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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对象，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发展过程。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战胜自然的能力，因面初民们既感激青山绿水的养育之恩，又畏惧险山恶水的巨大威胁，只好在敬畏心理的驱使下对高山大川虔诚祈祷、顶礼膜拜。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摆脱了对自然山水的畏惧心理，转向亲近自然、热爱山水，并将自然山水的品性与人的道德精神联系起来，进人所谓“以山比德，又水比智”阶段。孔子曾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以一种道德眼光去寻求人与自然山水内在精神契合的审美观。
在孔子他们看来，山之美在于其巍然屹立、雄伟壮观、气宇轩昂，万世长存，给人以沉稳庄重的静态美感，可视为仁者的风范；水之美在于其新鲜活泼，变幻无穷，或为流泉飞瀑，或为浩瀚潮泊，或为奔腾江水，或为地下暗河，给人以充满活力的动态美的享受，象征着智者的胸襟。
孔子这种比德论的山水审美观虽然还没有在纯粹意义上达到山水审美的超然境界，但对后世的影响却连绵不绝。把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对象，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发展过程。
汉魏六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和玄学盛行，人们开始以隐逸的心态寄情于山水之间，追寻“畅神“境界，欣赏山水本身.那千姿百态的自然美。换言之，这时的人们开始以一种趣凡脱俗的虎静的心胸面对山山水水，欣赏领略山水之美，进入了中国美学史上真正意义的山水审美阶段。
爱好林数、纵情山水成为时人风尚，“穷诸名山，泛沧海“,“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大诗人谢灵运无论在朝在野，都肆意邀游。寻山陟岭，必造南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
与纵情于名山大川的谢灵运不同，阿渊明则以寂静清澈的心境，无为自得地欣赏自然山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这种蓄涵的情怀，使他为后世中国人包造了一个遁世避俗的“世外桃源”。
在审美理论方面，左思在《招隐诗》中第一次指出了自然山水的审美价值：“非必有丝竹，山水有清音。”王羲之等人兰亭诗会“虽无丝竹管弦之盛“ ，却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荡之中深感“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到唐宋时代，中国人的山水审美活动达到高峰。李白“一生好人名山游”的诗句几乎成了洋溢着时代精神特征的响亮口号。从王维、李白、柳宗元到苏东坡、王安石和黄庭坚，无不穷尽名山，浪迹天涯，完全摆脱了前代人那种“以玄对山水“国的羁绊，转而以形写神，直抒胸臆，表现出热情奔放、欢快激荡的审美风格。
才华横溢的山水田园诗派魁首王维一生并没有过漫游名山大川的经历，他常常以一种超旷空灵的心境去体昧自然山水之美。在他的审美视觉中，自然界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幽静、和谐、空远、飘逸。
从对山水审美的焦聚点来看，西方人偏重于对山水外在的光泽美、线条美、色彩美、声音美等外态美的欣赏。中国人则注重山水景观所蕴含或透射出的人文价值与人文精神。如果有名人贤士留下的足迹或题赠的辞赋，即使某山某水平庸无奇，也会成为热点景观而令游人接踵摩肩，竞相登临。
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培育了不同的审美精神。西方的山水审美偏重于从真的角度去欣赏景观的形态，常常使审美主体摆脱种种精神欲念的束缚，完全浸沉在由山水自然美所激发的精神愉悦中，但同时也容易忽略更细致入微地享受主体精神与山水景观内在韵律之间统一和谐的丰富神韵。
中国人的山水市美偏重于从善的角度去领悟山水景观的意蕴，常常使审美主体超越单纯的感官性的享受和生理性的愉悦，而将人的精神融合于山水美之中，达到物我相道的美妙境界。但这种审美观又往往容易用类似“比德”说之类的理性眼光，遮蒙山水景观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形式美感。
应当公正地讲，中西两种不同的山水审美观各有长短，各有利弊。作为现代人，我们既应当从真的角度去观赏绚丽多姿的山水美景，亦应当从善的角度去领略自然山水的内在神韵，从而由真与善的和谐统-最终进人美的境界。以上就是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旅游文化知识。
参考资料：《旅游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