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自认为学过经济学，在回归分析上卓有成就，却又无法解释一些基础现象时，
那么，你需要读一读《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如果在读过之后发现只记得一些概念时，
记得再读一遍。
更重要的是，创建思考——一个我们似乎遗忘的技能。
坎蒂隆效应
见：怎样跟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迅速打开话题？
你只需说一句，XXX价格比以前贵多了。
大爷大娘们会立即赞同你，然后滔滔不绝地讲授自己的过去。
物价确实在不断上涨，还有一个专有名词——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的持续增长，但这个过程不会很快完成。
现实生活中新增的货币通过某个出口逐渐流向社会，这个流动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货币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不均匀的，这时它对人们的决策和行动就会产生影响。
这种货币要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在整个社会里摊匀的现象被称为坎蒂隆效应（Cantillon Effect）。
一家餐厅的生意最近越来越好，客人也越来越多，人们来了之后越来越愿意花钱。
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家餐厅的饭菜可口、服务好，把顾客从别的店吸引过来，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了更高的相对优势；
另一种可能是政府多发了货币，整个社会都变得有钱了。
店主难以判断，这两种可能中到底哪一种起了作用，但这又会直接影响下一步的决策。
感：经济学有时候会让人很失望，让原本盲目的自信，变成理性的悲观。
耗尽心思的分析，可能不过是白费力气。
店主很无奈，是自己的相对优势增加了？还是物价的普遍上涨了？
经济学中很少能看到直接的因果关系，大多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结果。
同样是动态变化，有的变化如同流水一样，瞬间完成。比如一条关键消息对股价的影响；
有的却像是蜂蜜一样粘稠地流动。比如新增的货币。
思：在投资市场，我们很容易陷入误区，是自己的投资能力增加了？还是资本市场本身在活跃？
但我们愿意天真地相信是前者。
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所有的投资板块都在活跃，只是自己选择的资本在增值。
然而事实更可能是，资本已经被投放在所有领域，只是需要时间来摊匀。
当我们开始盲目自信时，灾难便不远了。
在写作上，我们是不是也如此呢？
自己的文章被点赞、被好评，真的是自己的写作能力很高了吗？
或许只是因为读你文章的人都跟你有着相似的观点认同。
或者是你之前的一篇文章被贴上了“好文”的标签，以后的反馈不过是读者的一种习惯性延续。
行：事物处在不断变化中，无疑需要动态看待。
但同样是动态，也要区分不同的流动性，有的需要尽快做出决策反应，而有的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寻找因果联系往往会陷入误区，因为我们会接受那个自己喜欢的解释，而放弃关注其他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正在阴暗的角落里注视着你。
凯恩斯学派
见：在投资中，我们经常被告诫关注经济周期。
然而即便是聪明人，看法也不尽相同。，对经济周期的主张也完全不同。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社会的总需求降低、总消费下降，对就业、产量和价格这三者的影响不是对等的。
由于每当出现需求不足的冲击时，价格的调整总是迟钝和缓慢的，因此真正受到冲击的是就业和产量，这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如同滴在水中的墨汁一样，扩散的速度是不平均。
由于价格反应迟缓，市场没办法自行调整，政府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因此，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是，政府应该逆经济周期而行。人们都在消费时政府就少采取动作；
人们都不消费时，政府就应该积极消费和生产。
而政府消费只能通过收税和借债实现。
感：看起来凯恩斯学派不相信市场的调节功能，但实际上，凯恩斯深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
只有社会回到正常，就应该减少干预。政府应该像一个家长，只在孩子出现问题时加以管教，平时还是应该让其自由生长。
然而如同每个家长一样，一旦开始管教孩子，便容易一发不可收拾。
同时，往往因为一种政策有效果，便会产生惯性。
思：我们很多时候会享受上瘾的感觉。
本来吃药是为了抵抗已经产生的疾病，但我们往往太喜欢健康的感觉了，以至于身体出现些许不适，就会吃药应对，甚至在没有症状时就吃药预防。流感刚开始出现，货架的板蓝根就被一扫而空。
曾经有位养花的朋友告诉我，90%的花都是因过度浇水而死。
当看到盆栽土壤干涸，枝叶发黄时，便相信是缺水所致，却全然忽视了植物自身的调节。
行：看到周期性的规律变化，不要盲目去改变规律来适应自己，而需要先去发现规律的作用点，在恰当的时机加以干预。
监管和干预很容易产生惯性，反而让事物变得更糟。
无为有时也是一种善待。
所谓宏观经济学
见：经济学不同的学派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以及政府的影响，都有不同的理论。
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学科，为何像文学艺术一样，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呢？
主要由于四个原因：
1.宏观经济涉及的变量太多，而我们研究的数量又是有限的。
