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李鸿章卒于北京。两个月后，梁启超写毕《李鸿章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全传，在一百年后看来，梁启超卓越的见识与历史批评眼光，使得这本书仍旧是李鸿章传记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书中流露着对李鸿章无限惋惜之情，这种惋惜之情，可以从梁启超的挽联看出：“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动，归辽神鹤竟何之。”如果不是卷入刀光剑影、血迹四溅的政治漩涡，或许此二位晚清豪杰，可以促膝而坐，对饮论道。然而时事艰辛，复杂难断，历史总残酷胜过温情。李鸿章与梁启超固能英雄相惜，但政见之别，不免于兵戎相见，由此便引发出了一段梁启超密谋刺杀李鸿章的历史插曲。
（一）康有为、梁启超的勤王计划
1898年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流亡海外，之后一年多时间里，慈禧太后严令下，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维新人士，维新势力陷入低谷，维新力量的重心也由国内转向海外。1899年7月，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且保皇党人一直向国内渗透，使清廷倍感压力巨大。清庭一方面两度以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赏金，悬赏捕杀康有为与梁启超，另一方面积极谋划废黜光绪皇帝，使保皇党人失去支柱。
1900年1月24日，慈禧宣布废光绪立溥儁为皇储，然而这次的废立因遭到以刘坤一为首的大臣的反对，加上列强的不支持，最终宣告失败。然而保皇党人却感到危机四伏，毕竟光绪皇帝之命悬于慈禧太后之手，所以毅然计划起兵勤王。首先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指挥国内勤王起兵，按保皇会的设想，起兵勤王主要在三个方向：长江、广西、广东。长江起义，主要负责人是唐才常及其自立军，但是由于唐才常摇摆于保皇党人与革命党人之间，甚至他设想两广起兵由保皇会与兴中会共同发动，这个计划遭到康有为的否决，因为唐才常立场不坚定，所以康有为虽然不得不倚重唐才常，但他真正想大展身手的，却是在两广。在广西方面，康有为最为重视，其中南关游勇头目陈翼亭是康有为极为器重之人，康有为准备在举兵之后，委以陈翼亭勤王军主帅重任，集合广西保皇党人及游勇，攻桂林，取湘鄂，特别是1900年5月，唐景崧派人主动与康有为联系，唐景崧原先在康有为协助下在桂北办团练，已经拥有多个根据地。在广东方面，康有为派梁炳光等人到新安、东莞一带办团练，联络各地会党与绿林豪杰，虽然保皇会在广东积极谋划，但是广东的保皇会势力却不容乐观，梁启超信中提到：“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整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艰望前途之大进步。”康有为与梁启超之所以非常重视广东举事，似乎还是一个原因，就是康梁均为广东人。
（二）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
正当康有为与梁启超正密谋在广西与广东发动起义时，李鸿章接任了两广总督。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搜捕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党人，当时有传言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往来于沿海一带，在李鸿章就任两广总督之前，清政府就严令海疆各都抚缉拿康梁了。
李鸿章对康有为与梁启超实抱有同情的态度。根据李鸿章侄婿孙仲屿的《日益斋日记》记，李鸿章在北京时，常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有人告慈禧太后，太后召李鸿章，李鸿章对：“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李鸿章到任不久，即2月11日，清廷下令李鸿章将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广东祖坟铲平，但李鸿章接到朝廷命令后，却迟迟不肯行动，到了3月27日，李鸿章上奏朝廷，称“虑激则生变，平坟似宜稍缓”。
李鸿章到广东后，为了向朝廷交差，捕拿了多名保皇党人的亲属，而李鸿章手下大将刘学询则更加保皇党人深恶痛绝之人，刘学询是保皇党人的死对头，并且与康有为在多年前便有结下怨仇。当时保皇党人为了谋划两广起义，在港澳之间频频活动，刘学询为清除保皇党人势力四处查堵，给保皇党人施加了巨大压力。对于李鸿章的才干，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所以倍感李鸿章不除去，对两广起义将有着巨大的困难。所以，一个刺杀李鸿章及其帮凶刘学询的想法，在康、梁的脑海中逐渐形成。
（三）密谋刺杀李鸿章与刘学询
对于刺杀李鸿章与刘学询，梁启超的态度最为强硬。在梁启超的书信中，称李鸿章为“肥贼”，称刘学询为“刘豚”。梁启超希望沈荩能帮助完成这件事，当时沈荩已决定往北京刺杀慈禧太后，梁启超说道：“肥贼、刘豚为我辈无限阻力，能并图之最善也。即失之于北，亦当取之于南。”言下之意，是说沈荩如果刺杀不成慈禧太后，也可以在南方刺杀李鸿章与刘学询。
但是梁启超把刺杀的希望是寄托在保皇会的澳门总局。有关刺客的人选，梁启超认为以巨额赏金招募刺客，“此事既为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重赏之下未必无勇夫，不宜惜此区区也。”梁启超认为除去李鸿章与刘学询，是关系到保皇党人在两广的勤王事业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梁启超多次发函致澳门总局，指出“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此二人在他日阻力未有已也”。
