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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时节，天气已有几分凉意，傍晚时分，秋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夜，清晨起来，只见大街小巷、沟壑池旁落满了杨树、梧桐树等黄的、红的树叶。冷飕飕的北风漫卷着树叶，打着旋飘落在地面上一堆又一堆，给人一凄凉的感觉。环卫工人忙着打扫卫生，收集落叶，可这么多的树叶，已经成为工人们繁重的劳动负担。 这不由得想起小时候，与母亲一起扫树叶的一段往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春地几乎都种地瓜，就是部分麦田耪茬也种地瓜，很少种植谷物。 那个年代，粮食短缺，粮食少自然柴草就少，再加上种植单一，大面积种植地瓜，地瓜蔓又是牛啊，猪啊的好饲料。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家家侍弄地瓜，地瓜蔓被统一集中到生产队喂牲畜。所以烧柴紧缺成为庄稼人的一大忧虑。 那时候，我记得母亲会把地瓜干做成各式各样的食品，最让我愿意吃的还是母亲摊的煎饼，煎饼凉可以吃，热也可以吃，更好吃的是卷上菜有包子的味道，卷上大葱，再摸上点甜酱那就更好吃了。 摊煎饼需要烧树叶或柴草，那烧柴的来源自然就全依靠母亲操弄。我大点后，懂得母亲的辛苦，自然成为母亲拾柴的小助手。 春天，母亲她颠着小脚，背着柴筐抱着扫帚跑遍沟头涯岭清扫树叶枯草；夏天背着粪筐，拿着镰刀割草不停，然后晒干储藏起来当柴烧；麦收后，每当星期天，我会跟着母亲，拿上锄、扁担和绳索，到村里生产队割麦子后的地里耪麦茬，不一会儿就会耪一大捆。 有时候，生产队怕影响社员干活，会下令不准私自耪麦茬，会在麦收结束后统一分配到各家各户。好在我和母亲都不算劳力，有时被生产队长碰上，被训斥一番也就自然放过我们。为了遮人眼目，母亲会跟我傍晚出发，利用晚上时间拾麦茬，眼看着月亮渐渐升起来了，担惊受怕的我们，会把麦茬捆好，穿上扁担，和母亲一前一后抬着，深一脚浅一脚，晃晃悠悠赶回家。
天有多黑路有多母亲是那落叶知多少的晴雨表，清晨不管滑，总是冒着严寒拖着耙子去搂落叶。就这样，她每天不停的跑，埋头辛劳，烧饭摊煎饼的柴草别人家紧缺的不得了，而我家园子里新的压陈的，陈的接着新的，柴垛一个连着一个。 光阴荏苒，时代更迭。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煤气灶、电磁炉之类的也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柴禾，这当年的“宝贝”，在乡亲们眼里也渐渐淡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的农活，有许多靠肩挑人抬小车推，推土挑水推肥推庄稼，有多少人被压弯了腰，那时候农村驼背的人比比皆是。 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到80斤，看似柔弱的母亲，却有着一副压不垮的腰板。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母亲不知道用坏了多少根扁担、筐与水桶，而母亲的腰板却一直挺着。 母亲知道自己一旦倒下，会是怎样的后果，母亲常说:人都是病死的，没有累死的。因为父亲教书常年不在家…… 母亲咬紧牙关撑起这个家。 在我的记忆中，最令人恐惧的农活之一，是从村西的渠道里挑水抗旱。 那时候种花生，种玉米，栽地瓜，全部要靠人工挑水。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母亲挽起裤子赤着脚，一次次走进冰凉的渠水，在陡峭、湿滑的坡道上，弓着腰，挑着两个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水桶，一趟又一趟，在水渠和坑坑洼洼的庄稼地里来回奔波。 后来，渐渐长大的我，也加入到挑水抗旱的行列，才体会到那是怎样的一种苦不堪言：一根担杖挑着两个装满水的桶，在高洼不平，又湿又滑的坡路上，上上下下，步步惊心。 上坡时，必须保持身体与担杖的平衡，脚要稳，脚趾头必须像钉子一样扒在湿滑的坡道上，稍微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桶摔倒……
有时候，我不自觉的在遐想: 秋雨过后，浮云飘散 夕阳红，鸟兽散 人的一生就如四季 十八岁以前犹如人生的春天，是个播种的季节。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就像人生的夏季，是个开花结果的季节。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便是人生的秋季，是个收获的季节。四十五以后就是人生的冬季，智慧如雪，是个生命厚积薄发的季节。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快乐和幸福。 在人生这条路上，只有奋斗才能带给自己安全感。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不要太在乎身旁的一些耳语，未来属于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不管有多难，无论有多远，别忘了自己答应要做的事情。 而母亲她们这一代人也会这么想吗？我一直不理解。而今父母都不在了，我才真正明白:当父母这把伞不在时，你会责无旁代地撑起这把伞，成为儿女遮风挡雨的地方，你已经没有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只是个概念 每个人的成长道路都离不开母亲的教导。印象中，只上过妇女识字班的母亲，并不曾辅导我做功课，自然也没有“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场面。但是，母亲却用最质朴的语言和行为教导我完成了各项“人生作业”。 上小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课本，没有作业，但母亲也照样教导我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没有课本，老师教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寓公移山》。我照样该背诵就背诵，该书写便书写。我肯定，我的语文功底还是在小学打牢的。 母亲认真而勤劳的身影始终在我脑海盘旋，她以身示范，让我懂得了节俭、拼搏、善良、感恩与奉献。
