿堂楹间有“土香阶草才苏纽，风细盆梅欲放花”。不止如此，还以梅花命名殿堂，如养心殿西耳殿曰“梅坞”并为乾隆御书题匾，是专门乾隆皇帝上朝间休息的地方。为亲睹江南寒梅春色，乾隆皇帝不惜六下江南赴苏州邓尉山赏梅，邓尉山为赏梅之胜处，驰名古今，痴梅的乾隆皇帝当然不能错过。弘历本人还最擅长画梅，习宋人画梅“疏枝浅蕊”之法，风格清疏简约，并一生赋写赞咏梅花之诗多达二百所首，为古今之最，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制咏梅诗》行书扇面、《御笔瓶梅图》扇面（图四）即是例证，痴爱之深由此可见。他醉心收集前朝名家绘画梅花的作品并细加评点，内府典藏历代绘画梅花题材的书画至乾隆朝最盛。而最直观的一例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弘历古装像图》（图五）中就可以见到，乾隆皇帝一手执笔，若有所思地坐在书案前，案几上就出现“旁有一瓶梅，横斜数枝入”的情景，并且身后窗外尚植一树梅花，正侧偃仰，千姿百态，所居之处皆有梅花相随。由此小小的事例可见乾隆皇帝对代表赵宋风雅的梅花情韵的刻意追求。
清雍正-乾隆早期 红釉地画珐琅梅花山石玉壶春瓶
高26.5cm
成 交 价：RMB 25,300,000
卷叶纹围绕莲花怒放，华丽繁缛，显示十八世纪中国工艺吸收欧洲巴洛克美学风格。乾隆一朝，不仅为艺术及文化顶峰时期，同时透过耶稣会传教士，与欧洲艺术交流频繁，堪称历来之巅。乾隆帝对欧式绘画工艺兴趣甚浓，艺匠因而取西洋元素，揉合中国工艺器形，本品正属一例。
清十八世纪 青花釉里红梅花纹梅瓶
53 cm
RMB770,603.75
7.莲瓣纹
元代时莲瓣纹的画法是莲瓣互不相连，莲瓣与莲瓣之间隔开，轮廓一粗一细，两根线条之间，没有填色。莲瓣做出方肩，用粗细线条双勾之后，中加装饰水波荷花及花卉、瓜果。莲瓣纹多装饰瓶、罐的足部，这一特征几乎成为元代青花瓷器的固定装饰方法。有的也装饰在罐的肩部与玉壶春瓶的颈部，罐盖的顶部也有用莲瓣纹作装饰的，足部常常以上仰下覆的莲瓣组成。明洪武、永乐、宣德以后的莲瓣纹画法与元代不同，莲瓣与莲瓣均借边相连。
盏托作八出花口，口沿外折，绘缠枝卷草纹一周。平底浅腹，盘心模印鼓凸花瓣八片，其上加饰青花，里心凹陷，平素无纹。外围另绘变形莲瓣纹，每瓣以卷云及短线点缀，与外口沿花样呼应。外底不施釉，随形起伏，抚之可知胎体坚质。
元青花莲瓣纹盏托
尺寸： 16cm
成 交 价： RMB 1,725,000
碗撇口，陡壁，高圈足，足内书“大明宣德年制”青花楷书款识。青花为饰，口沿内侧修金钱锦文一周，外侧镶回纹为边，碗内心饰轮花花卉纹。碗体外壁近足处以变形莲瓣纹饰，外足墙施回纹。整碗造型古朴大方，釉色淳厚，纹饰凈雅细腻，尽具宣德青花之美。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青花瓷器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器相比，其烧制技术达到了最高峰，成为我国瓷器名品之一，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成书于清代的《南窑笔记》赞誉宣德青花“宣窑一种，极其精雅古朴，用料有浓淡，墨势浑然而庄重，青花有渗青，铁皮锈者”。明张应文《清秘藏》论窑器中亦描述“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本品属宣德青花瓷器中的典型范例，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有一与本品极为相似之例，收录于《明代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98年，编号157；该博物院藏另一作例，展于《明宣德瓷器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80年，编号43。北京艺术博物馆亦有一类相同青花碗，录于《中国陶瓷全集》，上海，1999-2000年，卷12，图版66。相类宣德盌，例可见 Major Lindsay F. Hay 旧藏，于伦敦苏富比1939年6月16日售出，编号103，后为 Lionel Edwards 收藏，在1945年2月8日再度售于伦敦苏富比，编号85。另一例出自 George Eumorfopoulos 珍藏，1940年5月29日售于伦敦苏富比，编号222。
青花莲瓣纹鸡心碗
直径16cm
RMB 1,725,000
明宣德 青花双莲瓣内缠莲瑞果纹莲子盌
8.菊花纹
元代时的菊花纹大多只有一层花瓣，双层较少。在青花瓷器上菊花纹常常可以看见。有的作为主要纹饰，装饰在大盘的中心部位，也有的用在大罐的颈部与碗的腹部。明洪武、永乐、宣德以后的菊花除花蕊外，菊瓣均为双层。
新加坡文物馆，《文物粹珍》，新加坡，1992年，图版68号一件与本品极为相似，但器身饰缠枝牡丹之凤尾尊，收录于《世界陶磁全集14明》，东京，1976年，编号231。另一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之相似例，刊载于《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台北：，页158，图版81号。另可参考一件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所藏之凤尾尊，据其瓶口下所记之铭文，得知其当于泰定四年〈即1454年〉所制，见毕宗陶，《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eladon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伦敦，1997年，页35，编号238。类似形制还可参考一件出光博物馆之馆藏，其颈部长度较短，著录于《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中国陶磁》，东京，1987年，编号577。北宋的钧窑就十分稀少珍贵，而作为花器的钧窑在制作中比其他器物着力倍之，因此北宋时期的花瓶，在当时就被文人珍之重之，蕴含了具象的美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今天也当被人更加珍惜。
