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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古玉探析（二）

时间：2019-08-29 10: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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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古玉探析（二）

新石器时代后期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加大，有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多带来的内在原因，也有气候变化等外在原因。根据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物候记录，对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作了系统的研究，将历史时期划分为明显的四个温暖时期和寒冷时期。纵观中国古代史，曾屡屡发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和入侵而引起的民族矛盾激化和战争，最终导致民族文化大融合。究其原因，学者们见仁见智诸说不一。然而，当我们把历次北方民族大迁徙与历史上几次寒冷期发生的时间相对照时，即可发现二者之间有惊人的重合。

渭水流域全新世古环境变化的研究表明，约从距今5000前后开始，气候逐渐向干冷方向转化；大约在距今4000前后，气候就已逐渐变的干凉。与这一气候变化相适应的是，分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齐家文化，由于气候干冷使得农业生产难以为继，逐渐向游牧经济转化。到了商周时期，这一地区已成为游牧民族──西戎的主要活动区域。

西周初年，发生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寒冷期。周孝王时，秦岭之南的汉水两次封冻；幽王时，西北诸地积霜。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周文化层的孢粉分析也表明，当时周原一带的植被以耐干冷的蒿、藜等为主，当时气候已变的十分干冷。位于西北更为干冷地区的游牧民族在环境的压力下，开始不断地向东南迁徙，这种结果造成戎狄屡次寇周，与西周发生冲突和战争，最后导致平王东迁。东周时，戎狄进一步内迁，“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形成了“戎逼诸夏”的局面，也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发生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寒冷期。公元250 年的曹魏时期，曾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晋代时，年平均气温要比现代低1 ～2 ℃，而一个地方的年平均温度若低1 ℃，就等于把这个地方往北推移 200～300 公里。又据研究，这一时期史书记载的暴寒大雪就达103 次，大旱记录198 次。

自古以来“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经济，由于对自然界的水草等有着无法挣脱的依赖，而温度、降水等是左右这一经济的主要气候要素。显然，气候的恶化使游牧经济陷入严重困难而使人们难以生存下去，最后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举族入塞南迁，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局面，形成了历史上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

早先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很少佩用玉质装饰品和享用玉器，而齐家文化的玉器数量猛然增多，并且增加了新的玉石器品种和样式。如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的器形，就可能是由远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传播过来的，属于传播输入移植型玉神器。很可能是在公元前4300年——4200年，由于洪水泛滥、海水倒灌、水平线提高，良渚文化区域遭到不可抗拒的严重洪灾，而仓惶出逃奔向四方，其中一支带着玉神器辗转流离，终于到达西北黄土高原，落脚之后将琮璧玉神器及其巫术文化一起传给了齐家文化地区。至于其传播线路，迄今可知的也就是从余杭至安徽合肥肥东区、甘肃东部天水师赵村(齐家文化墓葬，出土一琮一壁)、静宁后柳沟(四璧四琮祭祀坑)等几个点。估计良渚文化群体向西北传播可能是从余杭出走至合肥经河南、陕西到达天水，也可能经历了非常曲折的甚至迂回的路线方到达了齐家文化区域。

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有着多元而又一统的特性，玉器用料除了因地制宜，也有跨地域获取玉料的现象，但是他们劳心费力要获取的一定是自认为最好的美玉。这种付出不仅要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也要考虑到路途的远近。但是因为巫玉特殊的历史作用，部落之间因为抢夺玉石发生的战争可能屡见不鲜。同时，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史前玉文化的发展跟新石器晚期的各部落争霸（五帝时代发展、扩张），以及古国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关于五帝时代的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约当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时期，即约为距今5500年前至距今4100年前（注解10）。一种意见认为约当龙山文化时期，即约为距今5000年前至距今4100年前（注解11）。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仰韶文化晚期社会文化面貌确实有了较大的变化和进步。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的901号大型建筑，建筑面积达290平方米（注解12））又如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等。（注解13）。）这些考古表明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出现了较大的部落联盟，甚至在五帝中前期就已建立了最早的古代国家。大地湾大殿堂的出现说明中国古代确实经过了军事民主制阶段。据此，笔者认为五帝时代约当考古学上的马家窑文化时代。五帝时代又可以分为早期、晚期两个阶段。早期包括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约当马家窑文化早期，其时间约为距今5000年前至距今4500年前。此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的主要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晚期包括尧、舜、禹时期，约当马家窑文化晚期，齐家文化早期，其时间约为距今4500年前至距今4000年前。此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的主要是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地区的良渚文化，五帝时代早期正处于繁荣时期，在五帝时代晚期则已衰亡了。

