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郁中挣扎的孩子
12月1日,著名华人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因抑郁症在斯坦福大学跳楼身亡,终年55岁。他在物理界成就可谓无人能及,几乎包揽所有重量级奖项: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学奖和富兰克林奖章。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奖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
他攻克了学术难关,却没敌过抑郁症的折磨,选择以这样一种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因抑郁症而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名人不在少数,张国荣,跳楼身亡,梵高,开枪自杀,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过世……更不计其数的是,还远有很多普通人,也同样饱受这一病症的折磨。
20个孩子患抑郁症
休学在家的家庭
而今天,我们聊聊一个“特殊”的群体--20个因抑郁症休学在家的家庭。这些孩子在病前很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愿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诉求只剩下“希望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而在抑郁中挣扎的孩子对父母说,“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做一个最真实的中年人。”
13岁的谭谈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还能轻快地落在黑白琴键上。
她走到旅社吧台前的电子琴旁,弹出一段旋律,又放声吟唱歌剧……嘈杂的人声顿时静默,所有目光都被这位染着金色短发的少女吸引。
过去休学半年间,让家中钢琴再无声响,这是谭谈对母亲最直接的反叛。因为弹钢琴,是她童年时由名校博士毕业的母亲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
琴声乐声相伴的美好场景背后,其实在场老少有着共同的焦灼……
媒体采访了一个旨在帮助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组织,跟随了他们一次线下活动。让记者吃惊的是,8个微信群家长全部满员,数量之多,揭开了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现实处境的冰山一角。
孩子不是叛逆
是病了
11月21日上午的讲座
黑压压房间坐满了家长,却很少见到孩子。孩子在哪儿?父母们平静地解释 :“还在睡。”晚起之所以被谅解,因为这属于孩子们的病态表征,也是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
下午,来听讲座的孩子渐渐多了,可他们听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就像中学课堂里坐在最后一排捣蛋的孩子。但事实恰恰相反,记者发现这些孩子有着惊人的相同点:他们在病前大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
19岁的韩青在分享环节自称是个“逃兵”——来杭州入住后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学学生食堂吃饭。距食堂门不到100米时,她扭头逃走。“我没办法走进去……”原本成绩优秀的她现已休学3年,却始终放不下考个好大学的念头。因为这种灰心,她不久前吞服安眠药试图自杀。
袁然然被父亲喊起床后,百无聊赖地坐在青旅客厅最后一排沙发上,用宽大外套罩住双手。“暴食一个月,重了10公斤。”她语气猎奇,仿佛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这位明艳的女孩患有严重的进食障碍:因为失恋而暴食,又因为暴食后担心发胖而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
晚餐时间,父亲老袁总是热情动员女儿陪他去吃饭,一旦女儿拒绝,他就陷入焦虑,因为女儿午夜可能躲在无人角落暴食……
大部分讲座时间,16岁的浙江男孩陈浸都在沙发休息区,和父母若即若离。陈浸人高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来最健谈,似乎总在帮身边的小伙伴答疑解惑。他常常为一位因有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的女孩拍照,不断告诉她:“看,多好看!”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我爸妈觉得我有很大问题。”陈浸耸耸肩,一派轻松模样。
成绩优异的陈浸,忽然有一天宣布不再上学,因为“没意思”,之后不仅情绪有异,身体也会疼痛。短短几个月,他学会抽烟喝酒,父母无力阻止:父亲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时给他一支烟抽,母亲只能在他需要时和他一起喝酒。
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家庭秩序变得渺小。
16岁的万言遭遇过校园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学曾把她逼到厕所墙角后,伸出小刀对着她的脖子。糟糕的情形持续到万言念初二时,她再也无法走进学校。“我真的很后悔,最初以为她只是青春期厌学情绪……”万言的母亲现在终于摆脱了最初的自责。
一位母亲直至女儿休学,都以为是女儿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儿手上有拿小刀划过的10道自残伤疤。“我试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划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识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这母亲说。
