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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玉器风格——粗俗狂放明代统治者推翻了元代统治之后，遵唐宋遗制恢复了汉族发髻、服装及玉带(图46)。经济上经过恢复发展，到了中后期，东南城市经济发达，在苏州形成了全国性的碾玉中心、人才荟萃，名工辈出，但仅仅留下了陆子刚一位大师的名字，影响其他各地的玉器生产。明代贡奉薄来厚往，西域绿洲诸部落首领与边关勾结，进贡次玉、劣玉骗取厚赏。明代玉器在其初期(图47)与元代洗练生动的风格近似。进入中期，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士庶工商的实力增长，其首饰、用具、文具、器皿也往往用玉制作。到了晚期。城市富商巨贾及文人士绅便大量地使用玉器，堪与帝王玉试比高低。此时玉器的仿古做工继续上升，时尚玉器也极其繁茂，还刮起了一股玉器镶嵌宝石之风，增添了豪华富贵气(图48)，反映帝王和士庶愿望祈求吉祥的各式玉器也广为流传。代表文人情趣的古色古香和清幽澹泊的玉茶具(图49)、玉文具则是独辟蹊径、别具一格。适应商品生产的要求，粗俗、减略、狂放、怪诞之作也不乏其例。明代古玩收藏之风渐炽，古物供不应求，促使伪古玩、伪古玉的制造销售泛滥成灾。概括而言，明代玉器做工变化多端，其早期为宋元玉器的遗绪，中期始向明代风格过渡，至其晚期形成了粗俗、狂放的风格。这反映了玉器进一步商品化并作为高贵商品进入市场之后出现的变化和扭曲。清代玉器风格——秀雅工整
清代是发迹于黑水白山的满族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入关后他们以奉明正朔为借口，联合蒙族，笼络汉族士大夫，统治着广大汉族和各族劳动人民，满洲贵族跑马占地，迫使广大汉族农民无家可归，衣食无着。清初朝廷纠正了跑马圈地的错误政策，实施增殖丁口，永不加赋，修养生息的政策，缔造了达百年之久的康乾盛世。康雍至乾隆二十一四年(1759)间，因准部统治者作乱，昆山玉路阻塞，影响了玉器制造业的正常发展。从流传下来的康熙年间玉器来看，碾工精致、古色古香(图50)。雍正年间的玉器(图51)很少，仍可以看出与康熙时期玉器略有变化，如器胎作薄，工整秀美。乾隆帝独钟玉器，即位后便命玉工碾琢仿古玉(图52、53)、玉器皿(图54、55)和玉陈设(图56、57)。乾隆二十五年(1760)回部开始每年向朝廷进贡和田玉4000斤，从此玉材渐丰，私运和田玉至京苏等地者无算。以乾隆四十年进贡六块大玉，共重二万余斤及后来的9000斤大玉。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琢成大禹治水玉山(图58)为标志，说明姗姗来迟的清代碾玉业高潮终于降临了，并放射出璀璨的光芒。痕都斯坦玉器相继传入内廷，受到乾隆帝的青睐，痕玉形饰影响了当时的宫廷玉器(图59)和苏扬玉作。乾隆玉器可分为为仿古和时作两大主流，在工艺上集历史大成，做工一丝不苟，精雕细刻，玉质美和雕琢美和谐统一，形成了秀雅工整的风格。嘉庆之后无不以乾隆工为其楷模，但至同光时期，重建的苏扬玉业虽已部分复苏，但无法恢复其昔日光辉，惟北京玉坛并未遭到破坏，因其工艺不佳，也难以达到乾隆玉的水平，但其可贵之处则是保存了20世纪中国玉器大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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