根据《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黄帝时期的主要大事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和炎帝起源于西北地区，距今4200年前后，由于受到气候变冷、洪水暴发等原因，皇帝集团开始了迁徙，其中的一支轩辕氏主要居住在今河北省北部（包括京津）长城一线（注解14）。蚩尤乃东夷的一支九黎的领袖，主要居住在今山东省西南部地区（注解15）。）据《五帝本纪》，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为暴”。从考古发现来看，大汶口文化有拔牙和口含石球等习俗，而《龙鱼河图》记载蚩尤“吃沙石子”等。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大汶口文化有可能是蚩尤等东夷的文化。又根据考古发现，五帝时代早期，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很强大，从山东向河南中部乃至西部地区扩张（注解16），这可能是蚩尤侵凌炎帝的反映。由于炎帝向黄帝求救，于是发生了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境（注解17）。最后黄帝擒杀蚩尤，此后黄帝和炎帝之间又发生了阪泉之战，这是黄帝和炎帝之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最终获胜的黄帝不仅巩固了领袖地位，使其权力获得认可，也使中国古代王权开始了萌芽。经过涿鹿及阪泉两战，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酋邦，不仅规模和地域空前广大，而且在其内部已经不是过去的平等关系，而是黄帝居于其它部落之上的军事联盟。黄帝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各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的统一。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许多地区的玉文化呈现出一同性。

四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原料的鉴定

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在我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中玉器逐渐多了起来，杨晶先生把我国史前玉器遗存分为北方、黄河中上游、海岱、长江中下游、长江中游和华南六个地区（注解18）；杨建芳先生将其分为辽宁—内蒙、山东—苏北、江南、江淮、江汉、西北六个玉文化板块（注解19）。本文根据近几年来专家对出土玉器玉质的鉴定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区域：

(一)、北方地区：包括今东北三省、内蒙古赤峰市等。出土玉器的主要文化古遗址近50处，共出土玉器（包括征集在内）大约400件。地质科学院闻广先生鉴定了其中的102件玉器，其中闪石玉78件，所占比例为76。5%。经进一步考察、鉴定，北方玉器玉料以闪石玉为主，主要玉质来源于辽宁闪石玉。

经科学检测：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新乐文化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均以闪石玉为主，约占全部玉器的80%以上。从质地、色调、光泽几个方面看，两个考古学文化使用的闪石玉料十分相近，均以黄白色、黄绿色为多，在已考察过的大汶口文化玉器中，这两种色调的玉器占全部闪石玉器的80%以上，另有少量玉器是白色、黄色和墨绿色（注解20）。其原料都来至于辽宁闪石玉。

(二)、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太湖流域和江淮地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出土史前玉器较多，最重要的文化遗址有浙江余杭县反山、瑶山（注解21）、上海市福泉山（注解22）、武进县寺墩（注解23）等。其年代距今约5300-4300年。安徽潜山县薛家岗及含山县凌家滩两地出土玉器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

1、安徽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玉料，目前经过鉴定的仅有含山凌家滩遗址。该遗址出土玉器600件。198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其中6件玉器进行了鉴定，化学成分明显不同于新疆和田玉。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对凌家滩古玉进行了矿物学研究，结果表明：主要为透闪石矿物，含有微量的黑灰色细粒铬铁矿、磁铁矿、石墨。此外还有少量的绿泥石、石英和褐铁矿，风化部位比新鲜部位含量多。还有一些专家利用不同的仪器进行了鉴定，其玉质呈粉白色或白色带蓝色斑点，蜡状光泽，硬度5-6。凌家滩出土的玉器原料有闪石玉、蛇纹石玉石、玛瑙、水晶、石英、玉髓等，以闪石玉为主。

2、江苏、浙江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约距今5900-5200年；良渚文化约距今52200-4000年。闻广先生对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14件出土玉器进行了鉴定：其中9件为闪石玉，其显微结构明显不同于新疆和田玉、辽宁闪石玉。8件闪石玉出土于良渚文化，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人们认识玉利用玉的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闻广先生利用同样的方法对福泉山、崧泽文化出土的31件玉器进行了鉴定，其中17件为闪石玉。地质学家郑建先生从1977年开始，先后对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等地出土的51件玉器进行了鉴定，其中49件为闪石玉。

