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对话”探讨鲁迅、托尔斯泰两位文学巨人在推动社会进步、人性改造等方面作出的伟大贡献，就鲁迅、托尔斯泰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两位文学巨人的心灵遇合，他们的作品在中俄两国读者中的影响，文学遗产在当下社会的价值等方面展开对话交流。
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列夫 托尔斯泰玄孙、乌拉基米尔 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纪念馆馆长、列夫 托尔斯泰玄孙媳、叶卡捷琳娜 托尔斯泰；鲁迅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鲁迅先生长孙周令飞等出席参加对话。
两国后裔还将专题介绍托尔斯泰、鲁迅的生平与创作成就。鲁迅纪念馆将与托尔斯泰纪念馆交流办馆办展经验，举办托尔斯泰庄园图片展等展开合作。托尔斯泰后裔还将参观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在鲁迅文学院与当地作家、托尔斯泰作品爱好者互动。
对话现场概况：
鲁迅先生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周令飞在致辞中说，中俄两国人民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鲁迅与托尔斯泰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有着多重的相交与契合，他们的精神相联系，他们是中俄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敬、相互学习、友好交往的缩影和象征。鲁迅对俄罗斯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俄罗斯人民的伟大传统和所取得文化艺术成就曾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中国进行不遗余力的翻译介绍。托尔斯泰作为立于世界的俄罗斯文学大师，也对中国文化给予了同样的关注。
周令飞先生说，鲁迅生前曾渴望访问俄罗斯。托尔斯泰生前也曾说过：“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去中国”。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今天，我们鲁迅和托尔斯泰后人实现了两位先哲的心愿，互访了对方，这具有多么深刻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大师对话”系列活动，对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了解，祈求世界和平，将发挥积极作用。期望中俄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和拓展，成为一列长途列车，一站又一站地驶向未来！
列夫 托尔斯泰玄孙，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乌拉基米尔 托尔斯泰说，家庭联系及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是托尔斯泰最大的创作源泉之一。他的整个艺术生活使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再生，同时他也试图填补他生活中缺少的与人之间的鲜活直接的交往。他的两个祖父——伊利亚 安德烈耶维奇 托尔斯泰伯爵和尼古拉 谢尔盖耶维奇 沃尔昆斯基大公都在列夫出生前于1820和18相继去世了。母亲玛利亚 尼古拉耶夫娜当列夫2岁的时候就不在人世了，而列夫10岁的时候他又失去了两个最亲近的人——父亲及祖母别拉格雅 尼古拉耶夫娜。我觉得正是过早的孤儿生活造就了托尔斯泰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对生活和人的态度（其中包括后来对自己孩子的态度），也预先确定了其文学作品的方向。我冒险推测，当托尔斯泰特别需要亲人或者需要支持和建议的时候，他却缺少亲人。正是因为对母爱及父爱的渴望、幻想着如果父母亲还在身旁，童年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思考，都是他最初创作经验的刺激因素：杰出的中篇小说《童年》，该小说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叫做《我童年的经历》。
鲁迅故乡的高等学府——绍兴文理学院校长叶飞帆在致辞说，承办“鲁迅与托尔斯泰：跨时空对话”中俄文化交流活动是继去年“鲁迅与雨果：跨时空对话”之后，绍兴文理学院迎来以鲁迅为主题的又一项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叶飞帆说，托尔斯泰与鲁迅是两位蜚声世界的伟大作家，也是俄罗斯和中国最负盛名的现代作家，他们虽然在生前从未见过面，但是他们的心灵、思想和作品却紧紧地连结着中俄两个民族的精神和命运。托尔斯泰和鲁迅两位伟人的后人以及中、俄两国的文学研究专家在绍兴文理学院的对话活动是对两位文豪曾经心灵遇合和心灵交流的延续。
托尔斯泰纪念馆馆长、托尔斯泰玄孙媳、叶卡捷琳娜 托尔斯泰说，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雅斯纳亚 波良纳”，现如今该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俄罗斯联邦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的自然及结构整齐的建筑群已经完好无损地保存100多年了。
博物馆的收藏品共计5万多件，其中包括托尔斯泰之家和作家图书馆的物品。这些藏品都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每年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庄园博物馆的游客数量不断增长。去年雅斯纳亚 波良纳庄园的游客达到20.8万人次。
叶卡捷琳娜 托尔斯泰接着介绍了游览文物保护区、儿童节目、文化之家活动、雅斯纳亚 波良纳节、博物馆的科研工作、博物馆的分馆状况、志愿者服务以及博物馆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内容。
她最后说，如今，博物馆肯定是世界上最独特的纪念博物馆之一。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古老的庄园在其所有荣耀中的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发展。我们协调发展，纪念光荣传统、打开新的博物馆活动视野。
牛津大学讲师安娜斯塔西 托尔斯泰说，托尔斯泰、鲁迅作品在中俄两国的影响很大。托尔斯泰一生都对中国颇为痴迷，对中国经典作家的学说极为尊重。他非常注重孔子和老子作品中蕴含的道德观，正是这种对道德观的重视引发了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托尔斯泰随后一年发表的著名的《给中国人的一封信》，在信中他特别强调了他对中国及其文化一直以来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反映出中国古代语录对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信中，他写道：“一直以来，我对中国人的生活保持着最浓厚的兴趣，我努力了解中国人生活中可理解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人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书及其评注。我也读过关于中国佛教的书以及欧洲人书写中国的一些书籍。”在托尔斯泰看来，孔子和老子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他们是“真知之父”。