但在刺杀两人的次序上，梁启超明显地偏向先刺杀刘学询。这是因为刘学询在捕捉保皇党方面，比李鸿章要积极得多，而且此人一直是保皇党人的死对头，梁启超同时也认为刘学询足智多谋，他说刘学询“富而多谋，今以全力图我，阻力之大过于荣（禄），不可不先图之”，又说“豚子不除，我辈终无着手之地。”而对于李鸿章，一方面梁启超对李鸿章有所好感，另一方面，李鸿章也有同情保皇党的一面，但是梁启超认为李鸿章不可能背叛慈禧太后的清廷，为了达到勤王目的，李鸿章只要还在广东，这块绊脚石就要清除。
（四）刺杀刘学询
刺杀李鸿章与刘学询一事，具体承办之人为澳门总局的陈士廉与麦孟华，然而却迟迟没有动手。梁启超对此极其不满，指责澳门总局“何以数月以来，无一毫动静”，并指示不惜赏金，招募可用之人，以完成刺杀任务。
澳门总局在梁启超的催促下，也积极寻找各种机会以刺杀李鸿章与刘学询，根据梁启超的指示，先行刺杀刘学询。终于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00年4月24日，刘学询从澳门返回广东，刚到广东口岸，保皇党的刺客已经得到情报，守候多时，见刘学询则登岸，突然拔出手枪，照准刘学询的胸口开了枪，刘学询当场血流不止，送往西医就诊。刘学询也算是大难不死，因为衣服穿得较多，子弹打得不算太深，没有构成致命伤，但也足以使其胆战心惊了。
这次刺杀虽然布置得很周密，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完成除掉刘学询的目的。即使如此，保皇党人总算给海外支持者一个交待，在此之前，保皇党人花费了许多金钱在招寻侠士上，但一事无成，此次刺杀虽未成功，但毕竟离成功是很接近了，也使其支持者看到了希望，正如保皇党人陈国镛所言：“此正我保皇发韧之先声，亦不得谓无敢死之士。虽未能致之死地，庶足以寒奸贼之胆，壮我民之气也。”
（五）事件之变化与刺杀李鸿章计划的暂停
保皇党人刺杀刘学询之后，保皇党的勤王计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0年5月底，由于唐景崧主动与康有为联系广西事宜，加上康有为在日本购买军械的事情也有重大进展，康有为改变了原先两广起事的战略，转向全力在广西发动起义：“一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一以全饷购械，成西事。但得五千洋枪队，数万附从人，大事成矣。”
康有为转向广西的战略，使得广东起事暂且搁置下来，虽然在这个时候，梁启超仍然希望澳门总局能设法除掉李鸿章，但是刺杀李鸿章的计划实际上是暂停了。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列强宣战，庚子事变爆发，7月17日，李鸿章离开广东北上。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对这个特殊时期的李鸿章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李鸿章上策是宣布两广独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但梁启超也指出，拥两广而独立，“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日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作为政敌，梁启超可谓算是非常了解李鸿章了。
再补述一下康有为、梁启超的勤王运动的结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勤王运动历时一年多，声势浩大，最后草草收尾，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决策人的康有为举旗不定，此公学问虽厚，但论到谈兵作战，运筹帷幄，则非其所长；再者保皇党的组织上漏洞百出，自顾不暇。外部原因方面，唐才常汉口自立军起义失败，使保皇党人失去一大凭借；革命党人的惠州起义的失败，使得清廷加大清剿力度，使保皇党人受到牵连；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为了自身利益，限制保皇党人在港、新加坡等活动，总而言之，勤王运动最后不了了之。
（六）评梁启超的《李鸿章传》
梁启超作为庚子年间刺杀李鸿章计划的主要策划人，在次年李鸿章去世后二月写成的《李鸿章传》，对李鸿章生平做了总结与评价，既有批评，也有惋惜，但全文基调还是持肯定的方面多些。梁启超这种史学家及政治家所应有的风范，真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梁启超的评价，很少站在个人好恶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一个时代，对李鸿章进行同情的理解，他的批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也不为过：“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的大势，不知政治的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
所以此书，乃是一个英雄眼中的另一个英雄的形象，殆可用梁启超这三句来总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三句话扩展开来：“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些评价，可谓是入木三分，梁氏此一言，或可抵他人一册李鸿章传。
做为一个曾欲置李鸿章于死地的人，梁启超在李鸿章写后写道：“乃今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谈及李鸿章的生活时，梁启超也不无敬意：“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梁启超还举出李鸿章身上最大的缺点与优点：“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另此书作传，形式不拘，尤其末章将李鸿章与古今中外人物作一对比，最耐人寻味。笔法上纵横恣肆，变化多端，气象宏大却又惜墨如金。全书仅百余页，然读之觉其涵摄量，似乎是五百页之著述，随处可举精妙评论，于今犹然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