虽然，这一地域发现不少蛇纹石玉石，也找到了生成闪石玉的条件，并根据记载找到了一些琢玉地点，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闪石玉的矿源。这一地域闪石玉原料极有可能来至于其它地区。

(三)、长江中游地区：包括四川东部、湖北及湖南北部。大溪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约4900-46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石家河文化属湖北龙山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玉器主要发现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时代可以肯定的主要有湖北钟祥（１９８１）、天门肖家屋脊（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和江陵枣林岗（１９９１）等几处遗址。北京大学考古系吴小红、赵朝洪等选择了肖家屋脊遗址５块玉料进行了科学鉴定，特别是采用ＴＩＭＳ（热电离质谱）技术进行了铅同位素的测定。由于一些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得化学分析效果不理想，但笔者认为从微量元素分析中发现有Ｃｒ、Ｃｏ、Ｎｉ看，闪石玉不可能来自新疆和阗，因为和阗玉不含这三种元素。不过吴、赵二位指出：“可以说很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微量元素组成和含量的变化，不仅仅是产地因素。可以说利用微量元素来判断产源是一种不现实的方法。”

由于“铅同位素比值原则上只受地质因素的影响，而基本上不受后期其他变化的影响，可以说它的抗干扰性是很强的。用铅同位素方法来研究玉器的产源较之微量元素方法应该是比较有效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结果，基本排除肖家屋脊闪石玉料来源于岫岩，反而同独山玉的铅同位素归在了一起。古时独山玉是否有闪石玉，尚需证明。总之，目前关于石家河晚期闪石玉的来源问题，尚无定论。目前该地区也没有发现玉矿资源。

(四)、华南地区：包括台湾、广东和西藏。年代距今约5500-4000年。玉器的玉料来源目前暂时难以确定，有可能来至于台湾丰田、西林一带。

(五)、黄河中上游地区：包括陕西、山西、甘肃、青海等省。黄河中游主要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约7000-6000年。该地域出土玉器玉料经研究和鉴定的有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陕西龙山文化以及大地湾文化和齐家文化。

1、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出土的玉器经闻广先生鉴定：其中闪石玉98件，似玉的煤石433件（包括大理石、蛇纹大理石、含镁质大理石、蛇纹石、叶蛇纹石、滑石、白云母、绿松石等，其中大理石、蛇纹石最多，将近三分之二），此外，还有散落的绿松石镶嵌饰片900余枚（注解24）。闻先生认为：“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大部分墓葬未用玉，而用玉者也夹杂有假玉”（注解25）。

2、陕西龙山文化出土古玉器经钱宪和先生研究后认为：这一地区的玉质与齐家文化的玉质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特别是具有类似的沉积岩结构及岩理，玉材质地比较细腻。颜色有青、黄绿、灰绿、墨绿等。

3、谭立平、钱宪和两位专家对齐家文化出土玉器有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钱宪和从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次生变化出发对玉料进行研究（注解26）。钱先生指出：“齐家文化古玉器，玉材多为青玉、青白色或墨玉。青玉常呈青绿或青灰色。经拉曼光谱鉴定有相当分量的器物是由蛇纹石组成。此外在器物中还有墨色、墨绿至灰绿色。”齐家文化块状器物之玉材，多为组织均匀细密之青玉，颜色多暗绿。片状者多为组织极致密，颜色多为乳黄、乳灰绿和极细腻之青白、青玉。玉质除极为细腻外，常带有明显的多种沉积结构：如不规则结核状岩理、内碎屑岩理、及状似藻纹层灰岩结构之玉材。由于玉材细腻致密，作片状切割时不会破裂。潭立平对齐家文化出土的古玉器和可能为齐家文化玉源的临洮玉进行了科学检测，齐家文化的古玉玉质和临洮玉虽同为闪石玉，但是二者成分不同。由于闻广发现的临洮玉是在河床上捡到的，露头尚未发现，不知道其玉源，因此齐家文化古玉玉材是否来源于临洮玉仍是个谜。