认知疾病,对于这群曾经优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长一样困难重重:许多孩子在被确诊前拒绝就医,在确诊后也拒绝服药。万言休学后在贴吧上建了一个“我要当大神”的小号,她每日反复关注小号有没有掉粉。获得关注,成了曾经作为学霸的她现在精神世界的寄托。
“帮助无法正常上学、社会适应较弱、自救意识不强的初高中学生,正确认识抑郁,改善亲子关系……直至顺利复学。”这是活动初期主办方立下的目标。可记者发现,少有父母将“复学”作为直接诉求。
“希望孩子来这里交几个朋友,当个快乐的普通人……”这样的回答,在这群父母中几乎成为标准答案。
中国父母的两面性
敌意和爱意
第二天晚间孩子专场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被鼓励挨个发言,主题围绕“你期望爸爸妈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你做些什么?”“我真的不怪他们了,就像是我养的猫,它饿了我拿质量不好的火腿肠喂它,但不知道这会让它丧命,我只是不想让它饿……”一位女孩在座位上泣不成声。
她说起自己曾经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患过肿瘤,病痛来袭时,她勉强支撑着到母亲教书的教室门口求救,但不知情的母亲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这儿。”
陈浸回忆时带着平静的笑意,“我妈妈头脑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笔投资。我上初中时,她反复比较了两所中学的收益回报,然后,哈哈……”
“我和我妈妈关系一直不好。”韩青低垂着头,停顿了一会儿。她曾经劝父亲离开母亲,“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绝了我这个想法……”
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韩青正在调整药物,母亲一直陪伴在侧。她对母亲的负面情绪正在消退,因为她看到了强势的母亲逐渐变得柔软。“我想或许我自己很难一下子变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关系能够变好。”韩青说。
指导老师梁辉把这句话带给了韩青的父母。那位强势的母亲落泪了,“女儿病后,我常常对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义当逃兵,其实是我不敢面对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
有时,敌意和爱意,或许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知道我应该恨我妈妈,但恨不起来。我变成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因为她。”从小跟着母亲在美国长大的谭谈,回国后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成绩保持在年级前20名。她擅长钢琴、歌剧,有上千本的图书阅读量,在同学们眼里是“完美人设”。
她却说,因为母亲,她没有童年。“她是名校的博士后,踌躇满志却有很多遗憾,我就是她消除遗憾的工具。而且在我病后,我妈妈无坚不摧的权威形象被她自己亲手毁掉了。”母亲变得无所适从,这是谭谈更加恐惧的。
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孩在发病时特别爱去超市的儿童玩具柜台——这是他唯一的快乐记忆,源自幼儿园时期。自从父亲接管教育大权后,嘴边只有一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男孩在中考前一个月向母亲求救:“如果爸爸再看着我做数学题,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
一名因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很胖”的漂亮女孩,盘旋在脑中的是童年时母亲对她“是个胖姑娘”的日常调侃。
一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孩依旧清晰记得,3岁时因为惹怒母亲被反锁在阳台,直到她假装昏厥才被放出;童年时父亲常在公共场所把她打倒在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这就是我想对父母说的。”女孩说完低垂着头。志愿者递来纸巾,她拒绝了,坚持说自己没有眼泪。
原本以为,这次“控诉大会”会以冷场告终。“报名表上,我看到父母为孩子写下性格内向的占了大部分,事实却相反。”指导老师梁辉亦有同感。
在大多数家长看来,梁辉“说话很直,有时让人消化不了”。而在身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梁辉看来:善待学生,敲打鞭策家长,才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赎”方法。
梁辉的话让家长们沉默了:你们所感受到我刻意释放的攻击性,或许仅是你孩子曾经承受的你的攻击性的1/10。
妈妈
请你做一个真实的中年人
几位家长提议孩子们建一个没有家长参与的交流群。但之后的补充坏了事:有家长建议邀请一两位在场老师参与其中。
“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这不就是监视吗?”一位女孩生气地说。
“接纳”和“改变”已经成为这些家长的高频词汇,毕竟家庭环境“出错了”,孩子病了。然而,纠正的道路,并非尽能如愿。
活动进行一半,一位母亲依旧无法把女儿请出房间--孩子们都相约去逛街了,女儿还在房里昏睡。
像往常一样,她遛弯、跑步、深呼吸调节情绪,再度请孩子起床,女儿的拒绝将她又打回谷底。
学国学、健身……她几乎遍尝,依旧陷入死循环——她和颜悦色,女儿愤怒反抗,她强行调节焦虑……
其实妈妈的和颜悦色,并不是放下,而是焦虑。女孩儿表达活跃,却在母亲介入聊天时,迅速萎蔫,一言不发。妈妈接受建议,在孩子的成长上,进一步撤退。
当晚,这位母亲主动告诉女儿:从今天开始你服药,我不再递给你。女儿欣然接受,并在当晚弄清了药物资料。
服药自主权下放后,她发现女儿变了。女儿不慎崴了脚,却还是要和小伙伴参加次日的集体活动。尽管第二天女儿没有兑现承诺,这位母亲依然觉得:这是好的开头。
放手与否的矛盾,几乎如影随形。
在餐厅里,韩青主动提出想要负责点菜,母亲愉快地一口答应。但韩青说出的好几个菜名,都被母亲否决了。
用餐时,韩青的母亲主导着各个餐盘的摆布,还勉力往韩青碗中送去她觉得有营养的菜,可韩青被其中一块辣椒呛到咳嗽,母亲变得慌乱……
陈浸的母亲方捷也自称不焦虑了,因为“孩子已经好转”。陈浸情况最糟时,曾在一次母子争吵后,大声喊出:“我要杀了你!”