除了无声的教导，母亲也有严厉的一面。小时候的我偶尔犯错，母亲也曾拿笤帚满大街的追打，也曾无情的罚我跪在地上反省。在母亲的教导中，我明白有些事不该做就坚决不能做，母亲犹如黑夜里的一座灯塔，在我迷失方向的时候引导我找到停靠的港湾。 记得七七年第一次中考失利，我失落到了极点，整日沉浸在失落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母亲反而没有给予我过多的关注，甚至也没有过多的安慰和鼓励，仅仅是在刻意的“偶遇”时，试探性的“随口”说些简短而暖心的话语。母亲无声的陪伴给了我巨大的动力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我选择了当民办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与学生比着学，学会了与自己握手言和，向未来前行。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在母亲变老、渴望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把母亲接到了寿光教师新村我刚刚分到的新房里。"衔草莫辞劳，啄泥不畏苦。只为雏儿有虫吃，又可无忧宿。辛酸为哪般？昼夜勤呵护。羽翼丰盈冲天时，莫忘归巢路。"我不记得写这首词的人，但我明白这是对母亲们的最好诠释。 母亲年轻时长得俊俏，肤色白，身材好，又有好衣服穿戴，所以亲戚朋友无论谁家嫁闺女娶媳妇，都会来请母亲去当娶亲或送亲的陪客，他们看中的是母亲懂礼节识大体，办事大方，让人挑不出理儿。凡是求到门上的，好说话的母亲全都应允。有时候我不理解，母亲便解释说，做人要学会帮助别人，这样人家才会帮助你。
母亲的针线活也做得非常漂亮，听自已姑姑说过，母亲做的小孩帽子引起的轰动曾经超过了一台戏！这话可能有些夸张，这样的语言出自姑姑的嘴，那敢情是妈做的针线的确达到了最高水平吧！姑说：那年，有家人家过喜事，请了个名气不小的戏班子来唱戏。这样的机会难得，对农村里的人来说简直和过年一样，三乡五村人们不知怎么听说村里演戏，从十里八里外赶来，早早就聚集到场院里早已搭好的戏台前等着看热闹，说不上人山人海吧，也和赶集上庙会差不多。母亲领着两个姐姐也来了，头上戴着妈自己做的软缎绣花帽子，那式样那颜色连同做工都是这闭塞的村庄没有人见过的。这两个小闺女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人们纷纷围上前来，欣赏着小姐俩头上戴的帽子，摸着看着，惊讶的问着帽子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母亲一一回答着众人的询问，当知道这漂亮的帽子出自母亲自已的手时，啧啧声一片。一拨围观的人散去了，又马上围拢上来一拨，台上的锣鼓家伙响了起来，围观的人们还是不肯散去。人们说这俩小闺女儿和她们的行头，算是把台上的戏都比下去了，比戏台上的花旦还耐看！ 母亲没有高调的育儿理论，对待我们的方式简单粗劣且适用，但有时直抵内心，甚至受用终身。洗脸水她调得很烫，但她说刚刚好，要不然洗不干净。她站在我侧面，左手握住我后脑勺，右手用毛巾使劲擦我的脸。母亲式的洗脸至今记忆犹新，因为每洗一次必是哇哇哭一回。 冬天脚后跟长了冻疮，用桑树根剥下的皮煎水烫洗，不花一分钱，也没神效，但心里蕴藉着温暖，便是疗效。 借人家钱物，妈妈时常嘴里叨叨已经还了谁的还欠谁多少，我们也一清二楚。
我这样想过，孝顺，就是对父母好好说话。 因此，我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理解他们的不安，安抚他们的焦虑。 我知道与父母说话不要抱怨，不要意气用事给父母添堵，要心平气和，言语上多些体贴与感恩。因为在意，你的话语有力量；因为关心，你的语气有意义。好好说话，冷静但不冷漠，坚定但不坚硬。 幸福的家庭，需要好好对待爱你与你爱的人，因为有爱，每句话要好好说。 我常想，母亲是怎样从一个单纯少女成长为一个坚强并有生活智慧的母亲的？她一定不是生来就不怕吃苦和有这么多的心智，在娘家做闺女时肯定不需要这么劳累。外婆最心疼我母亲，她常说以为母亲嫁得好，其实数她最命苦。外婆常常把舅舅们孝敬给她的东西送给我们家，在我家住几天，帮衬母亲。她常说：你们几个会有出息的，你们的母亲会享到福的。
后来我逐渐懂得，外婆的心里有隐忧：她的大女儿就是在二十六岁壮年时病逝的(这也是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的，小时候我们只知道有三个舅舅，母亲是外婆家的娇娇女)。每一个妈妈的身上都背着几身儿女债，那就是孩子们的平安健康幸福。 生活如此多艰，极少见母亲埋怨，多是如何计算着、规划着过日子。眼见着钱用光了，她好像能变戏法似的又拿出几张钞票来；油瓶见底了，但菜里总能看到油星。母亲的这种隐忍与坚强、绝处求生的生活韧劲好像默默地影响了我，任何艰难的时候我总觉得都不是最后时刻。再难，前面总会有转机出现。她常跟我们说：我们的身边有贵人。这些贵人大部分是母亲的长辈，在我家最难的时候踏进我家，无须多言，给我们带来转机和希望。 现如今，无需母亲再拾麦茬，再为油盐酱醋柴操劳。无需再去迈动裹着的小脚打扫树叶。但大自然的法则，不允许我们无限期的母子相依，这就是命。历史的长河会绵绵流长，优良的家风也会万古流芳，但我们与父母已阴阳两隔。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