明十五世纪早期 龙泉窑青釉刻菊花纹凤尾尊
65.4 cm
HKD 875,000
本品作广口高圈足状，通体施粉青釉，器腹中部作弦纹三道，其上模印缠枝菊花纹，其下则饰菊瓣纹一圈，器底以青花料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雍正时期御窑厂烧造单色釉的技术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无论仿古还是创新釉色，均取得卓越成就，为后世所不能及。唐英于雍正十三年所撰的《陶成纪事碑》中列有“仿龙泉釉”一项，并称此品种有深浅两种，本品或即属釉色较淡者。此外，本品不仅在釉色上模仿宋代龙泉窑，器形上亦有所借鉴。传世多见有一类南宋龙泉窑粉青釉斗笠碗，如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例，器形上即与本品极为近似。而本品足部的菊瓣纹亦可见于同时期龙泉窑瓷器之上。菊花系古代文人雅士的一个精神象征，寄寓隐逸高洁之义，广为世人所慕。雍正帝自幼喜爱菊花，登基以后，虽置身繁重的国事政务之中，却不时寄情于物外以自娱，难掩文人之本性。北京故宫藏《雍正行乐图》册页中便有一幅胤禛着汉服扮作陶渊明形象在东篱赏菊的图画，抒发了胤禛对陶公无限仰慕之情。雍正朝笠式碗传世极为罕见，与本品近似者仅见瑞士鲍尔基金会收藏的一例。本品模印精湛细致，富具立体感，所施粉青一色，温润厚腴，秀美天成，淡淡的嫩翠色，予人无限娇美之感。
清雍正粉青印菊花纹弦纹笠式碗
“大清雍正年制”款
尺寸： 直径21cm
成 交 价： RMB 1,265,000
明代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以青花与斗彩最负盛名。斗彩是成化时期创新的杰作，这一时期瓷器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传世品大多在一尺大小以内，少见宣德时期的大器。成化时的官窑产品质量极其讲究，民窑产品也很精细。
纹饰多用双线勾靳填色法，线条纤细，色彩较淡。彩瓷只用平涂，分浓淡而不分阴阳，无煊染烘托。绘老少人物衣着，只绘单色外衣而无内衣做衬托，故有“成化一件衣”的说法。所画花鸟，体型丰满；花叶常作手掌状，花朵只绘正面，叶片无阴阳反侧，花木多以地坡为衬，主要器形有瓶、杯、罐、洗、碗、盘等。胎质纯洁。
斗彩菊花纹杯
尺寸：直径5.8cm×2
成交价：RMB 4,025,000
尊撇口，口唇外翻，长颈，颈中央凸出一环，圆腹，腹下敛收，圈足。以雕、划、贴的工艺装饰器身，口沿以弦纹为界，贴乳丁、划花草纹一周；颈上部划蕉叶纹，下划缠枝如意云头纹，肩划雷纹锦；腹部贴花划花饰缠枝菊花纹，蓖纹作叶派；近足处刻细长莲瓣纹一周。此器胎体厚重，釉色青葱，别具一格。龙泉窑石榴尊是传世明代龙泉窑中之珍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相近的石榴尊，见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故宫陶瓷馆·下编》，图版290。此器带有木盒，木盒上写此尊为1877年12月日本京都西本原寺主持所赠之新年礼物。
明初 龙泉窑青釉刻缠枝菊花纹石榴尊
9.回纹
在元代青花瓷器的装饰上，回纹常用来作为一种边饰，即盘沿、碗沿。有时还装饰在内沿，有时还装饰在外沿。也用来装饰瓶、罐的肩部与盘的中心部位，，但多用它起着隔开不同纹饰的装饰作用。元代回纹为回心圆排列，明洪武以后，回纹的画法与元代不同，是正、反两个成一组。
永乐青花瓷器流传下来的不多，以造型优美俊秀、青花发色浓艳、釉面肥厚细腻、胎体细润致密、仪态万芳著世。此撇口盘，比例协调，胎体轻盈，碗心内凹外凸。弧形壁，浅圈足，砂底。底足露胎处显现胎土淘炼精细，温润如玉，可见元代至永宣时期砂胎特有的火石红。外壁近口沿处饰弦纹、回纹，中间装饰帯绘缠枝菊花纹一周，具备明代早期花大叶小，蔓叶清秀，运笔流畅，布局明朗的纹饰特点。下方饰弦纹、卷草纹。内壁、盘心绘缠枝莲纹，用弦纹将内壁与盘心纹饰隔开，枝蔓卷曲叶片舒展自然，具有西亚纹饰风格，因永乐时期与西亚贸易往来频繁，互通有无，瓷器纹样受其影响。其青花发色浓郁，浓淡有别，层次分明，以小笔触填涂纹饰，这是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的特质，成化年后则用大笔触平填色，层次较为单一，不如永乐青花清丽丰美。进口钴蓝料的痕迹明显，钴铁结晶斑、连珠串出现在重复用笔填涂处，釉面青白色调而不失透彻感，具备永乐青花之典型特征。明代永乐、宣德处在青花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继承元代青花的基础上，吸取古波斯西亚地域的造型纹饰，形成明代时期最为惊艳的青花瓷器。相比元代，期间风格俊秀雅致，瓷土淘炼更细腻、施釉平整、修胎更规整、纹饰布局舒朗、造型样式丰富等，为清代青花瓷器的作了优秀的范本。
青花缠枝莲菊卷草回纹盘
尺寸：直径27.8cm
成交价：RMB 2,3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