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的兴起(转载)

[历史随笔]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的兴起

时间：-09-30 15: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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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欧洲星罗棋布地散布着小的公国，每一个都依情况而定，由一个公爵、伯爵、男爵或主教管辖，并组织起来成为一支战斗部队。这些公爵、伯爵或男爵都笛宣誓效忠授予了他们“采邑”(“feudum”，即封建一词的由来)的国王，采邑作为他们忠实服务及向国王交税的交换条件。于是就形成了国王与贵族间的“封建契约”。而最著名的就是限制王权的《大宪章》。

在那个时代，旅行是十分缓慢的，交通工具极为落后。因而这些王家或帝国的管理者们享受着很大程度的独立，而且在他们自己行省的疆界内僭取了原本属于国王的绝大多数权力。但如果你们猜想11世纪的人们反对这种行政体制，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支持封建制度是因为它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而且必要的体制。他们的封建主同时是他们的主人通常居住在建于陡峭巨岩顶端或深深壕沟之间的巨大石头房子里，但处于他居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遇到危险，这些居民便在堡垒的高墙内找到避难之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设法住得离城堡越近越好，而这也说明了许多欧洲城市都开始发展于一座封建城堡周围的原因。

于是，日耳曼首领，法兰克男爵，北欧公爵(不论他们是什么名称或头衔)占据了原本是伟大的罗马帝国一部分的那份土地。他们尽心竭力地管理着他们的城堡及周围乡村的事务。他们和任何一个不免一死的软弱者所能希望做到的一样，忠实于教会的清规戒律。他们忠心耿耿地效忠于他们的国王或皇帝，与那些遥远却总是危险的君主保持良好的关系。总而言之，他们尽力正确公平地对待自己的邻居，而又不对自己的利益太不公平。

“契约式的封建”带来了统治的种种不便与漏洞，而中产阶级、商业和自治也借机找到了机会，在权力的夹缝中艰难扎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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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蛮族大迁徙并接受了基督教后，罗马传统有两个不同继承人这一事实，将中世纪忠实的自由民置于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中世纪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既合理又简单。世俗的君主(皇帝)照管他臣民肉体上的幸福，精神的主人(教皇)看护他们的灵魂。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制度运行起来漏洞百出。皇帝总是试图干涉教会的事务，而教皇则给予回敬，并告诉皇帝该如何治国安邦。然后他们以极不礼貌的语言告诉对方管好自己的事，而不可避免的结局便是战争。教皇与皇帝之间的争吵一直没有平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两个敌人学会了互不干涉。这就意味着和平，但是这之前本可用于国内建设的整整两个世纪，在无益的战争中白白浪费掉了。

有弊必有利。意大利的一些小城市，各种力量在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设法以皇帝与教皇双方为代价，加强了自身的自主权与独立性。于是教会与国家相互争斗，而第三者——中世纪城市从中渔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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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四千年的时间里，我们称为城镇的木结构熙来攘往的地方一直是世界的作坊。然后蛮族开始了。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城市被付之一炬，欧洲再次沦为一片牧场和农业小村庄。在黑暗的中世纪漫漫长夜，文明的土地被闲置荒芜。十字军东征为土地的复垦做好了进备。收获季节到了，可果实被自由城市的市民悉数摘走。

当时城堡和修道院以及它们周围沉重的石头围场，就是保卫着人们的肉体与灵魂的骑士们和僧侣们的家。你们已见过一小批工匠(屠夫、面包师以及偶尔一个烛台工人)是怎样住在

城堡的附近，他们随时听从主人召唤，在危险时寻求保护。有时封建主恩准这些人用一道栅栏围起他们的房子。但是他们的生活取决于城堡中封建领主的大思大德。当他出来四处走动时，他们跪在他的面前，亲吻他的手。

此后的十字军东征使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先是在东征时将士们宁愿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热那亚或威尼斯，从那儿乘船去东方。在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手里，这横渡地中海的旅客服务成了一桩非常赚钱的买卖。

另外，十字军东征更使成百万人从西部迁移到了东南部高度文明的地区。他们发现世界并不仅仅局限于他们小小居所的四壁之内。他们渐渐欣赏起更好的衣物、更舒适的住房、新的菜肴以及神秘东方的物产。他们回到自己的旧家之后，还对这些物品情有独钟。背上背着货筐的货郎——黑暗时代唯一的商人——将这些物品添加进他旧有的商品中，这些货郎买了一部手推车，雇几个前十字军战士做保镖，以防范这次国际大战之后的犯罪风潮，然后使以更大的规模更现代的方式做起生意来。他的事业并不一帆风顺。每次进入另一位贵族老爷的领地时，他都必须交买路钱和赋税。但这生意依然是赚钱的，而小商贩继续着他的贩运。

不久，某些精力充沛的商贩发现，他们一直从远处输入的这些商品可以在当地生产。他们就把自己家的一部分改成了作坊。他们不再做商贩，摇身一变成了制造商。他们不仅向城堡的封建主和修道院中的教士出售他们的产品，还输出产品至附近的城镇。封建主和教士用他们农场里的产品支付，即鸡蛋和酒，以及在那个时代被当作糖用的蜂蜜。但是距离遥远的城镇里的市民不得不以现金支付，于是制造业者和商人开始拥有了零碎的金子，而这完全改变了他们在中世纪早期社会中的地位。

