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年味比以往淡了，且简单的把原因归结于经济发展，说现在吃的穿的都很好，每天都像过年一样。是的，经济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过年这个数千年传承下来的重要节日，其浓浓的味道，又怎么能用一句话说得清楚呢？再者，大人们认为年味淡了，在孩子们的眼里，过年仍是一年中最大的期盼。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老家，还没有通电。过年的时候，除了煤油灯外，也常常用红红的蜡烛来照明。大人们三两刀将一个萝卜削成几段，取了中间的一截，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烛台。时间长了，那烛台上留下一些奇形怪状的烛花，成了我们喜欢拨弄的玩具。
不通电的那些年，农村过年取暖多以木炭为主。每年，雪花还没飘落的时候，母亲已经在山中烧了许多木炭回来，堆放在屋角。过年的时候，除了用炭盆取暖话家常外，木炭还有一个重要的用处，就是用来烘烤母亲手工制作的米粉。在帮忙烘烤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偷偷的将一张圆圆的粉皮边沿撕下一块，放到炕笼下的炭火里，待烤得焦黄时再拿出放到嘴里。那个味，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语，叫巴适得很。
稍大一些的时候，老家开始用煤炭取暖了。和现在各种样式的双层回风炉不同，那时，老家流行一种称作“北京炉”的圆形单层铁炉。每到过年的时候，在“北京炉”上烤一种里面放了豆米的圆椎形“尖尖粑”，那味道就别提有多好吃了。
儿时的年味，当然不止是比平时吃得好。吃饱后的玩耍，更富有刺激性和快乐感。比如用一支燃烧的香点放一种双引线的土火炮，爆炸前的等待和刺激，和现在十分安全的烟花炮竹比起来，实在惊险万分。又比如去结满厚厚冰层的水田里奔跑，偶尔踩破冰层时一只脚陷进水田里，透骨的冰冷，却进一步燃烧了滑冰的热情。又比如和来家里拜年的表兄弟表姐妹们捉迷藏玩游戏，堆雪人打雪仗，或是在除夕的第二天跟着大人们去附近钻山洞。种种快乐，和现在小朋友们围坐一起用手机打游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年的快乐，当然也不只是玩得开心。对我而言，一些亲戚来家里拜年，晚上听他们天南海北的讲故事，也是其乐无穷的。我有两个干姐姐，她们到我家拜年的时候，常常给我和哥哥讲鬼故事。听得入迷的时候，突然楼上猫抓耗子的一声响，都会把我们吓得头发一根根竖起来，晚上起夜都必须兄弟俩一起去茅厕了。而回屋的时候，谁也不想走在后面。
除了听故事，对我而言，去有些亲戚家拜年时阅读小人书也是最爱。家里有藏书的亲戚，离家再远，路再难行，我也是喜欢去的。由于隔家远，晚上必须住亲戚家。这个时候，大人们忙着聊天或打扑克牌，我则一头钻进书中“三国”，或进入“水泊梁山”，一会又跟着“薛刚反唐”了。
说起拜年，最难忘的一次是去外公家。那天出门的时候，母亲给我说，到外公家后，进门要先给外公磕头。我高兴的答应了。然而，正当到了外公家时，我却无论如何都不愿磕头了。母亲只好用双手强行把我提起来，双脚悬空，我还乱蹬。母亲几乎把我横放在地上，算是勉强磕了头。不过，后来就不这样了。有一次去外公家拜年，我还主动说长大了要好好读书，有工作后给外公买纸烟。那时候农村几乎都是吃土烟，虽然现在看来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愿望，但当时一屋子的人听了都高兴得大笑，说我是个懂事的孩子。遗憾的是，待到我参加了工作，外公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时候拜年磕头，绝对是一片孝心，而不是现在这样，小孩子进门说一声“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大人就得给红包。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干儿子干女儿给干爹干妈拜年可以收打发钱，其他亲戚给打发钱，是绝对不能要的，大人们在家里早就再三交待了。有的亲戚干脆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把打发钱悄悄放进你的衣兜里，走到半路或者到家了，你才发现衣兜里竟然有打发钱。其实，那时候拜年不过是糖酒面三样，还得论亲戚而定，重要亲戚，才三样齐全，有的甚至还要另加20个鸡蛋。但无论怎样，那种相互走访的形式，加深了亲情。而现在，许多亲戚朋友都不再走远亲了，甚至用手机发祝福语都是群发方式，真情实意少了许多。
亲戚间相互拜年是过年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祭拜逝去的亲人，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老家，除夕夜称作过小年，农历正月十四才称为过大年。除了饭前要祭祀祖先外，大年的当晚，给祖坟亮灯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时候虽然经济条件差，但家族的祖坟都要去烧香烛纸钱的。现在，许多人都只祭奠至祖上三代了。
是的，年味的确不是三两句语言就能说得清楚的。时代在变化，生活方式在改变，但中华民族重亲情的优良传统不会变。在孩子们的心中，年味永远都是快乐的味道。而于成年人来说，那些儿时的回忆，难道不是幸福甜蜜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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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庆远
文字编辑/曹雯
视觉/实习生 文俊
编审/李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