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员”的名义｜略评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杂志特约稿，针对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短评，原载于《设计新潮》第1期。正如文章所言，如何让这一还算得上是积极的、开明的、“特区”化的、有决断力的开端，这一由城市规划的执行部门现身主办的“混合型产物”，城市的展示活动，直面迅猛的城市建设历史样本中引出的诸如空间正义等问题？……只有将“深圳”看作是展出重点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反倒可能有别于已有的双年展模式，成为一个可供策展人和参展者进行重新设定的地带，在对话中完成实验观念再生产的实践现场。但是这一社会想象不能仅仅依赖于一次次策划团队以及作品的努力，应当放回更大范围的城市规划与展示的结构限制和冲突中重新诊断才有望突破。回到此篇短评发表之际，有两部拍摄底层民众的影片在香港和台湾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许鞍华（《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戴立忍（《不能没有你》）在访谈中都不约而同的谈到，在拍摄类似题材时，尤其要注意不能再次“剥削”他们。这里的“剥削”大略指的是为了成就文化工作者自己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关系中，底层作为概念被再次“消费”。这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应当警惕并恪守的底线。在作者看来，这次展出的策展人差不多是反向地利用这类底线的典例。以“动员”的名义，如果只是粗浅地理解成展出形式翻花样、拉档期、搞公关，从而打造出城市的名片，那么想在专业性和实践效用上走得更远，城市的展示将面临着更为艰难的抉择。在此之后，我们大概可以理出前四届深双活动的脉络，从江湖（开门）到议题（再生），从公关派（动员）到学院派（创造）。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其中由规划局分派设计院完成任务并确保入围的保障房竞赛展，把展出作为设计工作坊的饵食却无法兑现承诺等等状况……自以来，全国范围内新的城市大展不断升级，建筑学界在遭遇公众时究竟是呛声还是失声？其实在此前双年展嘉年华式的转型中已经初露端倪。很多展示活动如果真有可愿的话，却事与愿违地从推进理念、批判与实践的排头兵，沦为了新一轮城市文化开发的推土机。例如从边缘到原点，蛇口重启展示的主会场区域在展后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被拆除了……诸如此类或内部或后续的报道说明这类城市活动的不断开拓与迁移，无论是主题上的还是地点上的，并不意味着如其展出期间所见的繁盛，恰恰相反，或许正在一步步加速地陷落到更为紧急的境遇之中。回看短评，针对展示体制的历史叙述而言，真正值得关切的并不是每一次的自我创新，而是可持续的自我批判。院外还将陆续推送相关的解读、倡言与主题讨论。从策展人那里开始……在一个选错的地点上，讲述一套关于公共空间的陈词滥调式的意识形态。文｜王家浩 责编｜绽

以“动员”的名义｜略评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本文5000字以内

在对此次被笼统地标注为“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一系列“动员”活动进行评述之前，暂且先将我们的视线推移到三十年前——1980年——这是对本文的论述而言一个尤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建筑，从经历了80多年的威尼斯艺术展体系中分离出来，第一次正式以建筑展（即日后人们熟知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名义亮相；差不多同时，深圳特区宣告正式成立，日后，它将成为中国开放政策带来的迅猛的城市建设效应的历史样本。后的世纪交替之际，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 “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由于涉及到建筑应当如何更为积极地应对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紧要话题，引发了艺术与文化领域对建筑展出的更为广泛的兴趣、热情和关注。此后，威尼斯建筑展得以稳定下来，与威尼斯艺术展一起，形成了两年轮换的展出系统，同时也承袭了威尼斯双年展中的国家馆和主题展的固定框架。又过了5年，也就是深圳建城25周年的，以作品“竹化城市”参加过200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建筑师张永和，成为了第一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此前一年，，在一开篇就闹出过退展声明等风波的北京“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已经逐渐沦为展会经济的模式，我们在此就不做过多的讨论。再往前追溯到2001年的“梁思成双年展”，由于纯粹依靠民间私人的赞助，最终，首届也成了最后一届。在相对而言缺乏专业议题和公共话语的中国建筑界，建筑展出提供了一种有可能体现正在进行时的场所，以连接处于完成状态的实践作品及理论研究的梳理。而深圳的主办方能够将原本一个展现特区成就的项目演变为一个形式上吸纳了双年展体制的建筑展出，比如每届更换独立策展人，以及在第二届之后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等等，算得上是一个积极的、开明的、“特区”化的、有决断力的选择。如果现在再将当时（2001年）就宣告了中国建筑已经可以与当代艺术产生某种结合的“前言”，放回中国当代文化在社会整体境遇中所经历的“正文”，并与当代艺术展在中国被接受的曲折过程以及建筑专业向深度发展的缓慢态势相比，那么在我看来，展出主办方的差别——从半官方的机构、私人名义的资助、到官方结合商业——构成了另一种连续性。它意味着建筑、城市的话题经此安全渡过的三级跳，得以更为快速地呈现于公众视野。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人们将威尼斯双年展定义为一种标准模式的话，那么深圳的双年展当然还只是一个混合型的产物。但是仅仅依赖于后台运作机制（类似出身论）的角度，从总体上对展出作出参照式的判定，明显是过于草率的，而且流于机械式因果决定论。这种从对抗到接纳的转变，除了因为建筑、城市有更为直接的可与官方机构结合的相关性，以及近年来官方意识形态自我调适的大背景之外，很可能还有一个会被忽视的原因：即在中国，人们会普遍地认为建筑、城市的展出，较之当代艺术展，对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对更弱。但是，如果我们并不强调对作品“客观结构的本质”进行的研究，而是更突出其“可被解读和接受的阐释范畴”，也许得出的结论恰恰是相反的[1]。这一看上去是限制性的条件，反倒有可能成为深圳双年展有别于已有双年展模式的一个可供策展人和参展者进行重新设定的地带。首届深圳双年展的“城市开门”让建筑师们在大型公共展览中高唱主角，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向国内的公众进行建筑学普及的开始；的“城市的过期与再生”就像是给建筑师们出了一个”集群研究“的作业，为建筑师提供了一次运用自身学科视点行使话语权的机会，向公众展示了他们如何看待“深圳”这个正在迅速发展又迅速衰退更新的城市。（扩大至香港，成为“深圳/香港双城双年展”，但双城之间的相关联系并不紧密。）[1] 以上两段关于中国建筑展出转向的观点，可详见展示之于建筑（《新建筑》 第1期）