仰韶文化是分布在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的一种考古文化，自１９２１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以来，考古遗址已达１０００多处，经科学发掘的只有十几处，除个别遗址出土个别玉器（南阳黄山独山玉玉铲、高塘村双孔玉钺、淅川下王岗绿松石耳坠及项饰、郑州大河村玉璜玉环、洛阳锉李及偃师玉璜、济源长泉玉璧、南召二郎岗玉璜玉坠等）外，出土较多的要属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遗址，共出土随葬玉器２６件。这２６件玉器分藏在龙岗寺文管所、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考古所３个单位，尚未进行统一鉴定，仅有陕西考古所藏的３件玉铲和１件玉刀，由西安地院珠宝研究室王珰荣女士和王崇礼先生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除１件玉铲是蛇纹石玉外，其它３件均为闪石玉。关于其玉料来源问题，陕西省考古所魏京武先生认为：“直至目前汉中盆地及其附近尚未发现玉矿”，因此“可以推测龙岗寺遗址出土的玉器原料产地很可能是四川汶川。”但是另据一些玉器研究专家观察，特别对乳白色玉铲的观察，认为很可能是新疆和阗玉。魏先生最后认为：“龙岗寺遗址这批玉器的原料产地大部分出自较近的四川汶川，也不排除个别玉料出自几千公里以外的和阗。”（注解27）仰韶文化闪石玉玉料究竟有无来自新疆的和阗玉，一直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凌家滩是中国史前（距今约５３００年）玉文化发展与制作中心之一，比同时代其它玉文化中心来得先进。玉器质地的种类极多，主要有闪石玉、蛇纹石玉、石英、玛瑙、玉髓、绿松石、煤精等。台湾大学林洒滨、陈正宏及钱宪和先生和周述蓉女士等对其中的闪石玉作了矿物学的研究。“从玉质所显示的沉积层纹（变余沉积构造），因玉质不均匀而呈现之斑晶，及玉质均匀造成的均匀白化等特征来看，凌家滩古玉之玉质与余杭地区、宜兴地区、上海青浦地区良渚的一些玉器的玉质有相似的地方。”（注解28）

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研究员，对良渚文化玉器的玉质做过不少鉴定和研究。闻先生指出：“良诸文化所用特征玉料，是具有斑杂构造的软玉，其中的‘晶体’与基质一样均已软玉化，仅只保留接触变质作用生成的晶体外形而已，反映了生成轨迹。”（注解29）

２０００年８月，台湾地球科学研究所黄怡祯先生与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钱宪和先生等，在南京贺云翔、汪遵国先生等的配合下，对宜兴地区、南京丁沙地一些良渚文化玉器及玉器残片，作了观察鉴定及分析，同一般所见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玉质相似，“与和阗玉料的玉质相比不相同，和阗玉由粉晶组成，质不纯，常见杂质。”通过拉曼光谱分析与研究后“发现古玉器物白化部分及原来的玉料或新鲜部分组成都是一样的。”（注解30）早在１９９２年口头讨论时，“闻广以为梅岭玉为良诸玉来源之一。良渚玉所含Ｎａ２０及Ｋ２０之和，如果大于０．８０，可以考虑来源为小梅岭。

至距今４５００－４２００年，夷玉、越玉两文化板块相继衰落，夷文化亚板块中继少昊（大汶口文化）玉文化的海岱龙山玉文化崛起。有人认为其玉料来源泰岱地区，其玉材即那里所产之“怪石”。但是经考证，这些“怪石”为蛇纹石玉石，那里的闪石玉石是那里来得成了谜。华夏陶寺玉文化亚板块无玉矿资源，其采玉必须跨界到相邻的玉材产地，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玉料，当然也不排除以武力掠夺。齐家玉文化亚板块玉名“球琳”，（注解31）其玉料资源最为丰富，分布极广，由西北至东南向延伸，长1500余公里，今有４３处玉矿（注解32），其东端南折，即今青海格尔木玉矿及青海祁连转刺沟玉矿、甘肃临洮榆中之交的玉石山，这些地方均出产玉石，但是多为蛇纹石玉石。甘肃临洮也一直没有找到玉料矿脉。

另外，天山北坡玛那斯县也有碧玉矿藏。其土著玉文化见于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那里所出玉器均为小件的斧、铲等形的饰品。其后的齐家文化受到良渚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有人认为其玉料来源于甘肃临洮与榆中交界之玉石山、青海祁连及格尔木。一些专家还证实说：“齐家玉器确有和田（怀疑）和甘肃玉石山玉，近年又看到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玉器却与甘肃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有所不同，疑其为取自本地的玉矿或从甘肃兰州经青海从芒崖经山口到达若羌，再往且末、和田”。