这样我们就无法厘清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经济现象。
这就像我们解方程式，变量数比方程数多，这个方程组就解不出来。
2.在于宏观变量本身是一些加总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未必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3.是人会形成预期，会产生对策。
在这些不可预测的知识和信息的影响下，人的行为也会变得不可预测，这当然就增加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难度。
4.人类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应付不确定性。
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冲击，当他们发现用精准的数学根本无力招架、无法应对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诉诸直觉、比喻、经验、自信以及勇气。
感：即便是聪明人，也难以达成一致。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只能通过管中窥豹，而见微知著。但这些变量复杂又不完备，其中的相互作用也难以层层剥离，进而导致自己的理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圆其说，便算是比较成功了。
这有点像科学家面对浩瀚的宇宙，我们无法看到宇宙的过去和边际，只能通过一个个可以获取的参数，进行演算、预测。通过背景微波辐射，进而诞生了大爆炸理论；通过引力的计算，推知出了暗物质。
思：然而在天体物理领域，却没有众多的学派。
宏观经济学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人们的预期，这使得宏观经济学获取的变量本身，可能就不准确。
如果政府想调查一下人们对于收税的意见，在调查的过程中，人们便会产生加税的预期，从而减少消费。
就像是“薛定谔的猫”，我们无法从外部有效探知，但我们打开盒子后看到的，已经不是那个复杂叠加的状态了。
行：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很难全面而具体，认知的局限性也会限制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经济学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既有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关系变量，又有人们基于预期的应对方式。这样基于过去的数据很难对未来形成参考，而且一旦未来的预测被公布出来，预测本身就不准确了。
如同当我们看到未来时，未来就已经改变了。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无比沮丧，但其系统科学的思考方式值得我们去学习。
阿罗不可能定律
见：在会议上，我们喋喋不休地争论，最后大家决定投票选举吧。
选举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它真的靠谱吗？
“大多数人的意愿”，听起来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经济学中的阿罗不可能定律告诉我们，它可能并非如此。
阿罗不可能定律，是指在人们有多种不同选择的情况下，选举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意愿。
比如单位里有三个人选择去公司年会的地方，这三个地方分别是夏威夷、芝加哥和华盛顿。
这三个城市在三个人心目中的排序分别是：
第一个人觉得夏威夷比芝加哥好，芝加哥又比华盛顿好；
第二个人觉得华盛顿比夏威夷好，夏威夷比芝加哥好；
第三个人觉得芝加哥比华盛顿好，华盛顿又比夏威夷好。
如果我们组织一次选举，让这三位选民在夏威夷和芝加哥之间做出选择，第一位和第二位候选人喜欢夏威夷多于芝加哥，那么根据他们的偏好，夏威夷得两票，芝加哥得一票，夏威夷获胜。
同样，如果在芝加哥和华盛顿之间做选择，那么芝加哥会获胜。
如果在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间做选择，这时华盛顿会获胜。
到底哪个城市获胜，完全取决于这些选举是怎么组织的。
感：在特定的情况下，要选择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意愿的那个选项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问法就决定了不同的答案，大多数人的意愿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投票召集人设计了怎么问别人，设计了选举方案和选举选项，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选举的结果暗中定下来了。
这就像是主动误导可以操作结果一样。
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大多数人认为鸭子中只有唐老鸭才有两条腿。
因为我们这样设计问题：什么老鼠两条腿？（米老鼠）
什么鸭子两条腿？（唐老鸭）
思：如果仅仅是人的主动误导，或许还不算太坏。毕竟猜透别人心思并不容易。
然而大数据的到来让一切变了。
经过大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到每个个体的偏好，并根据利益最大化人设计问题。
比如大数据平台希望价格最贵的夏威夷获胜，便只提供了芝加哥和夏威夷两个备选。
然而每个都以为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决策，而且通过民主程序完成。
但我们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被操控了。
行：民主是个好的工具，但如果流程上不清晰，很容易被暗中操作。