转入本文评述的主要对象，的深圳双年展，“城市”看来只是一个引子而已，主题在名义上已经偏向社会学的考量。“底层的反馈”、“公民的意识”、“城市的动员”等等，在本届双年展中，这些并不全新的概念将建筑学置于城市的现场和公众的视界。正面的说，即此次策展人企图摆脱藏匿于展厅的学术拷问，利用场地的公共位置，试图将建筑学转换成通过空间塑造来激发城市公共性的能量。用一篇类似通稿的新闻转载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今年的深港双城双年展关注的核心内容为：通过激活市民中心和市民广场提供可供广大市民参与城市建设的平台，动员市民参与到公共事务和公共艺术当中。总策展人欧宁表示，本届双年展带有更强的公民色彩，‘新的含义就是公民的建设’。”如果这里所指的“核心内容”还经过了一些官方的再次编辑，已不是策展人自己的口吻的话，那么在另一段访谈中，策展人提到“公民政治的出现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所以策展人想赋予动员一种新的含义。而这种动员有“四个层面：行政动员、商业动员、学术动员和民间动员……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今年的双年展来测试一下现在的政府: 在全球化时代或全球城市时代下、小政府的框架下，政府的功能越来越简约收缩、政府不断出让权力给资本的背景之下，今天的政府要想发动一场盛大的社会动员是否还有可能。”有不少结论是不用这次双年展的活动去检验就可以得出的。事实上，这差不多就是一个搞错了前提条件，遮蔽了个案的调研和解读的测试：中国并没有如策展人所幻想的已经成为一种所谓的小政府，民间资本也没有获得多少权力，行政动员（尽管是受到了多方的牵制所决定的）仍然是第一有效的可能。作为一个艺术或者建筑的双年展，只要没有被改称为派对，只要它还被冠之以艺术和建筑，从更为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存在的意义正是为了推动自身学科与社会关系的需要。如果民间的动员变成了那些在公众媒体上看到的标题“爬鸟窝？钻鸡蛋？双年展邀你玩建筑”，那么，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在观展人数上的动员。但这些难道不是所有大型活动的主办方基本上都会考虑的如何进行媒介宣传的问题吗？当策展人把动员的矛头指向规划师、建筑师时，感叹到“他们真的是很无力的，他们没办法影响社会，虽然他理想主义地想要设计一个公共空间，他们有能力把这个物理空间给造出来，可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让这个空间活起来。所以，通过这样一个双年展，来激活这个市民广场，让更多老百姓能使用这个广场。”但是简要的说，在此真的需要受到质疑的并不是什么规划师和建筑师（从列斐伏尔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批判也许用在前者，规划师、规划局，主办方的身上更具正当性），真的需要调动来到这儿活动的也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稍微对现有体制有所常识的设计师都应当知道，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没有在这里提供什么而导致平日里的冷清。这样一个市民广场，有着（套用所谓政府动员的）大型公共集会功能，比如奥运会开幕倒数仪式，背景干净的周围什么也没有，放个焰火，要多漂亮有多漂亮。除此之外，市民们知道城市的脸面不是用来给自己锻炼的——除了在城市宣传片里。市民们当然也自有在别的公共空间中的玩法以及现实的矛盾，而真正的“市民”的广场也不是这个被命名为“市民广场”的广场。所以放在市民广场上的参展作品也就必然成为了一个个虚构的空间，一种戏剧性的对日常生活的表演[2]。那么这次展出的现场，离不离开美术馆——看上去很积极的想法——并不重要，因为走出展厅，改变的只不过是展出的地点，这在公共艺术活动中并不算新鲜，而且只不过是最为基本的手段之一。如果不能真的带出“动员”所关注的议题，那么它和“动员”市民去玩嘉年华，“动员”市民加入指定的集会，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因为从策展人那里开始，这只不过是在一个选错的地点上，讲述一套关于公共空间的陈词滥调式的意识形态而已。[2]这一空无物的政治性广场将这些作品本应有的现场意义几乎全部剥离，“城市动员”无疑暴露了建筑学在遭遇公众时难以出声的尴尬。