荆蛮石家河玉文化亚板块的玉产地，从古文献记载和现代地质调查证明，湖北、湖南两省均无玉矿，其玉器用材应向邻区寻找，距离瑶琨产地溧阳小梅岭的茅山直线距离约千余公里，但是经调查、研究后发现，那里如今根本不产玉石，新石器时代产不产玉石也是个谜。《禹贡》梁州即四川和陕西、甘肃南部等区域，此地产（美玉名）。四川璀产玉矿点为汶川的龙溪，今称“龙溪玉”，质量不佳，同为蛇纹石玉石。

上海市文管会曾从福泉出土的６１３件良诸文化玉器中，选出２５件玉器样品，邀请中国地科院闻广、荆志纯二位先生，作了红外光谱、Ｘ射线粉晶照相和电镜扫描分析测试，其中有１４件为闪石玉（其他有蛇纹石玉及滑玉、玉髓、萤石等）。闻广先生认为：“良诸文化闪石玉与菘泽文化闪石玉一样，推断其为“就近取材”，主要应来自“镁质大理岩软玉。江苏溧阳小梅岭闪石玉产于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与下二叠纪棲霞组镁质大理岩接触带，并希望以小梅岭为基础，找出更多的闪石玉产地，以查明江南史前古玉原料的具体来源。”（注解33）

闻广先生还指出：“大陆史前玉器文化，目前已知有３个时间上既有先后又有部分重叠的发展高峰。第一个是东北辽河的红山文化，第二个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第三个是西北黄河上中游的齐家·龙山文化，后者部分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同时指出：“西北齐家·龙山文化所用特征原料，是具有沉积构造的软玉，其中最常见的是布丁石构造。（注解25）

台湾大学地科所周述蓉女士、钱宪和先生等以及台湾博物馆方建能、大汉技术学院余炳盛先生等对齐家文化石器的玉质、次生变化等做了研究，发现“齐家文化玉器总体来说玉质种类较多，变化较复杂，但一般较佳的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特征是质地致密、均匀，玉料有极细腻的组织，其精品几乎都是均匀的微晶质或粉晶质玉材。”玉质有青白玉、青玉、墨玉等，玉质表面发生次生变化后，显出多样的“沉积构造”以及结核状团块、球粒状和角砾状碎屑构造。常见的次生变化为黑化、褐化和白化。周女士等对其次生变化特征和缘由做了深入研究。周女士等认为：“齐家文化玉器是指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渭河流域的交汇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上游、洮河中游和湟水中下游地区密集地带，包括青海省的东部、甘肃省的中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距今４２００－３８００年间的玉器。……器物来自各方，从器的玉质来看，玉料也是来自邻近不同地区，玉器的形制也有北方红山、山东中原龙山，甚至南方良渚玉器的影子。”

齐家文化玉器有其自己的特点。比较而言，齐家文化所处的黄河上游地区，玉器出现比较晚，齐家文化之前的各种文化很少见到玉器，考古发现还没有形成源流清晰的发展脉络。因此一般多认为齐家文化玉器的兴盛，是受东方影响的结果。但是还很难说这是最后的结论。齐家文化处在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它的年代和它处的位置，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节点，即在年代上，是中国从史前社会进入国家、文明时代的阶段，从地域上说，是中国腹地与西域边地连接的地带。这表明齐家文化的意义非同一般。这对于研究玉器史也就颇为意义深远。

1、齐家玉用材区分明显，玉礼器多选用本地出产的玉材，兵器和饰品玉仅部分选用质量较高的闪石玉；工具用玉主要采用甘肃、青海的本地玉，如临夏----榆中地区玉矿材料和酒泉玉。

2、齐家文化玉器以工具类和礼器类居多，器形尤其是玉礼器中许多作品的器形，形制巨大，如大玉琮、大玉璧、大玉璋、大玉圭、多孔大玉刀的尺寸，不少都超过已知同类礼器的尺寸。高和直径超过二三十厘米的玉琮，长达六七十厘米的玉璋、玉圭、多孔玉刀，直径在三四十厘米的玉璧，不乏其例。由于追求玉材作品的最大化，在一部分大型玉器上还保留有石皮。

3、齐家玉的制作，从选材、切割、钻孔、琢磨、抛光，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玉作工艺，带有明显的作坊生产规模。不同的用玉工艺不尽相同。特别是许多玉礼器由于用材较好，不少采用玉质好、硬度较高的和田玉，器形形制较大，制作精细，通体磨光，无论是素面无纹的还是有装饰纹样的，都显示出浑圆饱满、凝重大气的风格。