一家人在无可奈何之际铤而走险:顺应陈浸心愿,让他搬出去独自居住。父亲在获得他允许的前提下去照顾起居,母亲偶尔探望,夫妻俩从不在那里过夜。陈浸外出独自居住的4个月里,方捷报名学习心理学课程。终于有一天,陈浸开口说想搬回家里住。
方捷记得一个儿子归家后的画面——母子俩平静地并排坐着喝酒,儿子突然说:“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我极度缺乏安全感。”方捷心痛而欣慰,起码她重新成为了儿子情绪的出口。
然而,方捷的内心或许没有自己所想的那样无懈可击。
活动最后一天下午,陈浸消失了。方捷打不通孩子的电话。好不容易接通,孩子懒懒地说:在吃饭,希望一个人安静。方捷说:早点回来。
电话挂断后,方捷询问下得知,昨晚交流会,陈浸或许是因为某个孩子的发言引起共鸣而情绪波动,上半身不住战栗……听罢,方捷和爱人决定去找孩子,确认孩子无恙后,悄悄折回。
为人父母的尺度,对于这20个家庭而言,是需要精准拿捏的话题。答案,或许就在每一位孩子心中。
每次万言的母亲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万言总说:希望你做自己。
什么是“自己”?万言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再做那个高高在上的家长权威,也不要再做那个因为孩子病了就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做一个最真实的成年人。
我愿意成为女儿攻击的目标
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今年,韩青独自去成都参与一个实验性的“复学计划”。复学,难以坚持,调整再复学……她勇敢地在这个困顿的循环中不断尝试恢复社会功能。
但在父母面前,她轻描淡写,举重若轻。
就像一位曾是重度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所说的,“这个战场血流成河,但除了我没有人能看到。”
而转头看看家长们的推断--“孩子认知疾病能力不足,自救意识不足。”这是抑郁症孩子父母们提及最多的。
真实情况恰是反面。记者留意到一位女孩提了一个专业问题:青少年单相抑郁症转化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概率是否真的很高?显然,女孩在思索自己疾病的未来。
记者与陈浸沟通时得知,得病后的几个月,他偷偷阅读《变态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他想知道对人友好的他对待生活的恶意究竟从何而来。
韩青和万言也在尝试着寻求认知行为疗法等自我解救的道路。
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所给予的最好帮助,或许仅仅是“陪伴者”的本来含义。
袁然然又“失踪”了,回青旅时带着好几件新衣服。她和老袁解释:这件是给老妈的,那件是给外婆的……
老袁看着女儿,这次没有责备——虽然这又是一次女儿释放压力的疯狂购物,但这是她很难得的一次为家人采购衣物。
距活动结束还有1天时,袁然然打算提前撤退,这次她没有不辞而别。她告诉了老袁,希望父亲和她一起回家。老袁尊重了女儿的想法。临走前,老袁摸着女儿的头,玩笑似地说:早知道女儿会因为失恋发展出心理问题,就应该教教她怎么谈恋爱,而不是一直补文化课。
20个家庭之中,另一对父女组合是谭谈父女。有人问起她母亲为什么没有同来,她的答案都是:妈妈工作太忙,她也很难因为参与这些活动被改变。
实际上,就在活动结束前那晚,从未在群里发言的谭谈母亲写下一段长长的话:“我很高兴孩子能利用这个机会有个情绪的出口,有个公共场合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我愿意成为我女儿攻击和推倒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这位未曾露面的母亲道出了缺席的真实原因。她觉得自己仍有控制孩子的心理,因此自发离孩子远一些。
彼此多一些信任,究竟会怎样?
万言的妈妈在女儿病后开始“追星”,追的是年逾五十的郑伊健。她带着女儿一边四处求医,一边在各个城市机场体验粉丝接机;女儿也常常帮母亲所在的粉丝团发布推文。母女俩把看病过程视作“游历”。
活动最后一天,陈浸破天荒早起。他见到记者,欢喜地伸出手,想要击掌。
活动结束后,陈浸对父母提出:想在杭州再逛逛。等父母回家一天后,他也顺利归家。母亲方捷在群里留言:返程时其实已经没票了,我们在家坐立难安,但陈浸顺利说服了火车站层层关卡的检票人员,上车补票。看来他比我们想象中强大很多!
活动结束3天后,陈浸又独自出发去湖南听张嘉佳的讲座了。孩子告诉母亲,自己喜欢像他一样的丰富人生。那一刻,方捷坚信:“我的孩子不是病人,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探寻生命的意义。我要慢慢走,陪他看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