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1日起，打卡批注王荣生教授《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12月第1版）今日阅读批注第67-69页，原文1829字，批注650字，共计2479字。
但此后有波折。1958年，“汉语”、“文学”分科中止，理由之一是认为“学生所获得的社会生活知识和所受到的品德影响两方面，都有极大的偏向”，“显然是脱离国家需要脱离学生实际的，是非政治倾向的表现”[张毕来，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厚古薄今倾向//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194-195]【教育的问题，或者说教育对于人们精神态度价值观发生影响的主要是在语文、政治和历史三科，核心是语文学科，是人们如何认识和看待语言，如何使用和交流语言。】。“语文”再度合科之后，选文多是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教学的倾向则一律是“偏重思想政治教育，忽视语文知识教学”。接着又是反拨。【语文教育的政策和导向变化受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波动影响。凡是语文教学总体发生大的变动时期，在社会环境中总能找到相应的影响点。】1959年，中央召开“二月会议”，批判了“大跃进”的浮夸，重提语文教学要落实和加强基础知识。【语文教学的总体方向和政治形势的大环境总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是其他学科所不具有的特点。】教育部党组随即向中央提出《关于提高中小学语文教育质量的报告》，提出了“在语文教学中注意字、词、句、段、篇结构入手分析课文，边讲解语言文字，边分析思想内容，力求在教学中把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统一起来，克服单纯分析思想内容的缺点”的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一条鞭”法[张鸿苓等，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15-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大讨论。1959年6月，《文汇报》刊发了育才中学刘培坤老师的《“文”与“道”——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之我见》，并加“编者按”如下：“随着党的教育方针的深入贯彻，目前很多学校正在采取措施改进语文教学。但由于教师们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在看法上不尽致，因而工作上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本报决定就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问题展开讨论。”刘文认为，语文教学的任务本来就是“通过语言文学的教养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教学生‘学会了文’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学通了道’”是自然的结果”，“语文教学必须兼取其文，而且以取文为前提。”【和现在的以文本为出发点并无差别。】[刘培坤，“文”与“道”：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之我见//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208-212]1960年，在中宣部领导下，教育部召开“十年制学校新教材研究会”会议纪要》指出：“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教育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既不应该为语文而语文，把语文课技术化，忽视政治，也不应该对政治的理解隘化，把语文课变成政治理论课或时事政策课，而忽视了培养读写能力的任务。”【六十年前的话，今天再看仍像是报纸上发生的事情。只不过讲时事政策的少了，讲情感教育、“学生素养”的多了。语文教学好像每隔一段都会有其他东西在和其根本的东西进行撕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论战和六十年前的文道之争差别在哪里呢？实在看不出什么差别，只是换了一个词语而已。】[张鸿苓等，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15-16.]1961年，继“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问题的讨论”后，《文汇报》又展开了“怎样教好语文课”的讨论，1961年12月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社论指出:“两次讨论的问题，都是从语文教学实践中提出来的，反映出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反映出语文教学的质量正在不断提高。经过讨论，意见逐步趋于一致。【很要紧】”“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应当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和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和感染，培养学生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这个结论一直影响到现在。】“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和讨论，大家在亲身经历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提高。”[文汇报，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236-241.]1962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林砺儒发表文章，陈述“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关系，并表示“每课的教学目的，不能千篇一律”【突出选文特色和课程的梯度变化。不能每一节课都是同一个上课模板，同一套流程和话语方式，因根据不同的选文创造更适合选文特点的方式来设计教学环节，组织教学活动。】[林砺儒，语文教师是经师，也是人师//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277.]。此后，时任江苏教育厅厅长的吴天石[吴天石，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279-280.]发表了“常州会议讲话”，提出“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上海市有教师也把语文教学内容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些东西在现在的语文课堂好像突然都消失了，都不讲了，问其何故？考试不考了。问题是，考试不考了，学生就不学了了吗？王教授说的语文教学改革不能发生震荡式变化，说的真是太对了。不能风向一变，把之前的东西全部否定掉。我们在否定之前需要经过一番的辨析，没有价值的果断舍弃，有价值的要综合把握。现在的学生在写作上经常出现难以忍受的语法错误，这和学生没有经受系统的语法训练有很大的关系。】还提出了加强语文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吕叔湘、张志公等也纷纷撰文，重申语文学习的“技能”性质。这些，都反映在了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该大纲的第一部分是“语文的重要性和语文教学的目的”，讲述“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提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之后，有三段论述，强调了“要加强识字写字、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基本训练。基本训练要通过多读多写来完成”【这样的知识不管什么时候都不会发生改变，这就是语文的核心知识层。】；用相当的篇幅论证了“在语文教学中‘道’和‘文’不可分割的道理”。说明：灰色字体为原书注释。
李利：2.2.2特殊历史时期政治运动的回响②（《语文科课程论基础》读书批注第69-71页||第314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