对于展出组织中的权力问题，策展人也给出了自己所谓的新打法。在访谈中他说：“我不喜欢现在的双年展，都喜欢搞一个主题，然后艺术家根据这个主题去提交作品，这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工作方式……我希望建筑师之外还有更多身份的人，比如说作家、艺术家、电影人、普通人等，都能够参与”。且不论仅就前两届深圳双年展虽然也有命题，但是命题既有指向性又是开放的，参展者完全有可以对话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独立策展人主导的展出机制中，将一些大家公认的好作品放在一起的展出，未必是好的策展；而一个大家公认的提供了议题的策展方案，未必一定要由很多好作品组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展出中的策展和作品的关系是可能产生诸多分歧的。对于策展提案及策展人组织上的评述，并不完全来自于对展出中的作品的评述的累积。由此，展出不仅仅是所谓实验作品的展示平台，还应该是一个由策展人和参展者面对共同的议题，在对话中完成的实验观念再生产的实践现场。反观此次深圳双年展，与策展人自己之前所策划过的大声展异曲同工——9个人的国际策展团，展品被概括成十个关键词“都市策略”、“新物质主义”、“仿生美学”、“社群连接”、“伊托邦(E-topia)”、“游击文化”、“公共记忆”、“永续之梦”、“听游记”和“咖哩秀”等——之处正在于，广告文案化的营销技巧。选作品的方式无非是从“无主题”的200个作品里选了60了，然后再归纳，归纳出来6个主题：“在南方（参展作品针对深圳创作）、渔农考（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造城热（探讨亚洲地区城市化问题）、回到街头（研究公共空间的使用）、游乐场（强调趣味性以吸引市民参与）、未来城邦（以新媒介作品表达建筑理想）”。对作品而言，这难道不更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关公配刀币的集邮方法）自上而下的运作吗？那么，年轻的深圳建筑/城市双年展——这个国内唯一一个制度化的大型建筑主题展——如果在此次双年展，以“动员”的名义，事实上生产的只是粗浅理解的展出形式的花样，以“动员”的名义，事实上执行的只是拉档期和搞公关，从而打造出深圳城市名片之外（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现实的前提，那么还不如直接套用威尼斯电影节的模式，何须什么独立策展人？）还想在专业性和实践效用上有所突破和收获的话，其主办机构或者说将来的策展人将面临着这样一个抉择，即在这个“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标题中的“深圳”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将有可能影响今后双年展的走向。“深圳”如果不只是想成为经典的双年展制度中的作为展出所在场地的另一个威尼斯，也许“深圳”本身更应当作为展出重点研究和讨论的话题对象：一种类似于“欧洲宣言展”针对政治边界概念展开的空间相继的游牧模式；或者如同没能够在之后几届活动中持续实现的“现场张江”艺术活动的原初理念框架，即，一种在同一个基地上的时间相继式的调研、争议、创作、检验的循环推进，或者等等。此次策展人在展出前言中说过“以‘城市/建筑’作为内容定位，实际上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举凡与此（特别是‘城市’）有关的议题、观点和创作均可纳入展览框架。”因此“双年展可以变成议事厅，可以变成一场社会行动，甚至一个政治事件。它也可以是一次普天同庆的嘉年华，一场全民参与的娱乐盛典。它不一定只发生于一个固定的场馆，它可以把整个城市当成展览现场，甚至可以串连更多其它城市加入成为分展场。”按照这种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也就是说，什么都可以的说法，在文章结束的地方，我们额外地再补充一桩憾事。深圳世界公园中的跨年演唱会，由于缺少了这样一位高明策展人的点拨，没有将这一年度的活动变身为“城市”主题，以至于错过了被整合进“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良机，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因为既然借助独立策展人制，早期的城市建筑电影的展映——这通常是由美术馆的公众教育部门组织的——也可以从形式上转变成“动员”意义上的可能，而写入策展人自己的展览框架中的话，那么，这个最为有效的市民动员之一——超女与快男——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符合了此次策展人给出的判断标准。

版权归作者所有，已授权发布。文章来源｜原载于《设计新潮》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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