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春泥斋读书札记02月06日 16: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月6日第702期 作者:田居俭
10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前辈学人崇尚和奉行的治学之道。还在中学时代,师长们就向我传授过。可惜当时年幼,渴望求知却囫囵吞枣,以致连这个典故的原始出处都没来得及细究。但是,这个缺点并没影响我对这八字箴言的向往与追求。多年以后,偶然翻阅明清人的治学随笔,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的短论中意外地碰到了答案。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明清学人谈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引发了我对司马迁治学的一些思考。诸如:司马迁何以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宋代史学家郑樵何以称赞司马迁“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又何以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联系司马迁毕生读书与写作的甘苦,我悟出一个道理: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造就了司马迁的才华,使他从任太史令到离开人世,写成了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大型社会“实录”。
司马迁出生在今陕西省韩城市龙门山南一个耕读之家,自孩提时代起就在长辈指点下“耕牧河山之阳”,稼穑之余潜心背诵古文。后来,其父司马谈出任太史令,全家移居长安。当时,太史令这个职务并不算高,却掌管着皇家的文书档案、图籍律令,能使“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司马谈坐拥百城的环境和氛围,为司马迁创造了“读万卷书”的近水楼台。少年司马迁遂利用这个有利平台,攻读经史辞赋、“百家杂语”。及长,又师从儒家大师董仲舒、孔安国深造儒家经典。家庭和宫廷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司马迁日后继承父业撰写《史记》,提供了丰厚的学养。
司马迁从20岁起周游各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搜集民间口耳相传的无字历史。他从长安出发,自西向东“行万里路”,足迹遍布长江、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关于这次出行,他在《史记》多篇里留有追记。其中,《河渠书》尤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按照这个路线图可知,他先后到达今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山西、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区。他每到一地,都悉心访古采风,或亲历遗址,或亲访故老。如《春申君列传》记“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记“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孔子世家》记“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等等。司马迁此行的亲历、亲见和亲闻,对于核对、校正、充实皇家收藏的史籍极为重要。
回到长安后不久,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司马迁这次远行,既完成了经略西南的政治使命,又取得了西南地区人文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史记·西南夷列传》能把当地以“君长”为首的部落分布和社会生活梳理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不能不归功于司马迁对“巴蜀西南外蛮夷”胸有成竹,如数家珍。
如上事实证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司马迁治学的创举,也是司马迁治学的优点和优势。司马迁治学,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而是主动走向田野和社会,捕捉书本以外的鲜活知识,既重视“读”又重视“行”,使胸中“万卷书”与脚下“万里路”相结合,以“绝知此事要躬行”之长补“纸上得来终觉浅”之短。这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古代固然弥足珍贵,就是在当今也不失为攻玉之石。从特定意义上说,司马迁留给后人“授人以渔”的学术遗产,比他留给后人“授人以鱼”的学术遗产更值得珍惜和传承。
“载笔之士”与“惟义之求”
孔子修《春秋》,开治史重“义”的风气之先。
孟子对孔子此举大加赞赏。《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晋、楚、鲁三国的史书,看似相差无几,实则大有区别。晋、楚两国的史书重史料,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时代的人和事。鲁国的史书重褒贬,寓义(即观点)于史(即材料)之中。所以孔子说:“义”,几乎都被我用尽了。
孔、孟两位大师推崇治史重“义”,成为其后历代史学家和学问家的治学指南。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指出:“文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关于“义”、“事”、“文”三者的关系,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中比喻:“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在章学诚的心目中,“义”居主导地位,支配着“事”和“文”。因此,他在《言公上》中呼吁:“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也就是说:有志于笔耕特别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必须树立“惟义之求”的志向。
历代有识的“载笔之士”,也多以“惟义之求”为准绳,衡量自己或他人的学术定位和学术成果。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短章札记,都要先衡量它是否言之有物,是否闪耀着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真理火花。明清之际的史学家顾炎武评论《史记》,最崇尚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序事”。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后人知此法者,鲜矣!”顾炎武所说“见其指”中的“指”,就是章学诚所说的“惟义之求”中的“义”。
近现代史学家陈垣,从事史学研究以考据见长,在宗教史、元史以及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等领域创获颇丰。然而,这位学者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北平之后,毅然改变治史方向,从推崇乾嘉学派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转向推崇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从考据中求“义”。他在《致方豪》的信中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崇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他的《通鉴胡注表微》,就是其“有意义的史学”的代表作。“通鉴胡注”,即南宋爱国史学家胡三省的《通鉴注》。宋元以前,史学界研究这部名著,多着眼于音韵训诂或地理考证。日本侵华以后,陈垣将研究重点转向“胡注”的“忠爱之忱”,即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表现的反抗元朝统治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陈垣通过“表”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之“微”,“表”自己“斥汉奸,斥日寇,责当局”之“微”。迄今为止,史学界评价《通鉴胡注表微》,仍是首先肯定陈垣治史的“惟义之求”。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思考如何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其阵地功能、殿堂功能和智库功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重温前人治学“惟义之求”的思想和方法,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学理支撑,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贡献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更是应该的。但愿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能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