4、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但是很多中世纪早期的许多人从出生之对到死亡之日，从未见过一枚铸造的钱币。而希腊和罗马的金银还都被埋在他们城市的废墟之下。罗马帝国之后的世界是一个农业世界。每一个农民都栽培足够的谷物，饲养足够的羊，以便自给自足。

中世纪的骑士是乡村里的大地主，他们几乎用不着用钱来支付物品。他的庄园生产他和他家人吃、喝，以及穿在身上的每一样东西。他房屋的砖块是在附近河流的岸边制造的。大厅橡子的木头是从男爵的森林里砍伐的。少数必须从国外弄来的物品以货物(蜂蜜、鸡蛋、柴薪)交换。

但是十字军东征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破坏了原来的农业生活节奏。假设希尔德斯海姆公爵要去圣地。他必须长途跋涉数千英里，而且必须支付路费和住宿费。在家里，他可以用他农场里的产品支付。但他不太可能随身带着上千个鸡蛋、一推车火腿，去满足威尼斯船运代理人、布伦纳罗火山口客栈老板的贪婪。这些先生们坚持现金交易。公爵阁下因此不得不在旅途中随身带上少量的金子。他到哪儿去找这些金子呢?

他可以向老伦巴族人的后人，已经变成职业放债人的伦巴第人那儿俗。这些人坐在他们的兑换台(通常以银行而闻名)后面，很高兴用公爵大人庄园作抵押借给他几百个金币，如此一来，万一公爵阁下死在土耳其人手上，他们便有可能得到补偿。对借钱的人来说这是一笔危险的交易。最终，伦巴第人总是会拥有那庄园，而骑士却倾家萌产，只好把自己作为一名战士受雇于一个更强大、更谨慎的邻居。

公爵大人也可以到城镇上犹太人被迫聚后的社区去。在那儿他可以以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利率借钱。这同样是一笔蚀本的交易。

但是否还有其他好办法呢?据说围绕着城堡的小城市里的一些人钱袋充实。他们与年轻的公爵大人是世交。他们的父辈曾是莫逆之交，因此他们的要求不会不合理。那么．很好，公爵阁下的书记员，一位能写会算的憎侣，送了一封短笺给那些大名鼎鼎的商人，要求一小笔贷款。在为附近的教堂制圣餐杯的珠宝商的作坊里，市镇居民们碰头讨论这一要求。他们不可能拒绝。索要“利息”是没有太大意思的。首先，收取利息是违背大多数人的宗教原则的，其次，利息是无法偿付的，除非用农产品，而这些人们自己的农产品是自给自足的。

但是，或许有一次，整日安静地坐在自己的桌边、多少有些哲学家气质的裁缝建议道，“假如我们借钱给他，我们也要求得到某种回报。我们都喜欢钓鱼。可是公爵老爷不让我们在他的小河里钓鱼。如果我们借给他一百元，作为交换，他给我们写一张保证书，准许我们在他所有河里随便垂钓，这样他就可得到他所需要的一百金币，而我们也得到鱼，这交易岂非两全其美?”

公爵接受了这一建议的当天(这看上去是得到一百块金币多么容易的方法)，他签署了他自己权力的“死刑判决书”。尽管他没有意识到。

他的秘书起草了协议书。公爵画了他的标记(因为他不会签他的名字)，并启程去东方了。两年后他回来时已一贫如洗。市镇居民们正在城堡池塘里垂钓。这副悠然的垂钓者的景象令公爵大为恼怒。他告诉他的总管去把这群人赶跑。他们走了，可是当天晚上一个商人们的代表团拜访了城堡。他们十分礼貌，恭贺公爵平安归来。很遗憾公爵受到了钓鱼人的打搅，但是公民也许还记得，他曾亲自准许他们那样做，而裁缝还出示了那份自从公爵去圣地时起就一直存放在宝石匠的保险柜里的特许状。

公爵气得七窍生烟。但是他又想到他还急需钱花。原来，在意大利他因其他的事情，为某位有名的银行家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这些文件都是些商业期票，从签字之日起两个月为有效期。总数达到340镑佛兰芒金币。在这种情况下，尊贵的骑士不能表露出充满他心中及高傲的灵魂中的怒火。相反，他提出了另一小笔贷款。商人们便告辞，回去商议此事。

三天以后他们回来答复说“同意”。他们很乐意为公爵摆脱困境提供帮助，但作为期金镑的交换，他是否能给他们一个书面许诺(另一份特许证)，许诺他们，市镇居民，可以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由城市里所有商人和自由公民选举出来的议会，前述的议会将不受来自城堡一方干涉地管理市政事务。

公爵怒不可遏。但是他需要这笔钱，只得同意并签署了特许证。第二个星期他就后悔了。他召集了他的士兵，跑到宝石匠家里索取他诡计多端的臣民在他为情势所迫时从他那儿诱骗去的文件。他把文件拿走并被付之一炬。市镇居民们站在一旁，什么也没说。