4、齐家文化早期玉器，品种较单调，多素面无纹；晚期玉器，出现许多鸟、兽形图案和多孔扁平玉器，玉琮或琮形器上出现兽面纹（饕餮纹）、人面纹和牛、羊、虎、熊等兽首纹浮雕装饰。由于圆雕、透雕、浮雕、浅浮雕、线刻以及嵌绿松石等工艺的运用，使玉器造型和装饰更加美观与多样性和艺术化。

5、齐家文化玉器琢磨精细，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厚厚的黄土将玉器保存的较好。虽历经四千年之久，但皮壳、色沁十分漂亮，色泽变化十分丰富，给人以皮壳陈旧、包浆饱满、光泽静穆、色沁艳丽的视觉感，有的器物包浆下可见切割线及打磨痕。沁色有单色、复色之分和轻重之别，单色沁多，复色沁少，色沁天然生成，过度自然柔和。

齐家文化玉器从其形制和制作工艺观察，有明显的早晚之分，早期玉器器形较单一，多素面无纹，器形不甚规圆，器壁厚薄不匀，内缘或外缘常有带齿细刃；晚期玉器器形多样，构思大胆，器形无论大器还是小件器多制作精致，许多器物采用了浮雕花纹装饰，有的器形则从造型上加以变化或嵌错绿松石作为装饰，从齐家玉器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形成与发展、变化历程。

其次，从齐家玉上的兽面纹似可看到有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痕迹，但却较良渚玉的兽面纹粗犷；器形上似可看到龙山文化的影响，如礼器的琮、璧、璋、钺、刀等，甚至形神具似，但总体说，却较龙山文化玉器形体大，器类多，凝重而内涵更加丰富。

我们看到，齐家玉有许多东西完全属于齐家人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玉礼器最为突出。一是玉礼器在玉器中数量很大。目前我们虽还无法计算出它在玉器中的比例，但琮、璧、圭、璋和多孔刀等是齐家玉中的常见之物。二是玉礼器品类齐全。较红山、良渚和龙山文化的玉礼器而言，齐家玉礼器和类礼器的种类是最多的，除圭、璋、琮、璧之外，还有似琥（《说文》：琥、发兵瑞玉，为虎文。齐家文化玉器中的虎头形玉雕，即为琥之原型亦未可）、羡（一种不规圆、边侧作牙形的璧，亦称“璧羡”）的瑞玉，以及瑗、环、璜、钺、戚（玉戚，为舞器）、刀和璇机等。可说齐家文化玉礼器已显现出了“三代”礼器的部分规制。又如，齐家玉中的多种兽首琮和兽首琮形器、纵目人面琮、竹节纹琮、弦纹琮等都是自己特有的东西，而将“纵目人面琮”上之纵目，看作是三星堆纵目人面形器的早期形制也未可。究其根源，马家窑文化蛙纹彩陶罐，蛙的嘴就是用罐口来替代的。或许纵目人面琮和各种兽首琮、兽首琮形器的造型，可从马家窑文化找到根据。齐家文化玉器的大多数圆雕，比较追求形似，后期更加追求神似。真正写意的则多为动物类，如羊、兔、马、牛、猪、熊、蛙、蝉等，有的虽然只表现动物的头首部分，却仍然生动不已。齐家文化玉器玉料中的蛇纹石玉石，使用甘肃酒泉玉和青海玉石，还有大理石等其它玉石，但其主要玉质闪石玉来至于甘肃。

上述文化区域，或不产玉石，或玉石质量较差，多为蛇纹石玉石和各种大理石，那么他们所制作的优质玉器闪石玉来自哪里呢？新疆和田玉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从遥远的东北运输过来又太远，也不现实，最大的可能来自甘肃地区。

从玉器器型和玉料来源上看，中国的东北和西北两大闪石玉体系在山西陶寺会合，相互贯穿交流，然后又按照各自的发展轨迹退回自己的地域。陶寺文化的年代距今4600—4000年，上限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期，下限已经进入了夏代纪年的范畴。陶寺文化的陶器除了继承本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外，明显地受到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影响。陶寺文化玉器中不见东部诸文化系统常见的玦；不见红山文化的动物形玉器；不见陕西龙山文化的端刃器（璋）；也不见江淮和太湖玉文化系统的锥形器和冠形饰件。但是其所出的内钺、璧、琮、环、双孔刀等器形与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等玉文化系统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反映了史前玉文化系统的交流与辐射。中国玉文化正是在这两大玉石产地的支撑下，兼容各自区域内的玉石资源，蓬勃向前发展的。

