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将司马错在战国史上是个重要人物。他三次率军伐蜀,完成了秦对巴蜀的军事征服。更重要的是,他是秦国“浮江伐楚”战略的提出者和组织实施者,曾三次指挥大规模的“浮江伐楚”战役,把平静沉寂的三峡地区变成了喧嚣的战场达40年之久。
秦孝公时(前361-前338年)已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但公元前3才由司马错把它发展为“浮江伐楚”战略。《华阳国志》载司马错的论证:“(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短短几句,勾画出用蜀财、巴卒、川峡之水,避实击虚,出奇灭楚的前景,打消了秦惠王在伐韩还是伐蜀上的犹豫,“卒起兵伐蜀”(《史记·张仪列传》)。而伐蜀是司马错“浮江伐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次“浮江伐楚”战役紧接在第一次伐蜀后展开。《史记·秦本纪》载:“司马错伐蜀灭之。”《华阳国志》载:“司马错自巴涪水(今乌江)取楚商於之地(今湘西鄂西一带)为黔中郡。”
第二次“浮江伐楚”战役的准备更充分,规模更大。公元前3,秦武王命司马错第二次伐蜀(《秦本纪》);司马错平叛后在巴蜀集结人财物力3年,在公元前308年“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
第三次伐蜀后没有随之发动“浮江伐楚”战役。这是因为秦重新把主战场移往黄河,打击魏国。司马错也转移到黄河战场作战。直到公元前280年秦全力击楚,同时开辟汉水和峡江两条战线,“浮江伐楚”战略与“渡汉伐楚”一起启动,才“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拢之”(《秦本纪》)。
此后司马错不见于史。3年后即公元前277年进行第四次“浮江伐楚”的是秦国的蜀守张若。是在“渡汉伐楚”的秦国主将白起指挥下进行的,只是秦“渡汉伐楚”战役的一个侧翼而已,与司马错设计的出奇制胜的“浮江伐楚”战略已相去甚远。
由此可知,司马错雄心勃勃的“浮江伐楚”战略最终还是未能达到目的。随后,他本人也在政治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司马错“浮江伐楚”战略的失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浮江伐楚”是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的战略,然而从公元前3到公元前277年前后达40年,三次“浮江伐楚”均未突破楚国镇锁峡江的巫郡,秦军始终在原地踏步,空耗了大量人财物力,给巴蜀以沉重的负担,却未达到出奇兵制胜的预期目的。第二,第四次“浮江伐楚”战役,巫郡终为秦所有,但这是秦军“渡汉伐楚”取得决胜后,在白起指挥下从长江上下夹攻所致。因而这是“渡汉伐楚”的胜利,而非“浮江伐楚”的结果,最终证明了“浮江伐楚”战略是失败的。
“浮口伐楚”战略失败的原因,在于司马错低估了巴山峡川的险阻。他可能研究过巴蜀史地与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故而是秦的巴蜀军事专家。但他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巴山峡川不但不是战车和骑兵的驰骋之地,而且也无百舸争流的水域。纵有战卒十万,战船万艘,他那一战制胜、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在当时的三峡毕竟不太现实。
此外,秦国统治集团内的明争暗斗,特别是对秦国重大决策举足重轻的张仪,更给他添了麻烦。张仪是主张伐韩临周挟天子以令天下的,结果却输给了司马错的“浮江伐楚”战略,心中一定不服。故司马错第一次“浮江伐楚”失利后,张仪即引秦国走“渡汉伐楚”的路。公元前3,他到楚国骗楚怀王与齐国断交,次年又激怒楚怀王仓促发兵,与早有准备的秦军在汉水支流丹江上游激战,结果楚军8万被斩首,楚汉中郡也为秦所有。但汉水是楚国正面,当时楚实力尚强,面对楚倾国动员,秦不愿作两败俱伤的决斗,愿分汉中之半与楚停战言和。张仪为平息自己惹的祸,以“浮江伐楚”战略为筹码,先提议以秦商於之地交换楚黔中地,暗示秦已在峡江开辟战场;然后再到楚,把司马错的“浮江伐楚”战略和盘托给楚怀王。楚国此时的战线由泗水、淮水拉到了汉水,已嫌过长,不敢与秦在汉水和峡江二面作战,张仪达到了议和目的。但司马错精心策划的“浮江伐楚”战略已大白天下,就虚不虚、出奇不奇了。楚必定加强峡川防御和对黔中的争夺,这就更增加了司马错的困难。
此后不久,张仪受蜀相陈壮叛秦的牵连被秦驱逐,秦武王伐韩临周与“浮江伐楚”并举,司马错二次伐蜀后又二次“浮江伐楚”,但由于前述原因,第二次“浮江伐楚”又无功而返。公元前304年,新登基的秦昭王与楚怀王盟约,把上庸(今湖北竹山一带)归还楚国,秦军主战场移回了惠王决定伐蜀前的黄河流域。
“浮江伐楚”战略最终失败了,但它的实施却给了三峡地区的历史以重大影响。默默无闻的“蛮荒之地”三峡地区成为秦楚争战主战场达40年,向世人撩开了它的面纱,此后仍是秦楚继续争战之地。《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拢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史记·六国年表》:“秦所拢我江旁反秦”,“楚人反我江南”。三峡地区作为战国七国争雄的战场之一,被司马迁载入了《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