但是当下一次公爵再需要钱为他女儿置办嫁妆时，他一分钱也得不到了。在宝石匠家里的那次小小事件之后，他的信誉失去了。他被迫低声下气地道歉，并提出作某些赔偿。在公民得到所规定数目的第一笔款项之前．市镇居民们再一次拥有了所有旧的特许证，还得到了一份新的，允许他们建造一所“市政厅”及一座坚固的、可以存放所有特许状、防备火灾和强盗的塔楼。其实那意思是防备将来封建主大人和他的武装随从使用武力。

这种情况在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司空见惯。从城堡到城市这一逐渐的权力移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像几个裁缝和宝石匠被杀，而几座城堡冒着浓烟被烧毁之类的事件或不时发生。但趋势是，城镇变得更富有，而封建主却越来越穷。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总是被迫以市政自由权的特许证交换点现钱。

城市发展壮大了。它们为逃跑的农奴提供庇护所，这些人在城市城墙后居住上若干年就可获得他们的自由。城市成了周围乡村地区中较有活力群体的安居之所。他们对自由新的重要性感到自豪。在几个世纪以前，以鸡蛋、羊、蜂蜜、盐等进行物物交换的市场周围，他们建造起教堂和公共建筑物，并在那里显示他们的力量。他们要使他们的后代在生活中拥有比他们自己享有的更好的机会。他们雇请僧侣来到他们的城市做学校的教师。当他们听说了一个能在木板上画画的人时，他们向他提供一笔年金，只要他愿意来，并使他们的小礼拜堂和市政厅的墙上画满《圣经》里的景象。

与此同时，城堡中那位住在破败透风的宅邸里的公爵大人亲眼目睹所有这一切暴富的显赫荣耀，对他当初签署的第一张丧失他主权和特权的字据追悔莫及。但他此时已无力回天。保险柜装得满满的中产阶级市镇居民们对他不屑一顾。他们是自由人，为了占有所得到的东西，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些东西是他们汗流浃背、经过十几代人的斗争获得的。

5、

直到这时，国王在统治他的领土时，还仅仅考虑他的贵族们和主教们的要求。但是新的、从十字军东征中成长起来的贸易与商业世界，迫使他不得不承认中产阶级，否则他就会受国库亏空加剧的折磨。虽然他们并不愿意，也只好吞下了苦果，因为它是镀金的，但他们也不总是一味地束手待毙的。

在英格兰，当狮心王理查不在位时，国家的政权落人了理查的一个兄弟约翰手上。作为糟糕的管理者约翰以丢失诺曼底和大部分在法国的领地开始了他作为摄政王的事业。接着，他又设法陷入了与霍亨斯陶芬家族著名的敌人——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争端。教皇将约翰逐出教会(就像两个世纪以前格列高利七世曾开除了亨利四世皇帝的教籍一样)。公元12，约翰不得忍辱求和，正如亨利四世在1077年所做的那样。

约翰不因缺乏运气而心灰意冷，他继续滥用他的王权，直至他那些心怀不满的贵族诸侯囚禁了他们这位神圣帝王，并迫使他保证管好自己，不再干涉其臣民们古老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发生于126月15日，泰晤士河靠近兰尼米德村的一个小岛上。由约翰签名的那个文件被称为《大宪章》。它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它以简短而直接的词句重述了国王古老的职责，并列举了诸臣的特权。它对大多数人民．即那些农民的权利（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的话）视而不见，但它给正在兴起的商人阶级提供了某些保证。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宪章，因为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严格地限定了国王的权力。但它仍是一个纯粹的中世纪文件。它没有提及普通人，除非他们碰巧是诸侯的财产，那就必须保护兔受王家军政之害了，正如男爵的森林和奶牛受到保护以防王家林务官的过分热衷。

然而在数年后，在国王的议会上开始听到了迥然不同的论调。约翰天性顽劣、阴险歹毒，他曾郑重地许诺遵守《大宪章》，但接着又破坏了其中的每一项条款。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死了，由他的儿子继位为亨利三世。在贵族的压力下他被迫重新承认了《大宪章》。与此同时，由于他的叔父理查参加十字军东征浪费了国家大量钱财，国王不得不设法寻求新的贷款以偿还犹太高利贷者的债务。作为国王顾问的大地主和主教们无法为他提供必需的金银。国王于是下令把城市的一些代表召集来出席他大议会的例会。他们于1265年首次在会议上出现。他们只是被准许作为财政专家参加会议，除对税收问题可以提出建议外．不参加国家大事的一般讨论。但是事情往往是开了头就越搞越大条。渐渐地，这些“平民”的代表在许多问题上出谋划策，而贵族、主教和城市代表的会议发展成了定期的议会，凡重大国事决定之前都要在这里细细商量。这样一个有一定行政权力的总顾问委员会机构，不是仅仅限于英伦诸岛。你会在欧洲各处找到一个由“国王及其议会”所构成的政府。

借着自治特许状，借着管理市政事务的市镇议会，借着参与国事的国会代表，欧洲自治城市里的商人和自由民在教皇、国王、领主的重压下的中世纪辟出了另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