正如托尔斯泰被他读过的中国先贤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深深吸引，鲁迅深受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吸引。鲁迅曾指出中国的个人主义者，根本没有真心实意想“帮助穷人”或“改变现状”。正是在这一语境下，鲁迅盛赞反对战争的托尔斯泰是人文主义者， “尽管托尔斯泰是个贵族，他亲身体验过战争，感受到了战争的真实、刻骨铭心的痛苦”。
在苏联，鲁迅受到了当地作家和评论家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因此，鲁迅的很多作品也是首先被翻译成了俄文。如《阿Q正传》写于19，但仅仅四年以后，即1925年年底，其俄文译本就出版了。早在1929年，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就出版了一些鲁迅的短篇小说译本。鲁迅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社会批判和心理学视角和中国传统诗歌和散文中的暗讽、讽喻、用典和象征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
列夫 托尔斯泰和鲁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两者最明显的共通之处也许就是致力于社会变革、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志趣相投的性情。鲁迅和托尔斯泰之所以堪称伟大的文学家，是因为他们都能将读者带向充满神奇色彩的生活。
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王锡荣说，托尔斯泰与鲁迅虽然一个主要生活在19世纪，一个主要生活在20世纪，但他们却有将近30年的同时代岁月。因此，他们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他们虽然没有交集，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他们的生活、思想和作品，却紧紧地连结着这两个民族的精神和命运。在中国，鲁迅就是以他的作品引导着中国国民精神的前途，而在俄罗斯，托尔斯泰就是引导俄罗斯民族精神前途的灯火。
1904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曾经经历了一场让他一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风波，就让鲁迅第一次认识到托尔斯泰的伟大。中国著名作家刘半农曾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这说明托尔斯泰的思想对鲁迅影响很大，鲁迅对此也是默认的。
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心是相通的。鲁迅和托尔斯泰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怀着对民族和土地的深深热爱，同情农民并喊出农民的心声。他们都大声疾呼人道和诚爱，呼吁对儿童的教育。鲁迅呼吁“救救孩子”，托尔斯泰的第一部著作《四个发展阶段》就是关于人性养成的书，而且极为关心儿童教育，与鲁迅关注国民性的改造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托尔斯泰曾说：“如果我还年轻的话，一定要去中国”。他终究没能来到中国，今天，他的遗憾在他逝世105周年之际，由他的后人乌拉基米尔 伊里伊奇 托尔斯泰先生实现了。他们从托尔斯泰的故乡，来到中国鲁迅的故乡绍兴，这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托尔斯泰和鲁迅两个文化伟人的文化遗产被广泛接受和承传，象征着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时期，更象征着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走进了新时代。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王晓初说，鲁迅与托尔斯泰的有着心灵遇合。或许是源于对民族的热爱和人类解放的共同信念，几乎在托尔斯泰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同时，鲁迅在日本东京建构“新生”文化理想时便注意到托尔斯泰的思想。鲁迅的“立人”主张中，那“尊个性”“张精神”的“个人”的确与尼采的“超人”理念有更多的精神关联，但鲁迅的“人国”理想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全体民众觉醒与新生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指向又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构成了紧密的精神联系。
刘半农曾用一对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来概括鲁迅的道德文章，不仅朋友们称是，鲁迅自己也表同意。可以说，尼采的个性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及其消长起伏构成了鲁迅思想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如鲁迅自己说：“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当然“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而且“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所以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与尼采的个性主义融合的人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意志、尊严的人道主义，也就是把人从封建时代的奴隶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人。
同样出于对底层民众的关怀，鲁迅和托尔斯泰的文艺观也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托尔斯泰主张艺术为人生，重点是为“平民”，为“下层阶级”，认为只有这种艺术才可能成为“全民”的艺术，并且身体力行地倡导和践行这一文学主张。鲁迅也始终坚持“文学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因而非常认同托尔斯泰的见解，说“倘使为大众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么这文学也就决不是大众的东西了。托尔斯泰所论及的这一层，确是一种卓识”。并以托尔斯泰为例，鼓励左翼作家创作出“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教授说，当前俄罗斯文学译介与出版面临着一些困难及其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重要转型时期，形成了中国译介和接受俄苏文学的两大高潮。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与出版遭遇了大幅度的滑坡，可以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无论是新推出的译著数量，还是单本发行量，都是少得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