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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章帝建初四年，会集经师学者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今文学派为了解决有关文字、思想和师说的矛盾，通过白虎观的经学辩论，感到有必要通过皇帝制成定论，以保持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遂编纂《白虎通德论》（即《白虎通义》），将汉武帝时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的唯心主义与神秘主义哲学思想加以延伸和扩大，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东汉中叶以后，经学转到民间师儒手中，两派斗争终未停止。古文经学派具有雄厚实力，贾逵、服虔、马融、许慎等人都是著名的古文大师，他们的著述对后世影响很大。汉儒治经，训诂之学大为发展。经学家注释“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
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可谓烦琐已极。据说《尚书》中的“尧典”二字竟演绎成十多万字。更有甚者，一部经书章句多至百万言。真所谓“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严重地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东汉末年以来，经学大师郑玄独树一帜，形成一个最大学派。郑玄（127—200），字康成，经学造诣很深，早年曾入太学学今文《易经》和《公羊传》，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郑氏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颇多贡献，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的学者，世称“郑学”。三国时经学家王肃（195256），与之相抗衡。王肃注释群经，不分今文、古文，对各家经义加以综合。
曾伪造《孔子家语》等书，为其所撰《圣证论》的根据，与“郑学”对立，世称“王学”。“郑学”与“王学”对经书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释，各成一家之言，著书立说，对后世经学发展影响很大。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博士章句丧失，西汉以来所传今文被全部消。经学大师辈出，新说林立，纷不止“王学”与“郑学”之争代替了今古文之古今文界限已不明王学”压倒“郑学”，东香时“郑学”又压倒大致说来，西时大讲晋玄学，北朝仍然继承东汉以来的学风。南北朝时，南方隋唐统一中国，南北经学派别不同，社会统治思想混乱，取士选官困。因之，唐太宗李世民命孔颖达等人编纂《五经正义》八十卷，作为唐代官书行于世。孔颖达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折一百中南北各派经学，《易》用王弼注，《书》用孔安国伪传，《诗》用西汉毛公传、东汉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西晋预注，从而统一了南北各派经学。
此后，经书均以“正义”为准，作为官方教材，教授子弟，因袭背诵，考试做官。长期以来各派经学之争至此才平息下来。宋儒治经，别开局面。宋代理学家一反前代治经训诂章句之学，而注重义理，提出“六经为我”的口号。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定为四书”。他亲自为“四书”作注，即《四书集注》，作为学校课本，成为考试做官的依据和社会道德修养的规范，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经学新变种的义理之学称为“宋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影响深远。
明儒师承“宋学”，只读朱熹《四书集注》，而不读“五经”，以此参加八股文取士。明末清初，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过程中，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提出“经世致用”口号，要打破传统经学框框，研究社会现实问题。顾炎武讲道：“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旧经新义，多所创获。到了乾嘉时代，在清朝高压文化政策影下，士人逃避现实，注重考据，形成所谓“乾嘉学派”。研讨训考据经书，已成为时代风尚。据统计，有清一代经学家治《球即达一百六十八种之多（已刻、未刻及四库收载者）。
清代学者若球的《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等著作对辨伪经书，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解决了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与孔安国《尚书传》的真伪问题。清人研究经书成果十分可观，举其要者，《易经》则有惠栋的《周易述》、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学》；《书经》则有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的《尚书古今文疏证》、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的《尚书后案》；
《诗经》则有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周礼》则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仪礼》则有胡承的《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左传》则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论语》则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孝经》则有皮锡瑞的《孝经郑注疏》；《尔雅》则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孟子》则有焦循的《孟子正义》。总之，“十三经”除《礼记》、《谷梁传》外，均有新疏一种或数种，反映了当代研究经学的主要成就。
三、经部文献的注释有关经书的传、记、注、音、疏，十分繁复庞杂。春秋时只有“六经”，定为所谓万世不变的真理。战国以后，儒家著述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易》有上下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及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称为“十翼”，是为《易传》的著作。《礼》都是最早解释《易》所附的“记”以及《春秋》三传，都是这类作品，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经”。西汉初年学者所写的传、记，还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以后逐步转向名物、文字的解释，发展了章句训之学，如《毛诗传》等著述。
从东汉到魏晋，解释名物、文字的注之学成为治经主流，传至于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周易注》等，后世称之古注。与此同时，还有“经”的“音”，如徐邈对群经都作了声训。唐陆德明总结诸家之音，而作《经典释文》音与义相连，注一不同音，即表示出一种不同的解释。的南北朝以后，人们对汉魏笺注感到“古奥”，于是出现了讲义式“义疏”，逐字、逐句、逐章释经，“疏不破注”，每种经书都有二“义疏”。孔颖达等人定“正义”，取南北朝诸家“义疏”而无所发展。
经、注、疏成为三个层次，但是原有“义疏”却从此散失。北宋中叶以后，注疏经书开始创新，不少学者已抛弃汉唐旧说，自创新注，讲究义理。到南宋时已成一套新注，如朱熹的《易本义》《诗经集传》、蔡沈的《尚书集传》、陈澔的《礼记集说》等。这套新注，已成为御用官学，人们称之为“宋学”，用以区别前代笺注之学。唐宋学者的注疏，仅存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合刊本《十三经注疏》之中计有：
1.《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2.《尚书正义》二十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3.《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4.《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5.《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6.《礼记正义》六十四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7.《春秋传正义》六十卷，晋预注，唐孔颖达疏；8.《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9.《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10.《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疏；11.《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宋邢疏；12.《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青疏；13.《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爽疏。
清代学者要纠正宋儒义理空疏流弊，大兴考据之学。他们对十三经注疏很不满意，打起恢复“汉学”的旗帜，根据前人笺注作“疏证”，形式上恢复了经文、古注、疏证三个层次，编出清代“十三经”注疏。同时清人对经书注释典籍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纳兰成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由徐乾学、何焯主编，收九经解一百四十六种，一千八百六十卷。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历朝以来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等经书的注释。乾隆年间，阮元编《皇清经解》，汇刊乾嘉学派治经成果，收书一百八十种。王先谦又编《皇清经解续编》收书二百零九种。正续经解基本上集中了当代经书注释的研究成果。
总之，经书仅有十三部，字数不过六十五万。但历代释经著述极多，散失典籍已无法统计。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二书收载有关经书目录即达三千九百余部，近五万卷。未见著录者当不止于此数，约计有关经书著述有万种左右，其中传、记、注、疏、音的分量浩瀚，要超过经书原文的四五百倍，估计约有三万万字左右。在新的形势面前认真总结分析历史上形成的这一大批文献，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学科都是十分必要的。
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指出的那样：“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多次变化并产生了各种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不了解经学和儒家派别，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参考资料
·《汉书艺文志》
·《亭林文集与友人书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