会议中要避免流程的设计倾向，这样的结果才可能被清晰反应出来。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了便利，总会有正面和负面的争论，但关键在于使用数据背后的人。
民主决策VS市场决策
见：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这两种公共决策机制，一种是数钞票，认钱多少。
另一种是数选票，认人多寡。
这两种机制有区别吗？
卡普兰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们在做任何决策时，都要同时考虑候选方案给自己带来的功能上的好处，以及面子上的好处。
我们买一辆车，是买10万的还是500万的呢？
虽然500万的跑车会很有面子，但我们实际决策中会考虑付出的代价。
那么，在人们做政治选择时，也会考虑两个因素：第一是功能上的好处，第二是面子上的好处。
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像在市场里那样，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财务责任。
结果是，在政治选举中，人们会不惜代价地纵容自己在面子上的偏好。
是否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是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感：这种观点把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放在了一个维度下比较。
然而我们在民主决策中已经习惯了单维度思考。总会在追求更大的个人利益，而无需考虑群体付出的成本。
有人提议，限制火车票票价浮动，你是否同意？
从面子上来说当然要同意，说明我们维护了农民工利益，限制了垄断企业的权利，说明我们有责任感。
然而当我们来到火车站时，看到已售罄的车票时，我们也会积极的寻找黄牛，甚至为买到高价票而庆幸。
思：古斯塔夫.勒庞写过一本《乌合之众》，看起来十分过瘾，批判了大众群体的不理性行为。
里面观点有些偏激，却不知原因，为何大众行为会呈现不理性？
用卡普兰的观点来看，便是因为人们在不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责时，便会理性地选择不理性。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疯狂而惨烈，便是如此。每个人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不理性的光环便开始蔓延。
行：自己点菜时，一般会选择便宜的；而大家一起点餐时，每个人都倾向于点贵的菜，于是聚餐的总成本便上去了。
点餐不适合使用民主政策，专治反而更适合。
要鉴别民主适用的范围，滥用民主则会理性地导致非理性。
戴雷科特定律
见：政府承担着财富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能够把社会中有钱人的收入征收一部分，给社会中最穷的人使用。
政府的劫富济贫政策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吗？
还真不一定。
但戴雷科特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观点。
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时，真正得益的并不是一个社会中最穷的人，而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
中间的人得益了，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这个社会中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最穷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替自己说话。
而社会当中最有钱的人，他们不屑于为自己说话。
而社会中处于中等收入的阶层，他们有很大的积极性，为自己办事。
结果是社会上最富和最穷的人，共同补贴了社会上的中产阶级。
这就是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比如好的大学，会向成绩好但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是那些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得益。
最穷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相应的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怎么考都考不上那些好的大学。
感：通过经济学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
本想通过劫富济贫的方式实现财富再分配时候的均衡，结果并没有如愿。
有的高速公路虽然免费了，但在修建的过程中，纳税人都出了钱，而最终得益的是拥有私家车，且经常开车上班出行的中产阶级。
穷人不拥有私家车，而富人不在乎是否免费。
财富直接通过这种方式被转移了过去。
思：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推广戴雷科特定律。
城市地铁里或街道上乞讨的人群，其实也算是中产阶级。
乞讨也是要有一定的资源的，至少要先有一根粉笔，一个大功率音响，一个搪瓷杯子，一张地铁卡或者一个带轮的木板车。
而真正的赤贫者一定很难集齐这些东西再乞讨，甚至很难进入到大都市里。
我们善良的施舍行为并没有帮助赤贫者，而是流入了中产阶级的口袋里。
行：我们总会天真的认为，好的举措定会带来好的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细节。
只有用显微镜来观察，才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自己的处境决定了视角，我们大多数处在中产阶级，对收入的再分配的利好必然欢欣鼓舞，而忽略了真正需要它们的人。
跳出自己的框架，才能看到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