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前后相继的三个朝代，但是夏人、商人、周人是同时并存的三个部族，反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发展、分化和解体的真实境况。夏商文化即相互融合，也互有损益，开启了奴隶社会的序幕。

中国历史进入传说中的夏代，夏代传说一共经过13世，16个王，前后大约471年。已经结束了多元政体，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万众所归的中心，四面八方的酋邦、方国都要向其都邑进贡地方特产。关于夏王朝的来源，有人认为其前身是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这部分人直接把夏王朝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融合在一起，认为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也有人根据铜石文化并存的现象，认为夏王朝是由齐家文化晚期演变过来的。无论夏文化是由上述哪种文化推进而来的，其玉料来源都与新疆和田玉对不上号，反而与甘肃玉极其接近。关于夏王朝的起源问题，这两种观点正确与否，还需科学检验。《禹贡·九州》记载了扬、雍、梁三州的贡玉的品种、名称、及其贡玉路线，也就是三州的贡玉之路。由于《禹贡》成书于战国，不可避免地带有编纂人及其所处时代的烙印，又今古不一，难以让人信服。关于夏王朝的玉料来源和用玉情况由于缺乏记载和实证，仍停留在神话传说时代。

殷商先人出于东部地区，经过多次大转移，盘庚于公元前１３８８年迁都于殷（今安阳）。1９７６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殷武丁妃妇好墓，该墓出土了７５５件玉器，经鉴定，其中有大部分玉器是用闪石玉琢成的，其形制也没有脱离红山文化的影子，玉料来自于辽宁闪石玉。商人本生活在北方，距今四千年左右，迫于气候变冷的压力，商人举部族开始慢慢南下，并不段征服沿途诸部，先后占领了今河北、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土地。大约在夏晚期迁至冀南豫北一带，开始了定居生活。夏桀时，商人联合周围诸多部族，并借助停留在北方的东夷人得力量，打败了强敌夏，最终称王建立国家。商人的多次迁徙和两次迁都，都证明了商人离开故地后的漂泊。“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王亥服牛，死于易水之滨。”这些记述恰好反映了商族先人挺进中原，建立商国的艰难历程。商朝建立时仍不断发生从新石器时代转型过来的诸部叛乱的情况，高宗武丁３２年伐鬼方，３４年王师克鬼方，3年征伐反叛鬼方的战争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商王朝用玉虽然采用兼容的政策，但是商人并没有忘本，不仅大量使用故土的辽宁闪石玉，而且主流器形上仍沿用红山文化制玉的传统。在商王朝的带动下，辽宁闪石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成了名副其实的“帝王玉”。商王朝建立时，“西戎之地”已住着许多少数民族部落，成了北去新疆的一把大锁。

周人是夏后裔的一支，经历多次迁徙由豳（陕西邠县）终迁岐山一带方告稳定。“武王革命“成功，建立了周朝。周人灭商后不仅直接继承了商人的玉文化，同时也反璞归真间接继承了夏文化。整个西周文化成了三代文化的大熔炉。穆王从陕西入河南，往北经山西西出雁门关到达内蒙，再沿黄河经宁夏到甘肃登“昆仑”会西王母，返回时“载玉万只”。此路也可能是西周“贡路”之主线。西周能否穿过鬼方狄控制区域去今昆仑山下的白玉河、墨玉河取玉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证据及考古线索，说明新疆和田玉石进入周朝王廷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据《尚书·顾命》记载，周王朝与四方少数民族保持一定的联系，同时西周采取分封制以巩固统治，将王室之宝物分给诸候带至各封国，如晋王妃扬姞殉有殷商玉器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由此可知，西周玉石贡路也并非仅有一条，至少可以说已有西北和东北和这2条来自不同方向的玉石之路－－贡路。这时的玉料来源也更为复杂，既有来自遥远北方的辽宁闪石玉，也有来自甘肃的玉，还有王廷所在地周围的其它美石类玉种。用玉制度非常严格，玉料的使用是否随着礼制而走，还需进一步考证。

春秋战国时期，“玉石之路”比起西周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的终点由镐京迁至洛阳。虽然此时诸侯生活奢侈，但是，内部战争的自顾不暇，和少数民族在军事上不可小视的实力，让秦、晋、燕、齐、楚等诸侯强国仍没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向昆仑取玉。此时，在“和田玉路”上还出现了一个半独立的“月氏”国，它像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一样隔断了“和田玉路”，所以，据《管子》记载除了“昆山之玉”外还有“禺氏之玉”也就是“月氏之玉”。据有关史料考证：当时的“月氏”就建国在今河西走廊至甘肃酒泉一带，游离于强胡和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笔者认为：当时的“月氏之玉”很可能就是（地点省略）玉。许多诸候国不能从昆仑直接取玉（新疆和田玉），而此时的“月氏之玉”在诸侯国又盛名已久，也就慢慢地便淡化了和田玉。

