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含义，在今天还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古人读书的方式。它们是：诵、录、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
古人的背诵能力让我们大吃一惊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
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那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拿出自己的行卷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宫。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许多，则肯定是事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晋身之路。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于今天的人们。
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用以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个意思。
举苏东坡为例，有一个夜晚，他在《赤壁赋》中提到过的“雪堂”内，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即反复咨嗟叹息，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就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寝，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
所以，成诵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司马光藏书万卷仍经常动手抄书
“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这与记诵类似。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录”的一义。
“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差错，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种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决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进行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此后，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翻刻的，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据《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