战国时期，月氏虽不敌匈奴而弃家逃窜到中亚，月氏故地河西走廊很快便成了匈奴人的乐土，匈奴又成了新疆和田玉石进入中原的最大障碍。西汉武帝派遣张骞赴西域的诸国联系共同抗击匈奴，同时又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丝绸之路”，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匈奴的威胁，那条途经新疆和田的丝绸之路事实上有名无实，新疆和田玉此时是否能少量进入中原仍然是个谜。

唐代的丝绸之路有了新变化，改由玉门关西北行，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再到弓月城（今新疆霍城一带），渡伊犁河至碎叶城。到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并取代汉唐陆上丝绸之路，元、明继之，但是这时的新疆和田玉石之路有没有打开，仍没有明确证据。汉唐时期，特别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之后，中国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朝廷也设立专门的制玉工匠，这时仍没有新疆和田玉入主中原的消息，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新疆和田玉根本没有进入中原。从宋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研究玉器的书籍，却没有人提及此事，也成了莫大的怪事。至清乾隆２０年将新疆纳于版图，于２５年（１７６０年）命回部每年贡玉2０００公斤，至嘉庆７年（１８１２年）玉贡减半，为每年1０００公斤。到了道光元年（１８１２年）撤销玉贡，新疆和田玉石进入中原的短暂历史才成为现实，却又暴露出其产量极小的弱点。至于清朝以前各时代少数民族是否使用过新疆和田玉，也是未知数。少数民族多是过着游牧生活，和中原王朝的长期对峙及战争，以及内部不断发生的内乱，再加之手工业落后，开采、加工、使用新疆和田玉的可能性并不大。

安徽省文物局张宏明、李静《浅论中国史前玉器的历史地位》指出：“史前玉器总量应不少于２０万件。”如果再加上夏商周三代、及生产力已经相当进步的封建王朝，中国玉器的数量是无比惊人的。这么大量的玉材需求，仅靠一两个地区提供玉源是远远不够的，今天我们有不少学者、专家研究古玉器，也有不少人收藏古玉器，但是大家似乎更关心闪石玉类玉器（所谓真玉），忽略了其它玉石的研究。其实，原始先民在生产玉器的时候，不仅要受到生产力低下等条件的制约，还要受到玉料的质量、开采、运输等因素的束缚，因此我们不能苛求他们每制玉用玉必用闪石玉，这是不现实的。就拿新疆和田玉来说，玉料上乘，让人爱不释手，但是从古至今，新疆和田玉都极难开采，仅靠捡拾获取玉料来源。今人科技要远于古人千万倍，也仅能靠捡拾来获取玉料，古人可想而知。乾隆时命回部每年贡玉2000公斤，嘉庆时就减了一半，道光时撤消了贡玉的谕命。并不是嘉庆、道光有仁爱之心，有多圣明，而是新疆难以采玉，每年的玉贡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民族矛盾激化。乾隆时回部就发生多次叛乱，到嘉庆、道光时越演越烈，这两个腐败君主也不得不对回部有所收敛。由此可知，新疆和田玉的产量极小，回部在向乾隆、嘉庆贡玉时会不会用其它地方的玉石冒充，这都不好说。中国长达6000-5000年的用玉历史仅靠新疆和田玉如此的产量，玉文化早就夭折了。

注解1：邱晓辉，9月《第五界中国玉文化玉学江阴研讨会》，《红山、良渚等玉文化与辽宁闪石玉的应用浅析》。

注解2：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杨伯达《古玉史论》第1页。

注解3：（以上选于杨百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张宏明、李静〈浅论中国史前玉器的历史地位〉一文）。

注解4：2002年4月，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172页。

注解5、6同注解4。

注解7：12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于明著〈〈如玉人生〉〉366页栾秉璈〈〈试论杨伯达先生玉文化和玉学观〉〉。

注解8：徐寿基：《玉谱类编》“光绪十五年”。

注解9：12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甘肃史话丛书。甘肃史话〉》77—83

页。

注解10：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注解11：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5月。

注解12：《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